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哥凯哥你很有爱

在我们班，左凯不遭我们一伙待见，被冷落。他不甘心，使尽解数巴结。

左凯的爸爸是后勤部的副部长，1942年参加革命。参加革命是因为家里揭不开锅吃不上饭，左凯的爸爸就跑到县大队，找他那当副大队长的表哥报名打鬼子。表哥出去转一圈，回来就递给左凯他爸一顶灰军帽，外加一杆老炮铳，表哥说，“从今儿起，你就是抗日战士了。”

上个世纪70年代，没有人不知道，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想吃豆腐都要拿票。而住在部队里的家属，状况要比地方上好，除了部队干部供应标准高些之外，还有个原因是大部分部队有自己的农场。作为后勤部的副部长，左凯的爸爸就分管农场。部队上每年都会抽调一个连专门在自己的农场里劳动，种瓜种菜种水稻，养猪养鱼养鸭子，收获大部分补充部队，小部分当然是便宜了院里的众家属。而左副部长作为农场主管，不用说，再有觉悟也要悄悄肥点私，猪下水鸭爪子之类比我等家庭多些，自在情理之中。据说左凯他妈是个好吃口的主妇，膝下五个娃子，衣服脏点破点全不计较，大快朵颐却是不得马虎，所以我们经常指出在左凯稀疏的牙缝里夹着绿菜叶红肉丝，“中午又吃的饺子”，左凯便打着饱嗝解释。那时候百姓之家只有逢年过节吃顿饺子，可人家左凯家隔三差五地吃，可见生活好得一塌糊涂。

平心而论，左凯挺懂事儿的。在那段时间，我们一干人，特别是我，抽烟喝酒全靠他供应。左凯跟大家说他爸是专门管好烟好酒的领导，有了他爸的批条，“大中华”的烟和贵州茅台酒都能弄到手。联系左凯日常的好生活，我那帮哥们当然信以为真，他们听得眼睛发直，向往得冒绿光。间或有人向我求证，我则哼哼唧唧不置可否，那段时间他时不时孝敬我天津产的“墨菊”烟，两毛九一盒，虽然远不及“中华”，可是在当时也绝对是中产偏上阶级享用的，更何况人家基本能保证供应，我所付出的不过是为他保护着点小虚荣。

自从我小学五年级跟我那初中三年级的哥学烟出徒以后，我就一直因为我父母双双烟酒不沾而痛苦地遗憾着。家里一盒待客用烟摆在茶几上，我要经过几番思想斗争，在终于抗拒不了诱惑以后才会象神经外科医生作手术一般，用薄薄的小刀，把烟盒从其屁股后面仔细挑开，胆战心惊地从有数的二十颗里抽出一两颗，大动作绝对不敢有，因为一旦穿帮，我老子的牛皮武装带抽过来，不用想都知道比抽烟来得劲道猛。有鉴于此，我总是用同志加兄弟的态度对待左凯，欣慰的是他竟然很懂这种默契，补给线就象抗美援朝时的丹东连着新义州，持续而不间断。

为显示实力，人家左凯还时不时地请我们喝河北衡水产的“老白干”，好象是67度，那酒猛的，比现在工业酒精的纯度都高，喝一口就像有烙铁从嗓子眼伸进去一直烙到胃底。逢到酒来，我们顺便指导左凯从家里整点花生、虾皮一类的东西，再加上家住郊区的“大头”贡献点院子里自产的黄瓜茄子西红柿等等，美酒佳肴便齐了。哥几个兴奋地跑到破败公园羞于叫山的山脚下，那儿有块象桌子般大的石头，大家围坐了，抡起瓶子来转圈，规定一人一口，既不可多贪也不可推却，有福同享。

吃着喝着，左凯便成了大家恭维的对象。左凯哥们，本事，义气，有酒量，长得帅，他爸是大官，老革命。一路夸下来，左凯总是带着无限满足第一个晕酒。这时候有要求你就抓紧提，没有左凯办不了的。

那个年头戴军帽是时尚。“大头”一直为自己没顶军帽戴而不爽，左凯已经为“大头”之外的其他几人搞定了。营区里频发军帽失窃案，当兵的把帽子刷了晾在院里，仅仅一个午休时间，它就不翼而飞，紧跟着就有我的哥们戴着绿帽子神采飞扬。我用杨子荣审栾平一般的眼睛盯着左凯，用不了十秒他就说“我该死，我不是人，请长官饶了我吧。”左凯屡屡作案，当兵的警惕性就被锤炼出来了，人家再刷帽子，宁可午觉不睡，搬个椅子坐阴凉里看着。左凯即便有贼心也无从下贼手了。“大头”渴望得天天抓耳挠腮。说来也是，我们那一伙人，只有他脑袋上没顶着点绿东西，难怪郁闷得紧。

大家见“大头”没军帽，总有撇下一个阶级兄弟让其受苦受难的愧疚感，那一次我们趁左凯酒憨耳热之际又一轮大肆吹捧恭维。为了向其施压，我很有自知之明地先来作了一番自我批评，痛苦地检讨自己没本事，心有余力不足竟然帮不上哥们这点小忙。“左凯你要不出手，‘大头’今生算是绿不起来了。”然后其他哥们跟进补充，一直弄到左凯胖脸蛋憋得绯红为止。“别说了，哥们我豁出去，说啥也给‘大头’弄一顶来。”

要说左凯，真不是白给的，法力通天。五天以后，早晨上课前，我们都注视着有点怪异的左凯扭着矮胖的身子，操很标准的方步踱着，踱进了教室，踱到“大头”书桌前，从自家书包里演魔术般放慢节奏请出个尚且带着新褶儿的崭新军帽，然后啪的摔在桌面上，“你的！归你！”

幸福降临得太出乎意料，“大头”心理准备大大不足，最起码傻了有五分钟，坐在椅子上不仅有魂游象外之态，而且还热泪盈眶。

接下来的几天，可能是左凯生命中最为满足的几天，出入总有“大头”陪侍左右。“大头”帽子崭新笑脸灿烂，一口一个“凯哥”。

营区内连续出现盗窃案，引起了部队保卫部门的警觉，一个情况通报发了下来。其中说，一段时间以来，连续出现军人服务社失窃案（丢失“墨菊”烟三条、“衡水老白干”酒五瓶），部队被服仓库失窃案（丢失崭新军帽十八顶）和营区干部战士个人物品失窃案（丢失晾晒中的帽子七顶），希望引起官兵警觉，也希望干部战士以及家属提供线索，以期早日破案。象我这样的半个局中人，对于谁作了案根本不再假以思索。只是对照通报和左凯的实际贡献，方才知道这小子还藏了一手。三条“墨菊”烟，我充其量抽了一条，剩下的两条哪儿去了？五瓶老白干我们喝了三瓶，剩下的两瓶哪儿去了？十八顶崭新军帽，小子下手够黑的，其余的十七顶哪儿去了？倒是晾晒中的帽子七顶，我那帮哥们都戴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爸爸说，“通报中说的盗窃案，据分析是你们这么大的崽子们干的，实话实说，你知道不知道？参与没参与？”老人家目光如炬，我要不是意志钢铁般坚强，早就变节招供了。

隔天下课的时候我去厕所撒尿，见左凯也站在小便池前，便凑上去，“小子行啊，跟哥们留了好几手啊！”左凯握着小鸟的手明显在哆嗦，尿线也同步共振似的曲曲弯弯了。“别别，千万别瞎说！”左凯的声音在嗓子眼里颤抖。

“但是你别忘了，咱们班咱们一个院儿住的可不光是你和我，还有那几个女的，她们可是都看见你给‘大头’新军帽了。”

          “说的也是，我就担心这个。”

院子里风传说案子有眉目了，并且要移交地方公安部门处理。

一个大雨倾盆的上午，我们那片的派出所终于来了两个穿警装的小伙子，不出意料地请左凯去讯问。据说到了那里，老虎凳辣椒水都没来的及用，只是一个警察“砰”地一拍桌子，就把左凯吓瘫了。“坦白，我全坦白。”

左凯作案很简单。拿把锤子，拿个棉手套，趁夜黑风高，把棉手套垫在军人服务社和被服仓库的锁上，用锤子铆劲一砸，锁开了，然后进去，想拿啥拿啥。“偷东西没技术，胆子大就行。”这是左凯事后总结的经验。

左凯被处以留校察看两年的处分。等他缩着脑袋又来上学了，我们才知道，赃物除了被我们享用，余下的两条“墨菊”烟，左凯一条献给了张小琼他爸，另一条自己独吞了。余下的两瓶“衡水老白干”则是全部献给了张小琼他爸，老张又转献给了厂里的保健医，保健医一口气给老张开了半年的病假条。余下的十七顶军帽，其中一顶献给张小琼的哥，剩下十六顶又由张小琼的哥以两块钱一顶的价格私下卖出去，两人各分得赃款十六元。用这十六元，左凯偷偷地请张小琼下了三回饭馆，还给她买了一个蝴蝶形发卡。张小琼，当时是左凯的“婆子”，十年后嫁给了一个贩大蒜的个体户，十五年以后又回过头来给早已是人民警察的左凯同志当了情妇。

事情败露，左副部长对左凯家法伺候。一根牛皮绳捆紧，将其吊在院子里的杨树杈上，水米不打牙地吊了大半天。杨树上的毛毛虫不时掉在左凯的肩膀上，吓得他哇哇乱叫。

左凯被抓被打被处理，我们的心情非常沉痛。只是知道了大部分赃物被用于取悦张美人儿，我们才有些释然。

张美人儿长得非常好。雀斑脸，罗圈腿，墩粗的体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