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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
我回头一看:“毛善余?” 毛善余呵呵笑着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咱们好多年没见了,走,找个地方喝酒去。”这个毛善余便是我江山县的老乡,日后的毛人凤,我们两家相隔不远,还都是文溪高小的同学。毛刚从黄埔军校的潮州分校毕业,听我说想考黄埔军校,他说:“你知道吗,我们过去的好几个同学都去了黄埔军校读书,像周念行和姜超岳。你别看他们才智平平,今非昔比啊。” 我说:“我信,别说他们,就连你都变了。我印象中你总是沉默寡言,现在说起来还一套一套的,跟过去简直判若两人。” 毛善余呵呵一笑,一边拿纸抄地址一边对我说:“我给你几个黄埔老同学的地址,你去广州之后可以找他们。我看你考取黄埔军校肯定没有问题。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道打江山!” 听他讲的头头是道。我只恨自己迟了一步。
1926年的羊城,红红黑黑的革命标语比比皆是。三三两两的军装青年意气昂扬。整个城市沐浴在一种欣欣向荣的氛围里。尽管舟车劳顿了好几天,我依然是脚步如飞。当时已经错过了黄埔第五期的入校考试了。我明白越早入校,将来就会有越多的好处。自己的老朋友,文溪高小的周念行、姜超岳等人早随着部队参加训练,准备北伐了。按照毛善余给的地址去寻人已是白费心机。我只好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等待黄埔第六期招生。黄埔军校第六期招生的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面试关我很轻松就过了。老师问:“你为什么来考黄埔军校?” 我自信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但是笔试的时候,一看到作文的试题《试阐明三民主义为何能救中国》,心里一凉,知道肯定没戏了。第一次考试失败之后,那天我在街上闲逛,忽然看到一个算命的,便过去想问问看自己的前途在哪儿。算命先生要了我的生辰八字之后掐指一算,说:“先生将来是要大富大贵的人,但是命中缺水,最好改一个名字,才能仕途亨通。” 我心想,是啊,母亲也曾跟自己说过,说我应该避土趋水。莫非这还真有道理?我马上想起自己的字,雨农,看来以后得用用了。
正在我茫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条消息让我看到了一丝光明。原来在第六期招考时,北伐军已经攻占了汀泗桥和贺胜桥。全国上下都在声援北伐,从四面八方来报考军校的青年也是络绎不绝。为了补充力量,军校入伍生部决定9月底再招一批学员!这时我想:要短时间背会那些主义,并不能带给我十成的把握。不如找关系走后门。我听说胡宗南报考军校时,因为身高不足一米六零而在体检时被挡在了门外。后来是军校的廖仲恺对他青睐有加,才特许他参加考试,顺利录取。想到这里,一个名字也跳入了我的脑海中:戴季陶。
事不宜迟,我立刻找到了国立广东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见到了校长戴季陶。原来自从上海一别后,戴季陶和蒋介石都来到了广州。孙中山先生抱着“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伟大理想,在广州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国立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而戴季陶和蒋介石分别担任两所学校的校长。果然,戴季陶还记着我这个小同乡,并且向蒋介石提起了我。我终于如愿所偿地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二批的学生。
我想既然算命先生让我改个名字,不如图个吉利马上改。入学时,我自己给自己取名戴笠,“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当下”。取自晋·周处《风土记》,所谓友谊深厚者,乘车戴笠不忘相揖也。
入学之后的我被编入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七连。我比许多学友要年长几岁,阅历丰富,所以我很快就结交了许多死党和好友。学校里、我认识了一个特殊的长官,黄埔同学会监察干部胡靖安,黄埔第二期的毕业生。因为他对蒋介石忠心不二,所以一直受重用。我想,如果能够和他搞好关系,那么估计以后能够面见蒋介石的机会也就多了。有一次,我正在宿舍里和学友聊天,一眼瞥到门外胡靖安走过来,于是很大声地说:“我的理想就是毕业以后能够给校长当警卫。”
学友们都笑了,纷纷说:“黄埔军校培养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杀敌的,不是让我们去做一个小小的警卫呢。”
这时胡靖安插进来说:“那你为什么想要给校长当警卫呢?”
学友们这才发现监察干部进来了,纷纷站起来低头不语。我说:“校长为国家大事日理万机,我不能为他分忧,但能做一个警卫,保卫他的安宁。” 胡靖安笑了一下,也没说什么就走了。
除了和上下搞好关系之外,在和长官聊天时,我知道了校长最佩服曾国藩、胡林翼和德国18世纪的宰相俾斯麦,于是特意借来《曾文正公家书》、《曾胡治兵语录》和《俾斯麦传》认真研读。我明白了蒋介石重视黄埔军校,是受了曾氏的影响。而蒋介石率部东征、北伐,则如同俾斯麦发动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一样,是为了推行铁血政策,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我觉得蒋介石堪称是当今的豪杰。为了接近校长,我还跟蒋介石的侍从警卫们搞好“关系”。有一天,我装做火急火燎的样子直闯蒋介石的驻地。那些警卫也不拦。蒋介石先是被吓了一跳,但听说我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时,马上换了一副和蔼的面容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说:“校长,学生想要为您当差,24小时追随校长身边!” 蒋介石问了我的姓名,知道我就是胡靖安提起过的那个戴笠,于是蒋介石说:“你有这个想法很好,只是现在你还是应该留在军校里多学习。你别看学校貌似平静,但内部却有一些派系包藏祸心,对我也有诸多诽谤。难得你如此忠心,你就帮我密切注意同学中的动向,有情况就向胡靖安汇报。你明白吗?”我行了个礼,非常兴奋地说:“谢谢校长的栽培,学生戴笠保证完成任务!”
从此之后,我对周围人说的话,特别是有关政治、军事,或者谈论时局的热门话题默记在心。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把所听的写到纸上,再交给胡靖安。另一面我跟毛庆祥说好了,他会把我的报告放在蒋介石书桌文件的最上层,蒋介石一坐下来就可以看到。一次毛庆祥告诉我,蒋介石看了我递送的东西想了很久,并且做了认真的记录。我听了非常高兴。
1927年4月12日。那天清晨,起床号像往常一样划破晨雾。入伍生也和往常一样在迅速、紧张的氛围中起床、整理内务,在5分钟之内都跑步到了操场上集合。可是等人都到齐后,连长冷冷地扫了一眼人群,低沉地宣布:“共产党阴谋暴乱,在东莞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现奉校长命令进行清党。凡是共产党员,向前三步走。” 操场上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几个忠贞的共产党员勇敢地站了出来。其他一些还在谨慎观望,听到第二遍命令后,也站了出来。连长看看这些人,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点了十几个名字。我明白这几个全都是被我呈报上去的亲共分子。原来蒋介石派我在学友中搜集情报,是为了这次清党而准备的。
当共产党员,亲共分子全部被带走后,连长又宣布胡靖安被任命为入伍生部的政治部主任,负责清党。之后大家心情都有些沉重。唯独我开始明白自己的情报工作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我仿佛看到了胡靖安的晋升就是我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