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穴--西安事变

虎穴--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我正在广州扩充广东缉私部队。午后，我接到军统局西安发来的加急电报。“(绝密)十万火急，南京沈沛霖(我的代号)亲译。据确切悉：12日拂晓，张杨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不明。江雄风敬叩。”

我感觉到危机已经来临，立刻坐飞机回南京，驱车前往蒋介石的府邸。一进门，看见宋美龄正在拭泪，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在。宋子文首先斥责我：“你们是怎么负起保卫领袖安全的责任的？…”我拿起桌上的电报一看，是下午3点50分，西安发来的：“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我说：“这条消息不要扩散，我先去找何应钦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办。”

孔马上说：“他早就得到电报了，故意遮掩着不告诉我们…”

宋子文说：“现在留在南京的党政要员数他位置最高。西安出事，正好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说：“其实在校长去西安之前，我劝说过校长，张杨似乎与红军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此行危险。可是校长坚持要走。我阻拦不住。而事情到现在这个地步，何应钦应该也不敢有异动。”

宋子文问：“那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说：“汉卿定不会和校长为难。这些都是在杨的怂恿之下做出来的。我们现在应争取和西安方面取得联系，说服校长答应他们的条件，早日救校长回南京。”

宋子文说：“对，必须和平解决，我们马上就召集紧急常委会商量。姐夫不会有事的。”

何应钦把中央委员召集在自己的官邸，想引导大家同意攻打西安。而宋美龄为首的一群人强烈要求和平解决。戴季陶首先发言：“张、杨大逆不道，为国法所不容，如果不立刻前往讨伐，国家将如何树威？政府将何以立足？”宋美龄等人着急了，连忙说：“万一张、杨以委员长的性命相要挟，怎么办？”

何应钦站起来说：“诸位，应该马上派飞机轰炸西安，坚决讨伐逆贼。”

“对，应该出兵。”“要给张学良和杨虎城一点颜色看看。”

我转头一看，附和何应钦的竟是复兴社的老成员，蒋介石曾信任的桂永清、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宋美龄大声疾呼：“轰炸西安是置中正于死地。领袖要是有什么好歹，中国将陷入更大的混乱。”

我虽然是站在“主和”这一边，但我选择沉默。忽然戴季陶又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退了席。主攻的人知道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宋美龄等人抓紧时间和西安联系。12月21日，端纳从西安带回消息，说张、杨只想让蒋介石接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并无加害之意。宋美龄、宋子文决定跟随端纳去西安劝说蒋介石。我不认为我渎职。但是无论蒋介石是生是死，我都逃不了失职的罪名。不如随宋氏兄妹前往，或许还有转机。我马上找宋美龄哭陈愿意一道去西安。宋美龄担心我恶名在外，去了只能坏事。宋子文却帮我说话：“雨农和汉卿关系极好，或许能帮我们劝说他。”

当天晚上，我把特务处工作交给了郑介民和梁干乔，拜别老母妻儿，踏上了去西安的飞机。飞机在西安城上方盘旋数圈，抵达西安机场。张学良站在机舱门口，面带愧色。宋美龄主动和他握手问好，不经意地说：“张大帅能否让部下不要搜查我的行李？我怕他们翻乱了我不好整理。”

张学良立刻惊恐地说：“夫人何出此言，我张某人哪里敢对夫人如此不敬？”

我跟在宋子文身后下飞机，被张学良私下拦住说：“雨农兄稍安勿躁，我有专车来接你。”  

等到一辆辆汽车走远了，几个士兵走出来行了个礼说：“请戴先生解下随身武器，跟我们上车。”

我解下了佩枪，跟着士兵上了一辆小轿车。半小时之后，士兵把我“请”进了公馆地下室。我不知道此时是蒋介石妥协了答应和谈还是杨虎城一怒之下逆天刺主。我更担心某天闯入一批人把我杀掉。我从口袋里翻出一个本子和一支钢笔，写下了我的遗书：“自昨日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同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地下室。”写完后我沉沉睡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被开门的铁锁声惊醒。我看到张学良背着手走了进来。他双颊消瘦，神情疲惫。我站起来，一言不发。张学良把一份东北官兵联名写的报告交给我，我一看，浑身一颤。只见上书八个大字：“速杀戴笠，以绝后患。”  张学良给我看报告，就表明了他不愿意杀我。我对张学良说：“你不杀我，我当谢你。可是你挟持领袖，该当何罪？” 张学良长叹一声说：“我是国家的罪人啊。这次事变后，我愿意随蒋委员长去南京，以表示我的赎罪之心。” 我听了，心又放下一半，问：“事情解决了？”张学良点头说：“蒋委员长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和谈条件，你可以去见他。但时间不可过长，我已经准备好飞机，你马上返回南京。” 我握住张学良的手说：“既然如此，多谢汉卿兄。”

我在张学良的护卫下，穿过层层守卫，走进了蒋介石休息的内室。蒋介石正在生闷气，宋美龄在一边劝他。看我走进来，蒋介石大吼一声：“你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听到蒋的训斥，我马上跪下请罪，忍不住哭了。看到这场面，宋美龄打圆场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骂雨农。现在那么多人等着看你死，只有他一个冒死来救。”蒋介石还是骂了一句：“娘希匹，我还没死呢!”

在张学良的保护下，我登上了返回南京的飞机。12月24日，蒋介石终于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六项协议，即：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5日下午，在宋美龄和宋子文的陪同下，蒋介石扶着腰登上了开往洛阳的飞机。走在机场的时候，蒋介石对宋子文说：“你盯牢些，别让汉卿跑了。回去后把他交给雨农好好处置。”

此时，周恩来正坐在驶往西安的汽车上，他想要劝阻张学良留在西安，可惜晚了一步。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了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可从这一天起，张学良也失去了自由。在1937年1月4日被蒋介石宣布扣押。事后，老蒋又逼杨虎城辞去十七路军总指挥，出国赴欧美考察。抗战爆发后，杨虎城决定回国参战。蒋命我秘密逮捕杨。杨在香港接到电报，要其先去长沙，由我陪同到南昌与蒋见面。到南昌后，我还亲自陪杨游览万寿宫、青云谱烈士墓等名胜，并租下原江西省长熊式辉在百花洲纬二路上的一幢花园洋房，让杨居住。我派了二十来名便衣负责监视，不久，又奉老蒋之命，加派了一个宪兵连，做外围警卫。

1937年2月上旬，周恩来与蒋介石直接谈判，达成国共合作抗日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