莫忘国耻 --- 毛 文 革 （下）

美术学院的音乐：阳春白雪（1975-1976）

1975年秋，母亲所在的美术研究所从美院分离出来，与音乐学院的音乐研究所、舞蹈学院的舞蹈研究所、戏剧学院的戏剧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一起，并入新组建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单位搬到了西城区前海西街17号，即后来对游人开放的恭王府。美术研究所原来在美院的2号楼办公，那是一座灰色两层小楼。因为单位迁出，人去楼空，暂时又没有人用，需要看守，这样，我家10月初就从西总布搬到了这里。那时楼里的居民只有我家四口和母亲的同事龚产兴家父子两人。我家住在靠筒子楼出口南侧相通的两间，龚叔叔家住在楼道最里面。因为没有厨房，楼内空房又多，所以又开辟出对面一间屋子当厨房做饭。家里变得空前宽敞，同时也显得空荡。

搬到美院不久，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母亲文革前在美院教过的学生。她来讨教材，说单位领导让她开美术史课，因为她是科班出身，可她什么资料都没有了。“科班出身”这个词，她那天说了三、四次，我以前虽然从来没听到过，但听她反复说，也就大概明白了。那是文革后期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强调“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些地方又开始抓业务，所以又开始启用一些科班出身的人。

1975年岁末，我到王府井大街北口八面槽的清华园浴池去洗澡，回家路上经过一座居民楼，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送最新发表的毛泽东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几天后，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电台里说，他临终还在学习这两首词。学校里组织了一些悼念活动，但规模不大。那天教音乐的梁老师来上课，要教大家唱歌，但同学们都没情绪唱，有的干脆趴在课桌上。同班有个叫寇淑华的同学，说她哥哥在127中念书，那个学校的悼念活动搞得很正式，礼堂里还设了灵堂，各班学生轮流守灵。尽管我们学校坐落在市中心，离周恩来停灵的北京医院不算远，但由于上面封锁消息，周恩来出殡那天，我们都不知道。后来看纪录片，看到还是有很多人冒着寒风站在长安街两侧为他送行，不知人家是怎么知道的。

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放学在家，2号楼门口出现两个穿军大衣的人。他们说是来看房的。当时楼内各屋的钥匙都放在我家保管，我不知道来者是谁，家里又没有大人，所以不敢轻易交钥匙。过了一阵，又来了一个穿便装、年纪稍大、有点驼背的人，那两个穿军大衣的对他很恭敬，叫他“首长”。驼背跟我说，他是文化部一个什么管理机构的，要带那两个人看房，我这才很不情愿地把钥匙交给他们，但还是决定跟他们一起上楼看个究竟，他们也没反对。楼上有三间大屋子，原来是美术研究所的图书馆，我很熟的，现在都空了。另外还有两间小屋子，跟楼下的格局一样。他们一边看，一边指指点点，说可以在哪间屋子里做什么，听起来都跟音乐有关，这令我大惑不解。图书馆的每间屋墙上原来都挂着一只温度计，搬家时没拿走，那天我就都顺手摘下来，拿回了家，此后我家每间屋里都有了温度计。那天晚上父母回来，我告诉他们来了几个什么人，说了一些什么话，他们也听得没头没脑。

过了几天，楼道里突然热闹起来，来了一堆人，带着大小各种乐器，叮叮当当进驻了2号楼。美院的人猝不及防，眼睁睁看着校园里出现了一块飞地。新来的单位号称“琴筝瑟乐器改革小组”，简称“乐改组”，组长叫康绵总，广东梅县人，与叶剑英是小同乡，后来听说他们每人身上的那件军大衣就是叶帅给发的。乐改组的人都是夜猫子，一般下午才来上班，往往集体合练到很晚才散。后来还有一个从辽宁营口来进修的年轻人住在楼里，姓牛，母亲叫他“小牛”。那时我家刚买了一个带椭圆形喇叭、分高中低音三个声道的收音机，据说听音乐效果好。有一天我家收音机开着，小牛敲门，要求进来听。他按照东北人的习惯，管我母亲叫“婶儿”。小牛是学声乐的，但不怎么练功。相比之下，另一个常来2号楼楼上练嗓子的季小琴就刻苦得多，常听到她一个调调重复唱很多很多遍。几年以后，她在中国歌剧院的大型歌剧《刘胡兰》中担纲，唱B角，我去民族宫看的那场，正好是她主演。

开始，父母跟乐改组的人打交道有限。后来，乐改组里也有人搬进2号楼住，我们成了邻居，渐渐熟了。比较早搬进来的有那两个最初来看房的人之一、拉二胡的马树铭。他是相声演员马季的胞弟，当时还没结婚。他的未婚妻是上海南方昆剧院的昆剧演员蔡瑶铣。文革中，昆剧院解散，蔡瑶铣改唱京剧，在现代京剧《海港》里演女主人公方海珍的B角。马树铭和蔡瑶铣是1976年9月8日中秋节那天在2号楼里结婚的，来了不少贺喜的人，包括马季。第二天，毛泽东辞世，我看到新婚的蔡阿姨戴着黑纱进进出出，打心眼里可怜她。不久，她父母从上海来，傍晚到达。第二天中午我放学回家，一进楼门，看见新科女婿正在楼道里炉子前忙着烙饼，有一张刚出锅，他翻过来掉过去地看，然后才小心翼翼捧进屋去。当时有过一件事，让我知道了蔡阿姨的知名度。毛泽东死后，文艺界有十二位演员，联名给作为毛遗孀的江青写了一封“效忠信”，那封信上第十二个签名的，就是蔡瑶铣。如果不是因为住邻居，我本不会知道她的名字；而另外十一位，则都是听说过的。蔡阿姨是个很随和的人，那时刚到北京，十有八九是跟着别人签的名。

后来从网上看到，蔡瑶铣出席过1974年10月1日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1975年又到北京，专为毛泽东唱过古曲。我当年在2号楼也听过她唱《满江红》。有一天下午，来了一个琴师，在我家隔壁那间空屋里架起一只古琴，蔡阿姨唱，就我一个听众。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她唱这支曲子，为什么唱了那么多遍，也许是为了日后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那一声“仰—天—长—啸”振聋发聩；但每次听到快板“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时候，我又感到不寒而栗。

乐改组里还有两个姓方的，一个是歌唱家郭兰英的丈夫方浦东，吹笙的，当年才28岁，每天骑着摩托车上下班，车过处，腾起一股尘土，在美院很惹眼。听说他是高干子弟。另一个叫方志训，是作家聂绀弩的女婿，弹钢琴的，大家叫他“小方”。方志训平时很客气，出入碰到谁都打招呼。有一段时间他常留在2号楼里，有时还涮干净拖布，把楼道的水泥地面擦得锃亮。后来父亲注意到，小方一拖地，那天下午就会有一个年轻的女演员来练唱歌。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方志训的妻子聂海燕因为丈夫有了外遇自杀了。没两天，方志训也自杀了，留下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跟了他叔叔。当时只觉得那孩子可怜，就那么几天，父母全没了。那时聂绀弩还关在监狱里。后来看到章诒和的回忆录里描写聂绀弩出狱后，家人如何长时间把女儿的死讯瞒着他，但我不知道他们对独生女儿及女婿都不露面这样非同寻常的事，是怎样向老人解释的。

乐改组里有一位女士，叫项斯华，是弹筝的。一个星期日，她来加班弹琴，同一支曲子练了不下百遍。原来，那次要从三个人里选拔一名古筝演员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我当时非常希望她能入选，结果她还是落选了。不知那时的选拔标准是什么。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时，2号楼里除了我家和龚叔叔家外，还住着乐改组里弹扬琴的张镇田。他的屋子里当时摆着两架扬琴，因为地震的纵波比横波传得快，所以有明显震感之前，那两架扬琴就已经发出嗡嗡声，把他吵醒了。当我被父母摇醒，跑到楼门口时，住在龚叔叔家对门的张叔叔也已经冲到门口。我们本来不熟，结果因为地震，附近居民都到美院的大操场上搭地震棚，我们2号楼全体居民携手搭了全院最高最显眼的一个，成了一家人。我们搬出两张上下铺的床和一张单人床，拼在一起，外面苫上帆布；张叔叔因为需要跟上级单位随时联系，又从楼里拉出一条长长的电话线，接通了电话。他开玩笑说，我们的地震棚已经接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理想境界。那时没事，大家晚上常黑灯瞎火的聊天。说起下放，张叔叔说，他很幸运，当时碰到一个懂业务的工宣队员，因为弹扬琴全靠手腕灵活，所以凡是碰到手腕用力的活儿都不派他干。那年夏天，张叔叔的未婚妻还带着弟弟来过我们的地震棚。印象里她是空政文工团的演员，天津人。

乐改组里后来跟我家混得最熟的，是弹古琴的吴文光。他那时29岁，长得有点老气，或者说是有几分夫子气。他父亲吴景略是当年全国数得着的古琴专家，但还在“靠边站”；他自己写得一手好字，喜欢聊天，还会弹琵琶。他住在二层。有一天晚上，楼上传来激越的琵琶声，父亲拉着我跑上楼去，我们干脆就坐在吴文光床边，相隔二尺听他弹《十面埋伏》。那种被音乐一下摄住的感觉，后来再也没有找到过。吴文光结婚后，妻子王耀珠还在上海工作。后来女儿出世，她们母女来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因为吴家几代单传，生了女儿，吴文光有段时间很沮丧。女儿叫吴叶，她妈妈叫她小叶子，爸爸则戏称她“无业游民”。我记得跟王阿姨一起去天桥剧场看过一场内部片[71]。那天演了两部电影，一部是苏联拍摄的柴可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另一部是个法国纪录片，叫《静静的世界》，拍的是南印度洋深海里色彩斑斓的鱼。那时王阿姨还没孩子。

1975－1976年，父亲又去二七厂的“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课，课余在家的时间不少。那时政治运动频仍，他不愿回北大，只每月去领一次工资。同时在二七厂教课的还有北大无线电系的教师吴文淦。因为那里再没有北大的人，他们两人混熟了，有时吴伯伯来我家聊天。当年大家没什么娱乐活动，串门聊天就是很好的消遣；能有三两个谈得来的，就更惬意。我没怎么注意过他们聊些什么，但后来想想，当时吴伯伯肯来，就很不容易。那时家里常来的客人除了他、蒋新明，就是父亲的两位老同学杨讷、何龄修了。

因为不需要每天上班，父亲有了不少闲暇时间。他虽然没有做成沙发，但还是赶上了一趟做家具的末班车。不记得木头是怎么买来的，不过在家里放过一段时间以后，父亲终于下决心打一个大书柜。他几乎是白手起家，打算自己设计，但没有基本技能。给他出主意帮忙的，是乐改组里当初跟马树铭一起来2号楼看房的黄珊。那时乐改组刚来不久，楼上的大房子还空着一间，父亲就在那里摆开架势，趁一般上午没人练琴的时候干活儿。黄伯伯教父亲怎样画线、刨木头、凿榫子，告诉父亲搭好架子以后要用猪皮胶灌榫眼，最后的贴面要用乳胶粘等等。尽管如此，黄伯伯一般还是不苟言笑，后来在走廊上跟父亲见了面，也只是点点头。我那时乐得课余给父亲帮忙，但出力最多的只是画线时帮他拉线、打粉，最后一拽一松一弹，把一条笔直的线打在准备锯开的木条上。到灌榫眼的时候，父亲才叫来我和母亲一起帮忙，最后搬来母亲的《俄汉大辞典》等有分量的书压住、固定。书柜做成后，父亲非常得意，因为是全木料，所以特别结实。那时家里书不算少，原来不知堆在什么地方，现在都堂而皇之上了架，而且每层架子都前后放了两排。

1975年秋，全国开始评《水浒》。我家搬到美院以后，正赶上运动升级，弄得我也按捺不住想找那书看看。父亲说，他有过一套《水浒》，文革前夕被人借走，文革开始就再没还回来，后来不了了之。好在2号楼前面就是美院的图书馆，晚上阅览室开门，《水浒》开架借阅，值班的又是我的小朋友杨莉的爸爸杨林森，于是我就每天晚上吃完饭，跑到那里去读。那时美院的工农兵学员除了画画，不大念书，所以《水浒》始终只有我一个人看。由于我看书时坐着不动，一个江西籍的女学员还趁机给我画过几张速写。

上了中学：政治生活的漩涡边缘（1976）

1976年2月，我从西总布小学的“戴帽初一”升入中学，上了与北京火车站仅一墙之隔的127中，被编入初二年级八班。学校离家很远，步行疾走也要至少半个钟头，每天两个来回，两小时花在路上。那时我每天早晨总是全家第一个起床，带上一只搪瓷缸，顺路到米市大街上的一家饭馆买一碗白浆，即不加糖的豆浆，二分钱；再买一个二两的火烧，六分钱。如果买一两一个的芝麻烧饼，虽然好吃，但一个五分，两个就要一毛钱，舍不得。有一天去买早饭，碰到西总布胡同的老邻居，我的小伙伴小林子的姐姐建新。她站在一口大锅旁边，围着围裙，从我手里接过搪瓷缸，盛了一大勺豆浆，连眼皮都没抬，就递给了我。我当时不知道该不该叫她，也许她也困，还没睡够呢。建新初中毕业后到北京郊区插队，因为人太实在，下地干活特别卖力气，每天都挣满女社员的最高分－－8分[72]，但也落下了病。回城后，她一直在东单那家饭馆工作；后来类风湿不治，不到30岁就过世了。

因为那时上学走东帅府胡同，中午放学，走到那条胡同靠东口的协和医院护士楼附近时，几乎天天迎面碰上协和妇产科的名医林巧稚，每次都见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妇女陪着她。我放学的时间是固定的，可见林巧稚下班的时间也很固定。小时候听母亲说，林巧稚医道很高，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同病房有一个从内蒙来的妇女，她的新生儿有一种先天的血液病，不能存活，林巧稚发明了一种方法，给他换血；后来我妹妹出生时，母亲在病房里又碰到那个内蒙妇女，她这次生了女儿，又来给孩子换血。她还带来了那个与我同龄的儿子。母亲说，那孩子因为从小喝的是马奶，长得比我壮实多了。

127中原来是一所民国时代的老学校，文革前好像是个女中。到我们进中学的时候，学校的设备已经非常陈旧，最大的一栋教室楼一共四层，楼内的墙上很多地方露了洞，木楼梯、木地板走上去都吱呀作响。因为楼层高，所以爬上四层得花些时间。每堂课之前，都打预备铃，学生回到教室等待老师；两分钟后再打上课铃，老师稍后走进教室，开始上课。上初二时，我们班的教室就在四层。等老师的时候，班上的宣传委员杨捷起头带大家唱歌。当时比较流行的全是电影插曲，现在能想起来的有《决裂》的主题歌，歌词是：“满山的松树青又青，满山的翠竹根连根。新兴的大学办得好，它和工农心连心。光辉的道路毛主席来指引，共大培育着一代新人。反修防修斗志坚，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青春。/ 共大花开分外红，教育革命起东风。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三大革命打先锋。光辉的道路毛主席来指引，共大培育着一代新人。学好本领接好班，向着共产主义奋勇前进，前进！”那部电影讲的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73]学员半工半读的事，学校简称“共大”。这首歌大概被我们唱过许多遍，否则不可能到现在还记得每句歌词。

我们的班主任叫付素玲，20岁，教语文。副班主任是个姓严的男老师，南方人，个儿不高，总戴着一顶皱巴巴退了色的蓝帽子，教历史。因为他口音重，念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发音比较滑稽，班上男同学有时起哄，但严老师从来不跟他们生气。教数学的是三班的班主任，姓倪。那时候特别喜欢听倪老师讲课，每次看到她拿着大三角板走进教室时，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倪老师上课慢条斯理，几何题讲解得非常清楚，说话时总不停地往上推眼镜。物理老师叫李美珠；生理老师叫李德芬；俄语老师叫张无恙，后来也当过我们的副班主任。政治老师是我们的年级组长，姓张，走起路来左肩比右肩低，常戴一顶深灰色的帽子。张老师字写得很漂亮，但那时他来上课一般不带讲义，因为1976年的政治风云变幻无常，他能教我们的，都是毛主席最新指示，比如“翻案不得人心”、“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等等。我当时的政治课笔记本不但记录了这些最新指示，而且记录了每堂课的日期，简直就是一本1976年的中国大事记。可惜后来父母搬家时我不在，那个本子跟其他许多零碎东西一起，被处理掉了。

刚进127中不久，付老师告诉我们，学校要补充鼓号队员，需要很多人；为了集中快速培训，抽调我们八班和同年级七班两整班的学生去学敲鼓，这样日后补文化课也方便。开始女生都学敲小鼓，男生个子高的学敲大鼓，个子低的学吹号。大镲、小镲属于技术性比较强的项目，暂时由原来的老队员顶班。鼓号队的阵容是大鼓打头，继以大镲、小镲、小鼓、小号。鼓号队有正、副两个指挥，都是高中生。正指挥统管全体，副指挥只管号队，所以他站的位置在小鼓之后。起初我们女生每人从家里各带一只小板凳和一副筷子到校，集中在一个教室里，照着鼓谱练习。我们学会的第一套鼓谱叫“迎宾一号”，比较长；后来又学了几套，都稍短。

第一次大规模出鼓是1976年4月8日。那年4月初清明节前，很多人聚集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写诗念诗，纪念周恩来，受到官方干预，直至酿成“四·五事件”，许多参与者被捕。事前，学校里的工宣队张队长，一个戴深色呢帽、宽边眼镜的老头，在广播里反复警告我们不许去广场。他说：“你们小同学年轻，放学一跑就到了，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去！”我们还被要求检举别人，如果知道谁去了要报告。我的同班好友钟蔓瑛悄悄告诉我，她已经跟她小姨一起去过，还抄了一些诗。她父亲是军人，当时随部队驻扎在河南新乡，母亲及妹妹也在那里，她一个人在北京跟着姥姥、姥爷，小姨还很年轻，有时候带着她跑出去。记得钟蔓瑛是在张队长训话之后告诉我的，她可能是觉得压力太大，自己扛着比较难受，说出来了反倒轻松。但我知道此事到我这里必须打住，万万不能再跟任何人说。

在张队长训话之后，一天下午放学，我独自沿东长安街朝天安门方向走去。不是因为有多么大的勇气，而是因为越不让看，越想看个究竟。走到南池子，碰到了戒严。天色渐渐暗下来，只能远远看到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当时长安街上只有在广场不停的1路公共汽车还在运行，中途逢小站必停的10路车已经停驶。我很想哪怕坐车过去看一眼再回来，可惜兜里只有一毛钱，而1路车是固定票价，无论坐几站，上车就是一毛。我若是坐车过去，就没钱坐车回来了，而步行回家的路，如果不走长安街，我又不认识。在南池子路口站了很久，不见撤岗，身上又冷，我只好转身回家。

过了两天，刚放学，父亲对我说：“再不能去了，风声不对了。”当天晚上，电台里就播出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讲话，就出动首都工人民兵[74]抓了人。我同班的刘玉华后来说，她哥哥是工人民兵，他们厂出了很多人，那天都坐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面，每人发了一根木棒。4月4日清明节那天，父亲的老同学何龄修来过。那是星期日上午，下着蒙蒙细雨。何伯伯是直接从天安门步行到我家的。他情绪亢奋，顾不得擦掉脸上的雨水，就迫不及待地向我们描述刚在广场上看到的一幕：一个年轻人突然从怀里抽出一条白布，上面是一份血书：“毛主席万岁！周总理万岁！周总理万万岁！”

4月7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联播节目”播出了中共中央“四·七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那天风很大，美院的高音喇叭被吹得杂音不断。我跟母亲一起站在楼门口听新闻。母亲听完，赌气说：“还保留党籍干什么，开除算了！”说完转身进屋去了。

第二天上学，鼓号队全体集合出发，沿北京站前街行至北京站口，再左转上东长安街。街上已经有了很多游行队伍，各单位都打着红旗，举着标语，呼着口号，跟文革中我见过的红卫兵游行的阵势差不多。走到王府井大街南口，碰上美院的游行队伍，看见里面还有我认得的几个工农兵学员，扛着一大幅毛主席像。此外，还看到了外交部的游行队伍，走在头里的是当时的外长乔冠华。

我们一路走一路不停地敲鼓，后面的号队只是不时地吹号壮壮声势。吹号很费力，所以他们总是赶节奏，吹得比我们敲得快。由于小鼓的后排离号队近，号声响起后，我们就只能听见后面的声音，而听不到前面的鼓声、镲声，只能跟着号队的节奏走。等号声落下，我们每每发现自己已经跑到了大鼓鼓点的前面。那天我们沿长安街经天安门一路向西，然后拐上南长街、北长街、西皇城根，再沿护城河北岸走到东皇城根，经东华门，穿过金鱼胡同、米市大街，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中午了。由于我们的技术还不够熟练，那天还有几个高年级的老队员跟我们一起出鼓。有个敲大鼓的高中生过分用力，把鼓皮都敲破了。

那时出鼓，一般要求穿白衬衫、蓝裤子。其实当年大家的裤子差不多都是深蓝色的，可白衬衫我没有，买新的又没钱。自从上了初二，我跟小学同学陈少琴就进了不同的学校，但到了缺衬衫的时候，我还得去找她借。她比我个子高，她穿小了的衣服我还能穿。她妈妈黄阿姨从不嫌我麻烦，总是有求必应。1976年初夏，我们的鼓号队被调到北京火车站去欢送志愿赴西藏的知青。我们在站台上排开队伍，吹吹打打，本来以为该是件欢快的事，可看到车下送行的人都在哭，车上的人也都强作欢颜，自己不禁跟着觉得鼻子发酸。我陡然想起陈少琴三哥同班的那个女同学，不知那天她是否在火车上，同时庆幸此时陈少琴不必站在这里，为即将远行的哥哥难过。

“四·五”之后，报上发表社论，给这场事件定性，说那些闹事的人十分猖狂，写了很多反动诗，其中之一是：“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人见鬼去吧，我们信仰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惜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当时看了，没觉得这首诗有什么反动的，倒是觉得它有点怪，前后语体很不搭配。后来《天安门诗抄》出版，才发现这原本是两首不同的诗，硬是被写社论的人捏到一起去了。

“四·七决议”之后，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项主要的内容是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二十条》[75]。据说《论总纲》是胡乔木主持写的，而邓小平的罪名之一是在《论总纲》里闭口不提阶级斗争。学校要求我们课余参加小组学习，批判这株“毒草”。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在同班姚晓丽家学习，轮流读《论总纲》，本来很多地方看不懂，也觉得没意思，但突然看到一行字，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这正是当时流行的口号。回家以后我问父亲：“这不明明写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吗，为什么说《论总纲》不提阶级斗争？”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简单说：“书就该这样看，要自己看，自己动脑子。”

那年6月初，纪念文革十周年。我们年级四班的古老师因为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被学校领导指定抄录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然后张贴在校园里。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虽然看到毛泽东夸奖那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得何等的好啊”，我没忘记带头写那张大字报的聂元梓早已被隔离审查。

6月下旬，我们去京郊顺义县参加夏收。走之前，班上有个叫王翠的女同学因为有梦游症，医生不同意她去，怕她夜里起夜掉到井里。她坚持要去，付老师只好同意，但临时把她跟我编在一个组，让我照应她。我们那天中午从北京站上车，一个多小时后下车，又步行了很久，下午太阳偏西时才到达目的地。不记得那个村子叫什么了，只记得我们年级七、八两班被一起分配到第三小队，还有一男一女两个高中生给我们当辅导员。那个女辅导员姓李，带着几个女生负责给大家做饭；男辅导员好像姓甄，他每天跟大家一起下地干活。我们预计呆10天，所以每人交了10斤粗粮票，其实麦收时节，到乡下都是吃细粮，不过理论上只有白面，没有大米。此外，我们都正在“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纪，一天1斤粮食本来就不够，再加上干农活，农民还得给我们倒贴。

第一天，晚饭吃过，我们就都到各自的房东老乡家睡下了，王翠躺在我旁边。我本来换了地方就兴奋，很久睡不着；刚迷糊，就觉得王翠在推我。她小声说：“我想上厕所，你能陪我去吗？”我马上起身，陪她出来。院子里有几分清凉，地上洒着一层月光。那天我们到了村里就听说，那里的井都是机井，不会有危险；可王翠怕老乡家的狗，所以她去厕所时，我一直站在院子里等她，尽管我也怕。我们打着手电回到屋内，把手电架在炕沿上正在脱鞋，睡在旁边的郭文莉一个翻身，伸手把我的手电抢走，塞进自己的被窝，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夺回来。第二天早晨我问她怎么回事，她一点都不记得。

第二天，我被换到另一个老乡家，与付老师和另外两个同学刘玉华、韩春梅住在一起，每天早晨多了一项差事，就是挨门挨户叫同学起床。那正是夏至前后，昼长夜短，早晨不到四点，天就亮了。农民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我们入境随俗，也早晨四点起床，我则要再早起一刻钟，每天到班上同学借宿的老乡家，挨门把大家叫醒。往回走的时候，正好大队的广播站开始播音。虽然那个村子就在京郊，但他们在喇叭里讲的话我却听不懂。我们白天到打谷场上，帮社员脱粒，扬场，班上只有一个叫于宏的女同学会推独轮车，可以帮忙把脱好的麦粒送进谷仓。还有一个叫李新香的女同学很喜欢说俏皮话。她看到一个大鼻子、因此外号叫“美国佬”的男生刘凤云躺在麦垛上翘着腿偷闲，就喊：“看啊，美国佬高—枕—无忧！”

过了两天，生产小队长要求我们班当夜出两个小组打夜班，趁凉快加班干活。付老师挑了一组男生，还有我们几个跟她住在一起的女生。我们白天、黑夜连轴干，干到半夜吃夜宵。作为犒劳，那天队长做主，给我们做了大米饭。后半夜干活时，场上突然停电，四周一片漆黑。我们躺在麦垛上，只见天上繁星点点，有明有暗，布满夜空，这才相信以前在北京天文馆看的科教片《夏夜的星空》里同样的一幕是真实的。第二天，七班的班主任杨老师听说我们班夜宵吃了大米饭，找到队长去闹，要求第二天夜里七班全体，无论打不打夜班的，半夜都一起去吃大米饭。队长很为难，说大米不多，能不能全体吃面，岂料杨老师差一点哭起来，弄得队长只好同意。原来在学校时听说杨老师有神经官能症，这下才相信。我私下里还觉得，杨老师是欺负我们班付老师年轻，看我们班吃了大米饭，她心里不平衡，否则何至于把夜里不干活的学生也叫醒一起去吃饭呢？

下乡前，我们班的卫生员郭文莉学会了挑(tiǎo)水泡。到了乡下一干活，我们的手上就都磨起了水泡。郭文莉拿一根缝衣服的针，划根火柴烧一烧 ，算是消毒，然后拿一根长头发丝穿过针眼，再用针刺穿水泡，带过头发丝，轻轻拽动，慢慢把泡里的水放出来。后来想一想，那根头发丝可是没消毒的，不过头发也烧不得啊。当时的条件就是那样了。

每天收工回来，还有一件事要求我们做的，就是给老乡家挑水。我们都从没干过，肩膀承受不了两大桶水的重压，但有“五·七指示”做精神武器，不能不咬牙。我个子高，当然不能落后，每天都去挑四挑[76]水。几天下来，右肩疼痛不堪，扁担一挨上去，肩膀就不由自主地往下缩。也许再多练一阵，就能适应了，但我们一共没在那里呆几天。别的组的同学也都加紧练习，有的挑着空桶在院子里转圈，有的在肩膀下方的后背上垫一块毛巾，扁担架在毛巾上哈着腰练，看上去有点滑稽。那个高中生甄辅导员当然包揽了他们小组挑水的活儿。由于体力消耗大，我们每人午、晚两顿都各发两个大馒头。那馒头不但比城里食堂二两的馒头大许多，而且是用新面做的，格外劲道。据说为了备战备荒，那时城区粮店里卖的，都是在国库里存了六年的陈粮，早就没了香味。我们在乡下时，有一天晚饭吃的馒头，是用清早割下的麦子上午扬场、下午脱粒后磨成的面做的。天下再不可能有比这更香更新鲜的馒头了。那几天，七班最能吃的一个男生有一顿吃了五个。

那时主食吃得多的另一个原因，是副食太少，大家肚子里没油水。记得我同桌的宋维曾经告诉我，他平时一顿吃四碗饭，我大惊，问他怎么吃那么多，他说，没菜。同学当中，家里生活特别困难的远不止一家。那时班里还有一个同学，叫唐万生，我小学就曾与他同班。他家孩子多，收入少，学费是免交的，实际上是由他爸爸所在的工厂负担。这样就得走个形式，他家先交钱给学校，拿了发票再去工厂报销。小学的学费每学期两块五，他家还能拿出现金来；到了中学，学费涨到五块，他家一下子就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了。付老师非常通融，先给他开发票，等他爸报销回来，再把五块钱还给学校。

不出去开门办学时，我们经常课余去北京站义务劳动。我们帮人家清理候车室的地板，让拥塞在空气污浊的候车室里的旅客把行李提起来，我们再用推式拖布扫地，弄得大家都很烦。车站工作人员则乐得我们去，这样他们自己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了。女生去还好；男生去，还容易闹误会。有一次，我们班的韩慎刚主动上前帮一个老太太提行李，老太太拔脚就跑，以为他是行抢的。回校后汇报时，韩慎刚说起此事，自己都哭笑不得。

我们那时还花大量课余时间写黑板报。我们班的板报组有五个人，杨捷、钟蔓瑛、郭文莉、赵慧雯，加上我，全是女生，每个星期六下午在学校写板报写到很晚。班长刘玉华是学校美术组的，星期六下午美术组活动结束之后，有时也来帮忙。我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写板报，干到初三毕业升高中，痛下决心再也不干了，才算结束了板报生涯。由于上初中时我家离学校远，我们写板报花的时间又多，回家晚了，父母总不放心。有一次我走在美院大门前的校尉胡同里，偶然看到马路对过一个简易楼[77]三层的阳台上站着我们学校的董书记，回家后无意间跟父母提起。后来因为我总是回家晚，有一天父母找到了董书记家门上，但我并不知道。第二个星期，我们写板报时，付老师跑来，叮嘱我们早点结束回家。我提前回到家，父母很高兴，才告诉我这是他们找了董书记的结果。我那时最担心的是付老师是否因此挨了董书记的批评。

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由于校舍多半成了危房，我们只能在操场上临时搭起的大棚里上课，自带马扎。地方不够，所以实行上、下午轮流的“二部制”，一直到仲秋，在大棚里久坐冷得受不了了，才搬回教室。那时，住在美院操场上地震棚里的居民也已开始陆续搬回家。

1976年9月9日，轮到我们班上午上课。下午我一个人在家，大约两点钟，听到美院的高音喇叭里开始反复宣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播送重要新闻。这是前所未有的。我预感到出了非同寻常的事，但不愿多想。三点整，播音员夏青低沉缓慢的声音送出了毛泽东的死讯。与那一年报道前面几个故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同的是，这次在“因病医治无效”之后没说“终年XX岁”，大概毛主席是不能有终年的。听到消息，我不知该做什么。当时我们年级一个教数学的张老师住在美院家属宿舍，我傍晚在美院大门口碰到她，就问她要不要去学校。她说别人都已经去了，你快去吧。我不记得吃没吃晚饭，就又往学校赶。我每天上下学，都路过米市大街与东长安街的交叉路口，即东单。那是一个大十字路口，东南角上有一块巨大的标语牌，上面的内容不时更换。那天中午放学时，我看到几个工人正站在脚手架上打格，书写新标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没过几个小时，伟大的导师已经不在，没写完的标语也不写了。

到了学校，果然看见全班同学都已到齐，看来谁的觉悟都比我的高，都主动来了。同学们聚在一起用皱纹纸、剪子、筷子和针线做白花；礼堂里又设了灵堂。电台里在反复播送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付老师手快，全文记下来，核对一遍后，让我抄到黑板上。几天之后，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追悼会，各班都有一个同学被选去参加，但他们好像只到了东单，因为东、西长安街上也站满了人，号称总共有一百万。其他同学在学校操场上列队，收听电台里的实况转播。追悼会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过悼词之后，王洪文宣布：“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遗像三鞠躬。”然后空了好几秒，他才接着喊：“一——鞠躬！”又空了好几秒，才喊：“二——鞠躬！”如此重复，直至“三——鞠躬！”因为这种间隔，还闹出了笑话。我们班那个说话俏皮的李新香跟毛主席有缘，也是12月26日生日。追悼大会刚结束，我们在操场上临时解散时，她告诉我们，一听王洪文说要三鞠躬，她就迫不及待地鞠了两个；这时才听到喊“一——鞠躬”，她又跟着鞠；因为有间隔，她没把握，又鞠一个，然后才听到“二——鞠躬”，明白自己又鞠早了，不过还是跟着鞠了一次；最后终于等到“三——鞠躬”的喊声，她随着大家鞠了最后一个，一共是六个。我们当时听了都忍俊不禁，但又不敢让老师看见，就几个人头扎成一堆，埋住脸，使劲憋着笑声，对李新香说：“透着你跟毛主席同一天生日，那么忠诚！”追悼会结束时，全国机动车停驶三分钟，鸣笛致哀。我们学校在小巷深处，平时听不到街上的汽车喇叭声，但隔墙北京站的火车头汽笛齐鸣，震耳欲聋，就是街上的汽车喇叭声能传进来，也早被盖下去了。

那时美院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常去看电视的就是几个住校的工友和家属院里的一些孩子。1976年9月30日晚，天安门城楼上有过一个小规模的国庆活动。记得从电视上看到，那天江青去了，黄帅也去了。一星期之后，“四人帮”被捕。开始上面还封锁消息，然后才逐渐传达到处级[78]干部。不过，社会上总有小道消息；中国人那时不相信报纸、电台，经常通过这种渠道接受信息。记得1975年，有一阵追查一个与江青有关的流言。在母亲的单位里，那个消息最早是由画油画的张祖英传出来的。领导追到他，他一口咬定是此前不久出差，下飞机时听走在后面的人说的，上面这才作罢。

“四人帮”于10月6日被捕后没几天，母亲的一个老乡殷若南叔叔来到我家。殷叔叔以前也来过；我小时候，母亲还带我去过地安门附近他的家。殷叔叔在我的印象里总是很严厉，我有几分怕他。那天他一来，就把我从里屋轰到外屋，关上中间的门，跟父母在里面不知嘀咕了些什么，然后一脸神秘地走了。第二天，父亲的一个老同学田珏来。田伯伯那时在北京市教育局编写中学历史教材，家住靠近东城干面胡同东口的学部宿舍，我上五年级时去过他家，跟他的两个女儿田年、田丽一块儿玩。有一次他发心脏病，差点没救过来，我还去看过他。因为他总是很和气，所以那天他一来，我就跟进了里屋。开始他东拉西扯，过了一会儿，见我不走，终于说：“小朋友请出去。”我心里好纳闷，心想，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大人非要瞒着我？那时妹妹还小，我想，他们总不至于连她也提防吧，于是打发妹妹进去听。过了一会儿，妹妹出来，报告说：“他们说叛徒去大寨[79]了。”我越发一头雾水。第三天傍晚，父亲不在家，我正在帮母亲做饭，来了一个姓宋的阿姨，在海淀区教育局工作，认识父亲的。她见父亲不在，等了一阵也不回来，就什么实质性的话都不告诉母亲，只连说了三次“形势大好”，然后走了。很久以后父亲告诉我，那两天何龄修伯伯也来报告过消息，当时我不在家。

不过没出两天，我的好奇心就得到了满足。那时我同班姚晓丽的爸爸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处级，正式听了上面的传达，回家后就把三个女儿叫来，向她们宣布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姚晓丽是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她家住西总布胡同53号，就在我家原来那个院子的旁边。上初中那两年，我跟姚晓丽放学几乎总是一起走，到米市大街上西总布和东帅府两个胡同相对的那个路口才分手。那时每天跟我们同路的还有钟蔓瑛。蔓瑛的姥姥家本来跟姚晓丽家同住一个四进的大院子，前门在西总布，后门在外交部街，但后来中间隔开，成了两个院，蔓瑛回家得走外交部街。姚晓丽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回家路上，就把从她爸爸那里听来的事全悄悄告诉了我们俩。那天晚上帮母亲做饭时，父亲又不在。我一边低头切土豆丝，一边对母亲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都知道了。”母亲立刻紧张起来，问：“你知道了什么？”我说：“不就是‘四人帮’么，姚晓丽都告诉我了。她爸单位传达了。”一听连我的同学都在传这个消息，母亲才放松下来。但直到那时，我还不知道粉碎“四人帮”这件事对我父母意味着什么。

正式宣布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的鼓号队再次大规模出动，走的还是4月份那条路线。那时除了两个指挥以外，其他高中生已经全部退出鼓号队，一些原来敲小鼓的女生改去敲小镲；有个吹号吹不出声音来的矮个子男生许刚，也破例被允许去与几个中等个子的男生一起敲大镲。出鼓时，敲大镲、小镲的都能绑上红绸子，很风光，休息时还可以把红绸子垫在屁股下面坐在地上，而敲大鼓、小鼓的则不但要一路背着鼓，而且休息时还不能坐在鼓上，比较辛苦。那天走到长安街上，我们的队伍由东向西行，碰上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卡车。车上插着红旗；我们认出了坐在上面的祝新运，他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中饰演主角潘冬子的小演员。因为路过的中学生总是对他指指点点，车上有个妇女干脆用红旗把他裹了起来。再往前走，看到马路对过由西向东走来了中央办公厅的队伍。他们敲锣打鼓，跟在一身戎装、挎着盒子枪的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后面。这次的游行比4月份那次热闹得多，大家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

不久，我们再次出鼓。那天又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我们中午先到达东华门附近27中门口，与东城区另外四所中学的鼓号队汇合，排成大型方阵，来到东长安街历史博物馆北侧。我们到得晚了，已经没有空间摆下我们的方阵，只好临时变换队形，排成了200人一排的三大排。我们学校的号队指挥王京生被临时指定为总指挥，整队时神气活现地把哨子吹得山响。我们只知道庆祝大会三点钟开始，但没有手表，整好队以后就叮当敲了一阵鼓。待到我们消停下来，天安门城楼上已经有人在讲话了。

结算：葫芦僧判断葫芦案（1977－？）

粉碎“四人帮”，理论上标志着文革的结束，但社会体制未变，社会生活的车轮还在凭着惯性向前转动。仅从我们学校，就可见一斑。那时同学们在纷纷写入团申请书，本来有了这一纸申请，只需组织考察合格，就可以发展入团，但那时校团委还要求大家写思想汇报，团委书记王丽晶老师给我们训话时强调：“不写思想汇报怎么能入团呢！”可这一条《团章》里是没有的。我看到班上同学的思想汇报发回来，团委副书记冯炽赢老师给每个人写的评语都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此有点怀疑冯老师是不是真的都读了。那时还鼓励我们互相交流，我看过几篇别人写的汇报，发现他们往往不写自己的想法，而只写看到别人做了什么，很有打小报告的味道。我觉得别扭，下决心不写，所以就跟团组织疏远了。

但别的同学的入团仪式，还是组织我们去观摩的。记得我们年级发展第一批团员时，全年级10个班共发展了11人，其中十班多一个。十班的两个人，有一个后来与我考进同一所高中，成了好朋友，叫张建华；另一个叫王琳，我进西总布小学一年级就跟她同班过两星期。宣誓之前，每个新团员都要谈自己对组织的认识，王琳那天主要谈了她对她舅舅“右派”问题的看法。那时“右派”还没“改正”[80]，不把这一点说清楚，是不会被团组织考虑的。我不明白的是，王琳的舅舅当“右派”时，我们都还没出生，她对这件事能负什么责任？不过依照那些年间养成的习惯，这个问题我没问。

1977年春，我们还到位于崇文区铁匠营的北京市皮件二厂学工劳动了一个月，打一张月票，每天从东单上公交车。我干活的车间里有个小个子年轻女工，右手只剩了一个手指，听说是她刚进厂不久出过工伤事故。她平时总戴一只毛线手套，但就是这样，每次看见她，我还是感到害怕。我在皮件厂干的活很简单。工厂生产医院里放射科医生穿的铅围裙，材料送来时还带着毛边。我用一块样板比好，用圆珠笔画线，工人再沿着线把毛边裁掉，然后包边。因为围裙含铅，分量比较重，每天一、二百条搬来搬去，也很累人。我们干活时从来没戴过手套，对直接接触了多少铅、中了多少毒这类问题，根本没概念。

那时还在继续挖防空洞，地点在米市大街和南小街之间干面胡同中段路南的一个院子里。据说那防空洞很长、很深，通到很多地方，但我们只管在洞口出土，有人在里面挖。老师分配男生在下面运土，然后装进筐里，女生用辘轳摇上来，再运到院子外面的街上倒掉。就是在那时，学校的工宣队要撤，有一天来人通知我们回校去出鼓欢送。记得同班的韩慎刚在洞口下面扯着嗓子喊：“我们不—去！当初就没欢迎过他们，现在也不欢送！”就这样，我们八班真的没去。不知七班去了没有。

那时127中有个很不错的管乐队，经常到首都机场参加迎宾活动。指挥是一位姓冷的老师。除了管理乐队，冷老师还教过我们初三的农基课，即农业基础知识，其实就是生物。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主席后，不再在首都机场安排迎接外宾的欢迎仪式，而改在天安门广场前的长安街上安排中学生的乐队、鼓号队、花队欢迎。有一次，我们的鼓号队被调去欢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另一次是欢迎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两次的形式一样，鼓号队沿街排成很松散的长方阵，即每两个人之间前后左右的间距都很大，这样可以多占地方。我们远远看到，华国锋陪同外宾的汽车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前，车停下，敞篷打开，他们从后排座位上站起来；然后车继续行驶，他们向欢迎队伍挥手致意。车队就从我们眼前经过，相距大概十几米。记得铁托身穿笔挺的深蓝色西装，戴浅色墨镜，肚子很大，虽比华国锋稍矮，但块头却大得多；波尔布特穿很合身的黑色衣服，中等身材，不过站在华国锋旁边，就显得矮小了。每次他们的车队一过，我们就立刻偃旗息鼓，班师回朝。在那之后不久，有一次去看电影，前面照例演加片[81]，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毛泽东主席会见波尔布特同志》。我很纳闷：波尔布特来北京时，毛主席已经永垂不朽了啊。一看电影才明白，原来七十年代初，波尔布特就作为一个柬埔寨政府代表团的成员来过中国，受接见时跟毛泽东握过手。那个新闻片剪辑得不好，先是看到毛泽东跟乔森潘握手，然后屏幕上一片花白，还带着杂音，像是在大幅跳跃，然后就是波尔布特突然站到了毛泽东面前，可见他当时在柬埔寨的地位还不很高。

还有一次，是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那次的欢迎仪式规模宏大。我们没出鼓，印象里全年级的同学都被安排到天安门城楼前的灰观礼台上蹲着组花。记得是4月，那天风特别大，刮得天昏地暗。广场上放置了十来个巨大的红色气球，都用粗绳拴住，绳子固定在金属台座上。尽管如此，外宾车队到达之前，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好几个气球被风吹走了。那次我们距离车队较远，何况还有花挡在头上，所以只看见齐奥塞斯库和夫人站在敞篷车上的轮廓，没看清面目。1989年底罗马尼亚发生暴动，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我在电视上看到照片才想起来，我还算看见过这两个人。

文革后期，北大中文、历史、哲学三系有不少教师进了“梁效”[82]，成为御用写作班子的成员。我熟悉的只有历史系的范达人和何芳川。文革结束，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受到隔离审查。几年之后，有一次何叔叔很诚恳地跟我说：“那回在首都体育馆开批斗大会，你范叔叔站在前排最后一个，你何叔叔我站在后排第一个，结果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就在我们俩之间划开了。”属于敌我矛盾的范达人（原名范达仁，文革中改名）被关了一年。记得范叔叔从监狱出来不久，来过我家。那时正在上演电影《大河奔流》，分上、下集，我只看了上集，并听说下集不如上集。范叔叔聊天时，说他都看了，我就问他哪一集更好。他赶快说：“下集好，下集好，下集有毛主席！”我当时感到他是怕了，不敢不说下集好。其实后来我看了下集，才知道那里面的毛主席，只是老演员于是之的一个短暂的侧影，一点都不像，真是说不上好。到了八十年代初，历史系一些老师开始打破传统课型，准备开新课，范叔叔找何叔叔搭档。何叔叔的夫人陈建新阿姨坚决反对，她的理由很简单：“你们俩还没搭档够啊？”那时，大家对刚刚过去的那场动乱都还心有余悸，也有很多人不愿触及不堪回首的往事。

父亲1977年2月得到平反，代表北大党委给他宣布平反决定的是副书记马石江。这是文革后北大平反的第一个冤案。那时大家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还不明确，连邓小平都没有恢复工作。华国锋还在坚持“两个凡是”[83]，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民族灾难没有实质性的认识和批判。郭沫若当时填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对时代变迁作出了直接反映。这首词的文字如何且不说，光内容就有一些滑稽之处：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父亲的案子[84]非常简单，直接与江青有关；江青成了阶下囚，给他平反，名正言顺，没有任何异议。平反决定宣布那天，父亲回家后，写了一首感言诗，我才开始知道一些与此相关的事。后来陆续退回来一些他自己当初被迫写的交代材料，我看过一部分，了解到一些细节。文革结束后，各单位均开始清理积案，外调很多。从一些单位的外调中，父母才得知，文革期间由于父亲的“问题”，他们的一些亲戚也受过牵连。

接下来几年，父亲所做的事，就是在北大清理积案，给别人平反。他感到义不容辞，我则说他一直是在“擦屁股”。毕竟有很多事情是无可挽回的，是擦不干净的。对很多冤死者的亲属来说，无非是讨个说法，但又有什么用呢？再说，很多事情也不是父亲能做得了的。记得我上大学时，常看到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去历史系教工宿舍找父亲的一位同班同学杨立文。父亲后来告诉我，他就是历史系那个在文革中自杀了的教师李原的儿子。李原家在辽宁，孩子没考上大学，又没有工作，想找历史系帮忙，而父亲能做的，最多是安排他在北大当个临时工，因为他没有北京户口。文革后出现在我家的客人中，有一位叫孙孝廉。他原来是彭真的警卫，文革前“四清”[85]时曾与父亲在一个工作队，文革中又一起蒙冤，他全家发配山西。文革结束后，他调回北京，但在当地结了婚的女儿却无法回来，就连彭真都帮不了忙。这样的事，是平反能了断的吗？那些下乡多年的知青，他们葬送在“广阔天地”[86]的青春，是回城能补偿的吗？是灾难，就会有后果；而后果的影响，往往不是我们能马上充分地意识到的。多年以后，有个小学同学给我写电子信说：“我们这一代是最幸运的，小时候不用念书，大了还没耽误上学。”虽然他这话不无调侃，也道出了很多真实，但这个“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而只是我们这代人当中的一小部分。我几年前才得知，那位同学的爸爸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死的；而我们小时候知道的是，他爸爸是做科学试验出事故死的，他由祖父抚养长大。他的记忆也许已经定格在那个“事故”；对他来说，多年以后接受父亲被毒打致死的事实，大概很不容易。

往事不堪回首；往事不容湮没。历史的包袱是沉重的。文革记忆，我早就想写。现在写出来了，我如释重负。

2009年7月7日－20日 初稿             2009年8月－10月 修改           2010年3月－6月 再改  于芝加哥

注：

[71]指文革后期及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之前，北京一些机关里不对外放映的外国及香港电影，有些有配音翻译，有些仅有现场同声传译或字幕。我看过的内部片除正文提到的那两部，记得的还有苏联电影《雁南飞》、《第四十一》，法国电影《红色的客店》，英国电影《王子复仇记》（据《哈姆雷特》改编），美国电影《孤星泪》（据《巴黎圣母院》改编）、《翠堤春晓》、《根》（八集），香港武打片《路客与刀客》，以及后来公演的《叶赛妮娅》、《冷酷的心》、《佐罗》、《音乐之声》等。

[72]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都是社员。他们每天下地劳动，工作量以工分计，男社员每天最高可得10分，女社员每天最高可得8分，年底结算，按劳动总量分红。

[73]创办于1958年，为普及农村教育，招收农民为学员，包括从小学到大学各个层次的班级，均半工半读、勤工俭学。1980年改制为江西农大。

[75]指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根据他的几次讲话精神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国科学院提交给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讨论稿）》，以及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工业二十条》。这些文件的出台被上层当作“右倾翻案”而于1976年受到全面批判，是为“反击右倾翻案风”。

[76]用一条木扁担两端垂下的铁钩挂上两只大铁桶挑水，是为一挑。四挑水可以灌满农民家里的一口大水缸。用扁担挑水是当时乡下农民及一些城市居民从水井或机井里往家里取水的主要方式。

[77]六十年代为解决住房紧张问题而突击盖起的一种两层或三层的简易楼房，只有一侧有屋子，出了屋门就是阳台兼通道，楼梯也是镂空的，外形很像美国的“汽车旅馆”，但不通煤气，也没有暖气，冬天取暖要烧煤炉。

[78] 中国干部级别从一级到十五级，总理为一级，处级为七至十级，一般与县级等同。

[79]位于山西省昔阳县，文革期间被树为全国农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1963年，毛泽东提出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80]即使在文革结束之后，“右派”问题也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对全国50万“右派”的“改正”拖延到了1979年。

[81]指一般故事片开演前加演的新闻纪录短片，一般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

[82]取自“两校”的谐音，是文革后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之一。

[83]出自1977年初《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内容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84]这件事最好由父亲自己来讲。

[85]指1963-1966年在全国相当范围内展开的 “清政治、清经济、 清思想、清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86]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告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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