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家(14): 帽子

帽子这东西由来已久，冬天人们戴棉帽抵御风寒，夏天戴大沿帽用来遮阳，女孩子的帽子兼有装饰的作用。

帽子改变它本来的功能，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大概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

随意给别人扣个帽子已经成为国人的习惯，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曾经是领导的特权。

帽子和右派，反党，反革命，工贼，内奸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可怕的东西，大帽子重得让整个家庭抬不起头，一个难以摆脱的梦魇。

帽子戴上了很难拿掉，右派摘帽后叫摘帽右派。

大哥58年底被学校开除后一直郁郁不得志，支书觉得他是文化人，不属于一个圈子的，老想着要整他，他便想要离开家乡，远走高飞。

爸爸起初不同意，直到大哥结婚后才松口，

"你现在结婚了，自己一家人，以后出门相互也有个照应，爹不留你们，想出去就出去吧。"

大哥万里远行去新疆，妈妈惦记，常年落泪，爸爸也是感叹不已。

1962年，右派甄别平反。

学校里发通知，通知当初被开除的学生返校上课。

二哥那时已经毕业，半年后从别的同学那里得到消息，赶到学校问，见到了教导主任，主任说大哥的通知已下到大队，二哥说大队没人讲过。

主任说，他也没办法，学校发过两封信，没有回应。

二哥问能不能现在回来。

主任说，这是上头搞一风吹，风来了，吹到就吹到，吹不到，这事就算过去了。

二哥回家告诉爸爸，爸爸到大队问支书，支书说，

"信不是写给你的，是写给你儿子的，他在新疆，你让我们把信送到新疆吗？"

爸爸问他，信弄哪儿了。

支书说，

"这么长时间你们不来取，我哪知道弄哪儿了，早丢了。"

爸爸心疼大哥，实在气不过，和支书大吵一架。

大队支部一商量，给爸爸戴上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妈妈生气，找支书，问他凭什么给戴帽子，支书说，

"劳改犯，判了六年，只住两年，没有住够。"

妈妈说，

"上头改判两年，刑满释放，释放证家里现成放着呢。"

支书说，

"主要是他说话太难听，到处提干部意见，以后表现好了，帽子自然会帮他摘掉。"

过些天，公社武装部长李梦松来找爸爸，

"村支部反映你的问题，你说改判两年，有释放证，能拿来给我看看吗？"

爸爸没有办法，拿来释放证给李梦松看。

李看过说，

"这样吧，这个我带回去，组织上开会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帽子问题。"

武装部长得罪不起，这一走再也没有消息，等爸爸去找支书，支书腔调变了，

"你说你住够了，有释放证，拿来给支部看看。"

爸爸说，

"村里不是也有一份吗?"

支书说，

"我们要你的，村里谁帮你保存这个。"

二哥去找李梦松，他开始推脱，说忘记，不知道放哪儿了。

再后来，干脆说丢了，找不到了。

爸爸没有办法，到县里去找法院。

查了档案，法院接待人员说，

"当初判六年是根据你们村里交上来的材料办的，窝藏枪支对抗政府，九宫道引进师，贩卖大烟这些全都是村里报上来的材料，我们没有核实，有责任，但这个也不能全怪我们，你肯定是得罪人了，要不然村里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跟你过不去?

况且后来上级政府已经给你改判了，你也刑满释放，如果没有再犯，我们不会再找你的事。

帽子不帽子，这个不关我们，主要问题在下边，不在我们这儿，你应该找你们基层，谁给你戴的帽子你找他们解决。"

爸爸让他们出个证明，他们不肯，说，

"这个我们不能做主，要先汇报上级部门，擅自出证明会影响基层干部工作，搞不团结。"

皮球就这样踢来踢去，问题没有解决，爸爸上访的事情被公社和大队知道了，情况变得有些糟糕。

63年开始四清运动，工作组到村里，洛阳法院的院长高现章带队。

搜集了很多材料，包括经济问题和干部随意整人的问题。

院长在我家吃饭，爸爸向他反映了自己的情况。

工作组严厉批评了支书，说他这样是不遵守国家政策，毁别人的前程。

那年支书被停职，爸爸的帽子也被摘掉了。

随着形势变化，工作队后来突然撤走了。

接着是干部集训，接着是支书官复原职。

村里支部开会，把爸爸叫去，支书说，

"你挺会提意见的嘛，都提到工作组了，我们支部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经支部研究，大家一致同意，把你的帽子重新戴上。"

帽子戴上，另加一条罪名:

不服改造，越级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