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

上海战役撤退后，第一、二支隊轉移到浦東去打游擊，文强改调为前方办事处处长，从南通天生港绕道到苏州、句容等地，负责收容别动队撤散的部队。仅得万人中的两千人。1938年1月，我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从淞沪战场上撤出的佘山教导团和五支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也称“第一支队”）。我自兼团长，俞作柏任副团长。同年3月，我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我任书记长、总指挥。由俞作柏任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徐光英。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则由俞作柏兼团长，原别动队在江西、浙江的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二团（也称“第二支队”），由王春晖担任团长，别动队在上海的残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由何天风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不过，此人后于1943年在苏南率部向日寇投降）。

淞沪战起第二天，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将我召回。让我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原来在8月初，蒋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制敌机先”，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拦截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但是这个命令还未下达到军队，日军舰船和这一带的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撤往江阴以下江面。在这同时，当蒋决定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发现居然有日特事先得到消息企图混入。蒋介石闻讯大怒。我马上把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调查，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与会人之一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在日本留学，其子亦经日本留学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黄浚生活腐化、挥霍无度，经济来源可疑。我派人密切监视跟踪他。一個星期天，黃浚西服革履，皮鞋錚亮，走進玄武湖公園，轉了一會，似乎累了，便坐在一把供游人休息的椅子上，拿出一根“駱駝”牌香烟，用打火機點著，悠然自得地抽了起來。同時，又不由自主地四處張望，好像在等著什麽人。過了好一會，一個中年男子來到他的身邊。問道：“先生，能借個火嗎？” 黃浚回答：“當然可以，”說完，就把打火機遞了過去。那位中年男子點著烟後，又問：“夫子廟怎樣走？” 黃浚說：“這幾句話說不清楚，不如我給你畫個圖吧。”說完，就從自己口袋裏掏出一張紙，在上面寫了些字，便交給那個問路的中年人，一切都做得滴水不漏。结果在黄浚与日本特务又一次交接情报时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活动被逮捕。蒋下令将黄以卖国罪枪决。这是我在抗战初期与日谍的第一次较量。

1937年9月中旬，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向我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他们愿意为反间谍斗争做出贡献。程、彭二人在东亚同文书院工作，这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我经过考虑，决定按程、彭二人的要求成立“文友社”。文有社成立后，我首先将特务处特工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其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并把程克祥介绍来的3名日方间谍赶走。最后，把程、彭争取过来，真正建立了一个反日谍机关。第一件成功的事就是把以教授面目作僞裝的日諜上尉福田信一引誘出來，綁架到南京。

正在这时，日军统帅部急调原在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以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部署和伺機暗殺進行外交調停的核心人物宋子文。南本在华北、内蒙、东北等地，曾多次破坏我布置的特工组织，我对其恨之入骨。南本到上海后，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国民党原八十七师参谋长杨振华，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杨故意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我。我命令文强顶替杨，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的身份与南本接触。经过文强与南本的多次会谈，我准备跟南本敲一笔钱再收拾他，不料恰在此时，日軍已從金山衛登陸，杨振华叛变。我的计划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