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家(13): 四清运动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承担大跃进的责任。

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名义给彭德怀定了性，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同时将大饥荒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戚本禹后来撰文说毛泽东对此甚为不满，认为刘少奇批判彭德怀有功，但不应该批评毛主席，他应该批评他自己。

这也是毛泽东安排林彪在刘少奇之后讲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大会上发言说：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毛泽东会后问罗瑞卿：

"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

罗瑞卿老老实实地说：“我作不出来。”

至此，个人崇拜这根接力棒从刘少奇转到林彪手中，直到913事件发生。

领导层对大跃进和包产到户产生严重分歧。

江青说，主席虽然做了自我批评，退居二线，但很不服气，心里憋着一股气。

1962年7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8月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之后又六次在中心小组会上发言，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

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决定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一场政治运动，重提贯穿领袖人物一生的阶级斗争，意图“反修防修”，防止演变。

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1963年5月，杭州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9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

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以 “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为主。

城市的社教运动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后期不管农村还是城市，全部都发展成为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个方面，通称为“四清”。

经毛主席委派，刘少奇担任四清运动的总指挥。

1963年11月末刘少奇指派夫人王光美带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试点，总结出桃园经验经毛泽东同意全国推广。

工作组总结的经验概括起来是：

"先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

有人说，桃园经验开创了很多先例，夫人参政，政治迫害，逼、供、信，这些后来被文革照搬。

体罚，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这些经验也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原封不动用在刘少奇和王光美身上，是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伴随着阶级斗争的是经济改革，1964年，刘少奇和邓小平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了实用主义。

毛泽东很明显感到刘、邓执行了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受到挑战。

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

分歧主要在两方面：运动性质和运动方法。

毛泽东提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把矛头指向基层；

刘少奇则表示，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反对把一切矛盾都上升为敌我性质。

在运动方法上，刘少奇认为主要矛盾在基层富裕农民与群众，而毛泽东提出，先不管下层，而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整当权派，先搞豺狼后搞狐狸。

毛泽东将刘少奇与“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中共中央内部以刘少奇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两种方针，终于不能再相容。

1965年1月，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光美参与的河北新城县四清工作。

同月，中共中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 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

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基本放弃了“四清运动”，认为这场运动连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转而筹划和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化革命是毛刘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他的本质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刘少奇是直接目标，人民群众是枪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