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

农村几千年的规矩，孩子长大结了婚就算是另一个家了，等孩子们都成家了，就会面临分家的问题。

如何做到一碗水端平了，不偏不倚，对老掌柜来说，也是颇具挑战的一件事情。

会有人评头论足。

亲兄弟还好说，儿媳妇们最是听不得闲言碎语，要做到不落人话柄，就要有外人参与进来做个见证。

1972年，爸爸52岁，肝硬化腹水，他觉得自己命不长久，大哥一家又都在，就想趁此机会把家分了。

爸爸找来最好的朋友书祥过来商量，让书祥做个公证人。

有一个问题是，两个哥哥结婚成家，另起炉灶，姐姐不参与分家，我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跟着爸爸妈妈一块儿吃住。

分家不是分开吃饭，是分家产。

我家有三孔窑，分为大中小，被村里拆了三间瓦房，还剩三间。

爸爸跟书祥商量，因为我还没结婚，就想把最大的那孔窑留给我，可是怎么名正言顺地给我，表面上又能显示公正。

书祥说，

"米贵爷，这个事情也能理解。"

把我叫过来，说，

"我做三个阄，大窑上边做个小记号，你先抓。"

我说，

"不行，这样是作弊，对哥嫂他们不公，我不抓，要抓哥哥先抓，最后剩下是我的。"

见我说的坚决，书祥跟爸爸说，

"那要不就直接说了，大窑不分，只老大老二抓阄?"

爸爸说，

"这样等于是没分，明显大窑留给小儿子，留人话柄，怕是将来闹矛盾。"

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按前边的方案。

做了三个阄。

大哥坚决反对分家，二哥不想参与，我也不想抓阄。

把大嫂二嫂叫来抓了阄。

大嫂分到小窑，二嫂大窑，剩下中间的归我。

分完家，一家人坐下开会，爸爸说，

"现在一切都妥了，大家以后各自成家，我们可以断绝关系了，我搬出去住，以后不再是你们的爹。"

我们知道爸爸的意思，大哥，二哥和姐姐在抹眼泪，我心里也难过。

我说，

"爸，这不能怪你，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一人有事，全家受牵连，又不只咱一家，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那是多大的官啊，该整不照样整吗? 家属不也都成了毒苗吗?"

爸爸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解放前，政府走马灯一样的换，民国政府看似稳定也没呆上几年，都怪爹错误估计了形势，对新政府信心不够坚定。要是当初听你们长庚叔的话，把枪交了就行了，不至于惹此大祸，害了自己，也害了全家。

爹原本想着教你们好好读书，长大了也好是个有用之才，有个安稳的生活，不像爹性格暴躁，到处惹事，所以小时候就管你们太严了，打骂太多，关心不够，造成你们都是性格内向，不会交往。

人算不如天算，到现在学问没有用，读书越多反而麻烦越大。

爹会在东边咱家的小园里盖个房子，我搬出去，以后就算划清界限。"

我们几个只是哭，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用，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可以摆脱困境。

妈妈在一旁帮腔，

"就让你爹去吧，都熬这么多年了，这文化革命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

接下来的几天，爸爸拖着病重的身体，用碎石头在小园砌了一个屋。

很小，刚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

很矮，要弯腰才能进去;

房顶是牛毛毡和茅草。

爸爸搬进去，一个人烧火做饭，砂锅熬中药，屋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他十多年前青海服刑时候监狱里发的一件羊皮大衣，抵御冰雪覆盖的寒冷的冬天。

每次路过爸爸的新家，看到里面飘出的炊烟，我不敢停留，不敢去看爸爸的身影，妈妈也只是偶尔让侄子过去送些馒头，嘱咐他快去快回。

我的心碎了，哥哥姐姐也是。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处托人找关系，大哥的工作最终还是没有着落。

一打三反已经落下帷幕，形势有些缓和，新疆那边恢复了大哥在报社的职务，开始催着他回去上班。

大哥总觉得自己命不长久，又担心爸爸，跟我说不想再回新疆，但又没有别的选择。

我说，

"大哥，你就是心病，你这么年轻能有什么事，家里不用管，你放心去吧，过两年我再去新疆看你。"

过完春节，我把大哥和大侄女送上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看着他清瘦，挺拔的背影消失在昏暗的站台，我没有料到这竟然是我对大哥最后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