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洋队(1): 启程

世间可供采摘的鲜花不多，荆棘却不少，脚下的路是踩出来的，始于勇敢，也始于鲁莽。

5月的宁波，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天早早的亮了，吴师傅找好的金杯面包车就停在楼下。

朋友们都来了，大家帮忙把行李搬上车，有六个纸箱子，里面是一家三口的衣物，被褥，碗筷，高压锅，案板，菜刀，以及成堆的牙膏。

"保重，多回来看我们啊"。

凄美的道别，心里有些酸，大家谁也没料到，下次的见面会是在整整四年以后，我们也从三口之家变成了四口之家。

金杯面包载着一家人行驶在通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路上，跟我们一起去的是吴师傅。

我有很多朋友，常见面的和不常见面的，吴师傅是朋友中最为特别的一个，曲终人散的时候，他是依然站在那里守着你的朋友。

感情像是小树，需要不断浇灌，我不是那种勤奋的人，从来都不是。

付出很多，得到很少，又没有怨言的除了家人，还有就是吴师傅了。

移民的路很漫长，从递交申请之日起到最后的成行，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找关系，做材料，考托福，考雅思，然后是漫长的等待，吴师傅替我们守了四年的秘密，我也从国营企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兵变成了一个跨国公司的经理----只管生意不管人的经理，正经的名字叫客户经理。

算命先生说我头上长有反骨，注定是那种不安分的人，他是对的。

三十岁的时候，我依然一事无成，努力混，却始终混不出个名堂。

小时候的梦想是当科学家，大一点懂事了想中了举人衣锦还乡，当个有人请吃，请喝，能光宗耀祖的小官，有点特权，家人可以沾点光，孩子可以拼个爹什么的，至少不用整天费思老神的捉摸着给领导送什么礼。

我的胃口也不大，比起那些贪官来我肯定算是清的。

糟糕的是，国营企业上班的时候，像我这样心思的人实在太多，人精也多，我总是傻傻地游离在圈子的外边，俗话说叫"脑子不开窍"，我没有说过领导不爱听的话，也没说过领导喜欢听的话，我不是不想拍马屁，只是拍不准; 也不是不想和领导搞好关系，只是这里边的学有点太大了。

那年车间里召集大学生开会，书记很直白，说，"我这人比较粗，干部要学会叫，做的事情要叫出来"，也就是后来说的会炒作，话粗理不粗，尽管做不到，这个我能理解；

再后来，院长说，官场上混，你要比猴子还精，这个觉得有点难，心想，比猴子精的那还能叫人吗？

后来就有人辞职，主任说，

"有本事的人都走了。"

心里慌，要被人看扁了。

挪窝到外企，做业务，跟客户打交道，拉关系，请客吃饭，陪笑脸，逢年过节发短信问候(潜水不回信的居多)，每天为销售额奔波无闲暇，春节回老家过个年像是打仗----求爷爷告奶奶，火车票一票难求。

对那些应酬的事情我总是显得笨手笨脚，无事献殷勤对我来说更像是个负担。

做业务凭关系，竞争好激烈，交易在面上也在桌子底下，像陶朱公的大儿子那样小家子气是办不好事的。

尽管如此，移民也不是个容易的决定。

怎么说我的现实也是很多人的梦想。

不理解的人占了多数，加拿大太远，太冷，像是流放; 老人们以为是偷渡，太危险; 同事说，慎重行事，鸟不拉屎的加拿大没有工作，移民就是重新洗牌，会把你就要到手的好牌洗成十三不靠。

在去留这个问题上我纠结了好久，放弃有时候是比执著更难的一件事情。

我并不是真的热爱加拿大，我只是需要一个改变，为自己，也为孩子。

辞去工作，我没有意识到移民的路其实是条单行线，我曾经天真地以为，机会永远都在那里等着我，回头的路也是可以走的。

人生的道路充满了冒险，事先不曾觉察到的冒险是最大的冒险。

这不，在温哥华机场过关就遇到了一个小插曲。

除了加航的饭难吃，空姐太老之外，一路旅行还算顺利，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安全降落在温哥华国际机场。

跟着机场的指示牌，去海关报道，新移民还真的不少，长长的队。

检查完所有的文件，我被告知一家三口在国内精心拍的照片不合规范，头太小了。

还好，被带到一个小屋里，披上毛毯，重新照了一张，被用在后来的枫叶卡上，其实照的水平并不怎么样，怎么看上去都像是三个被通缉的逃犯。

和我们同机的那对上海小夫妻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根本没有带照片，移民局接待的小姐好像说他们不该这样，我就觉得左右是不合格，带不带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是谁的态度不好，交谈的声音逐渐大起来，后来就变成了种族歧视，要投诉什么的。

种族歧视是个杀手锏，争吵马上平息了，接着是道歉。

我那时真的是羡慕，心想，登陆的第一天就能操着英语和加拿大人吵架，还能让他们道歉，太不简单了。

取行李，转机，直奔目的地多伦多----朋友等在那里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