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究竟是积极抗战还是消极抗战 ?

作者:hwangjinzi  于 2013-1-23 19:19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

中日两国在1937年军力对比 

师 级 单 位 装 备 状 况 

国军11000  人 员 日军2 2 0 0 0 
国军马匹 无( 自 备 不 计 ) 日军马 匹 5 8 0 0 匹 
国军3 8 0 0  步 枪 日军9 5 0 0 
国军3 2 0  机 枪日军 6 0 0 挺 
国军4 6  火 炮 日军1 0 8   
国军无 战 车日军 2 4 

         海 军 1 9 3 7 年 7 月 
国军6 万 吨 ( 1 : 3 0 )日军 1 9 0 万 吨

         空 军 1 9 3 7 年 7 月 
国军3 0 0 架 ( 1 : 9 )日军 2 7 0 0 架 

中日两国军备生产能力对比
 
中国年钢产量4万吨-日本年钢产量580万吨 
中国年造坦克0辆 -日本年造坦克330辆 
中国年造汽车0辆 -日本年造汽车9500辆  
中国年造大炮0门 -日本年造大炮744门  
中国年造飞机0架- 日本年造飞机1580架

       
从晚清开始太平天国、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入侵,民国初建,袁氏篡国、张勋复辟、军阀割据,北伐、闽变、中原大战、九一八,宁粤分裂,苏俄侵略、日本入侵、伪南京国民政府(汪兆铭)、伪广州国民政府(汪兆铭、李宗仁)、伪满洲国、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晚清开始中国每天都在打仗,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迅速现代化,国力的悬殊非一般人可以想象。

一,是抵抗,不是不抵抗 

      九一八不抵抗事件,可以看看国内公开出版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和国务院文化部直属的历史杂志《炎黄春秋》2004年1月号。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张学良明确说是他自己判断断失误不是任何人给他下的命令,并彻底否认了教科书中的“蒋中正不抵抗主义”。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悖,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悖,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有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曾笑着对张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说是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早在两蒋早已过世的1990年6月8日,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就已经明确地说过:“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当日军进攻锦州时,蒋委员长连发封电报命令张学良“坚决抵抗”,张却一枪未发地席卷着他的数十万东北军逃之夭夭。

东北沦陷后,蒋中正立刻向德国购买了一亿金马克的武器装备,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军队,打算装备八十个精装师。但因西安事变导致日寇提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没有来得及完成,只装备了四十个师。其次,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经在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五个战区先后修建防御工事约4900座,被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二)是安内攘外,不是只安内不攘外 

在中国对蒋中正的深仇大恨之中,大概除掉1927年的“清党”,就要算是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所决定的“安内攘外”政策了。但是,只要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在外患内忧交相进攻之下所决定的安内攘外国策,和当今中共在改革开放的一片大好形势之下所坚守不移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进行一番对比,我们就自然能够发现,蒋中正的“攘外安内政策”或曰“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完全正确性。 

因为,正是“军阀残余之残余”(陈独秀语)的武装叛乱,才破坏了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之后,整个国家的初步和平统一局面,也才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实际上是苏联命令中共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好时机,甚至给了日本敢于侵略、占领我国东北的机遇和胆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这一国难的发生,正在南昌指挥剿匪的蒋中正,立刻停止对中共的第三次征剿,转身回京处理日本侵略之事。其结果就是中共“欢呼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并在九一八事变仅仅发生两个月之后,听从苏联的命令,为彻底推翻我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以分裂中国为手段,在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宣布一切少数民族地区都可脱离中国。

1933年春,日军为侵占我华北、企图西进长城沿线攻城略地之时,正在对江西红军实行第四次征剿的蒋中正,又立刻罢兵北上,亲自指挥了热河、榆关、和长城三大战役,艰难地保住了华北。可是,江西红军却乘机在苏联的命令和指挥之下,发展到了三十万人,占领了四十五个县城,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终于将赣东到闽西的“白点”――即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全部拔除,把他的苏区――也就是苏联在中国的武装统治区域,从江西到福建连成了一线……。就不说其间由他们策划的“闽变”和由其它分裂势力所发动的“粤变”,又给国难当头的中华民国带来了怎样的痛苦了!

正是鉴于种种腹背受敌、交相压迫的情形,1932年六月,本着“为不使国家于忧患苦痛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为“不完成国家统一、乃不能攘外”这样一个至理,也就是“家不和外人欺,家乱外人更欺”这样一个人人皆能够明了的道理,蒋中正才在庐山会议上颁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冀消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就是必须消除“中共在前苏联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对中华民国的武装叛乱和疯狂颠覆这一背后威胁”。因为,不论是日本侵占了中国,还是苏联侵占了中国,对我们所有的中华儿女,都是同样的痛苦,除掉甘当马列子孙的中国人以外!

比较一下国民党的“安内攘外”国策和的“稳定压倒一切”国策吧!前者是为了“卫国攘外”而不得不求“内安”;后者,则是为了“维护专制”而绝不容许五十余年来毫无民权的人民对现存的极端反动统治表现丝毫的不满。而我“民族的大患”――赤祸,就是俄祸,倘若当真被当年国民政府“安内攘外”的政策所扫荡干净了,又何来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人民无边的血腥和苦难!

所以说,蒋中正的攘外安内政策,不论是从当时看,还是从今日来看,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的事实告诉了我们,他,“不是只安内不攘外,而是既安内又攘外,安内更是为了攘外”!
(三)是积极抗战,不是消极抗战

     蒋中正不但不是消极抗战,而且从来就是积极地在准备抗战。1932年蒋中正就已经告诉记者说:“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我们就把首都迁往四川,以应长期抗战。”1935年蒋中正在另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说:“即使是我们中国关内的十五个省份都被日寇占领了,只要四川、云南、贵州还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正是为了在未来长期和全面的抗战之中,使西南诸省能够服从中央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决策。 
    1935年,蒋中正才“单骑走西南”,终于使西南三省与中央政府保持了统一,并保证中央的政令和军令能够顺利的在西南三省被执行。他的预见和做法,确实对后来蒋中正、国民政府领导全民族的的长期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保证作用。
1935年底,中国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中正还在北京芦沟桥我方河坡之下,亲自带领一名工兵营长爬行一千米,并根据这一实地侦察而在我河坡高地上设计了“反斜面阵地”,对后来我军在芦沟桥对日军作战,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此其一。 

  其二,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蒋中正、国民党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首先向德国购买了一亿金马克的武器装备,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军队,打算装备八十个精装师。但因西安事变导致日寇提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没有来得及完成,只装备了四十个师。其次,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经在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五个战区先后修建防御工事约4900座,被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同时为迎接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蒋中正特别号召推动了“新生活运动”,以求焕发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改进我们的人文素质,以为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准备。日本官员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说:“决不能小看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特别是新生活运动,就是排日运动的结晶。
  其三,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1928年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其后,直至1937年“七七”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正是因为蒋中正和国民政府始终怀有对未来长期和全面抗战的思想准备,才能在这个外患内忧的岁月力,荡平了残余军阀多达十数次的大小军事叛乱,发动了五次对“苏俄在中国的国中之国――中共武装叛国势力的征剿”。
(四)不是不打,是该打的必打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往的宣传是,“一.二八”抗战不是蒋中正要打的,是蒋中正不给打,但十九路军的官兵们要打,是他们不服从蒋中正不抵抗的命令,而坚决要打的……”但是,这却是大错特错了! 
  “一.二八”淞沪抗战,固然十九路军是参战的地方部队,但因蒋中正认为这一战是该打的,非打不能向国际扬我中国人之正气,中华民国之国格,所以,他将黄埔精锐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并而成立第五军,任命张治中担任军长,积极地、壮烈地战斗在上海“一.二八”抗日的战场上。虽然,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均不知八十七、八十八两个精锐师才是淞沪战场上更重要的主力;虽然,国际国内的一切鼓励、嘉奖和慰劳物资均只送给了十九路军,甚至连所有的抗战荣誉都集于十九路军一身,蒋中正和他的中央军还要背负不抵抗和不抗战的骂名。
  对此,大陆历史学者早已在1991年出版的蒋中正传一书中,就已经深怀着倾佩之心,把蒋中正两次给八十七、八十八师的亲笔信件公布了:2月28日,蒋中正在信中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 

其后,蒋又致电张治中说:“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其意无非是为了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如大陆史家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说蒋中正不抵抗和消极抗日,天理何在!

  除“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外,就在蒋中正“为免除民族之大患――赤祸即俄祸”,而正在进行成功的第四次征剿的关键时刻,由于日本欲占领华北,开始攻击我长城沿线,只因蒋中正认为“遏制日本对我华北的侵略野心,是为必打之战”,所以,他才会立即离开江西剿匪前线,转身数次亲赴长成沿线指挥了榆关、热河和长城诸口的对日战役。国军虽然牺牲惨烈,数位国军将军阵亡在长城抗战的战场上,却保住了华北,也为中央政府对未来全面和长期抗战的准备,争取了时间。
  一方面在政治上逐步地使国家走向了稳定,使得蒋中正及其南京政府愈来愈能够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一方面在经济上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每年百分之十二至十八的赠长率,为未来那一场长期抗战奠定了起码的国力基础。因为,如果蒋中正和他的政府真的从来没有积极地准备抗战,那么,后来也就不可能破灭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迷梦,而我们想要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也就更加没有可能了!

(五)是战略退却,不是“拱手相让”
九一八之后,蒋中正就曾一再地说过:“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而应该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准备好了再干!”“七七”之后,以蒋中正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则将蒋中正早已决定和早已从事准备的抗日总方针定为:“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不是为了打垮敌人、而是旨在拖垮敌人”的持久战大战略。即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总战略。所以,一方面,蒋中正既决定在京绥、京汉、津浦三线对日军节节抵抗,防止日军自北而南地切割我战场,占领我后方,然后由西向东逼我就范;一方面却决心在上海摆出决战的态势,大战日军,以万般勇敢和牺牲的精神与顽敌死战,藉以破灭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一俟目的达到,立即撤军,以保存有生力量,准备长期抗战。上海会战如此,徐州会战亦如此,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同样如此。
     在徐州会战中,五十万精锐神奇地摆脱了敌军的包围,撤出鲁南和苏北,使敌人企图消灭我主力的希望毁于一旦。在武汉会战前,蒋中正就已经决策“主要是消灭日军有生力量,而不在保一城一地之得失”,在歼敌二十余万并将华中重要物资安全运往四川之后,方决心弃守武汉,为后来的持久抗战,保留了重要的军事力量。
     第三次长沙会战虽然消灭了日军六万余兵力,只因其时广州已经失守,长沙已经守无可用,我军亦是为保存有生力量而主动撤离会战……可以说,直至全面反攻前,蒋中正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即所谓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太多的大战,无数的小战,但是,却都是遵循着持久战的总方针,既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又把日军深深地拖在中国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直至历史性的大反攻开始。
      然而,大中小学教科书中,岁岁年年地指骂国民党军队“望风披糜,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相送。”与此同时,却又岁年年岁岁地在它的教科书里,把“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吹到了天上,把“他们的父亲斯大林”领导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的“丰功伟绩”吹得神乎其神。却忘记了,1941年6月当德国以闪电战进攻苏联时,德军转眼之间就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使他们的“伟大工人阶级祖国”的欧洲土地几乎丧失殆尽。斯大林的仓皇应战和无边退却,那才是真正的望风披糜,才真正是将自己的国土“拱手相让”。
     但是,斯大林的望风披糜却不是“战略退却”。相反,1812年当拿破仑进攻俄国、俄军元帅库图佐夫以焚烧莫斯科为标志的大撤退,才是真正的战略撤退。因为它也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诱法军深入,将法军拖进寒冷的俄罗斯冬天,从而造成法军的必然失败,为世界战争史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战例。而我大中华民国以持久战为根本方针的战略退却,乃是将强大而且疯狂的侵略者拖进了更加广阔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以期与世界战争“接轨”,直至最后地彻底地打败敌人,这就在世界战争史上,增加了一个弱国如何打败一个强国的更加光辉的范例。

(六)是血写的事实,不是墨写的谎言

诚如大陆学者杨树标所言,“由于蒋中正坚持领导抗战,国民党军队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在其十四年抗战中,发动投入十万兵力以上的大型会战就有22次,大型战役如平型关(此处为平型关战役,不是那个偷袭了日军几百人辎重部队的“平型关大捷”)、台尔庄者就有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面对面地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军就有206人。陆军牺牲、失踪者共322万人,;空军牺牲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两万五千名青年军官中,就有一万名青年军官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从山海关到上海会战,从武汉会战到历次大会战和大战役,国民革命军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壮烈牺牲者,不可数。。
 
     在这里让我们先看看-八年抗战,共军和国军队到底打死了多少日军?

     估算战争中某一军队的战果和自身伤亡,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交战双方,总是夸大自己消灭对方的数字。于是不管是哪一方,就算是统计数字相对准确的美国,对自己的战果统计都有一定的误差。象我党,就更不用说了。不要说第二次内战消灭的8百万蒋匪,朝鲜战争,我党也自称消灭美军39万人。其可靠性,可想而知了。相比之下,交战双方对自己伤亡的统计,还更接近于实际情况。美国就不用说了,每个阵亡都是公开的在案资料,想造假都不容易。就算我党,相对也比较老实。从这个自己公布的伤亡数字去估计一下战果,要比看双方互吹牛皮的战报可靠多了。我们现在,就从共产党自己公布的伤亡数字,来估算一下共产党军队抗日战争时期对日军的战绩吧。

根据共产党自己的资料,我党军队在抗战8年中的伤亡人数如下:亡160603人,伤290467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共计584267人(中共中央党校编的抗日战争史料上的数字)。也就是说,我党承认抗战8年中,共产党军队总共阵亡了16万人。如果假设失踪人数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是阵亡,把这个人数再加上 25%,那么,我党8年抗战中军队的阵亡数字,最多应该在20万人左右。考虑到失踪中的绝大多数应该是被俘和逃兵,这20万人阵亡,应该是共产军抗战阵亡人数的最高数字了。

共军的阵亡数字里面,可不仅仅是对日军的战斗死亡,还包括对国军,伪军的作战死亡。从共军的战斗统计来看,共军有近40%的战斗是和伪军,国军打的。这样的话,和日军作战阵亡的,只占阵亡人数的60%。按最低限来算,如果共军有16万阵亡人数的话,和日军作战阵亡的有60%,那么,共军有大概9万6千人左右死于抗日战场。

从这个数字,我们可以来推算共军打死鬼子的人数。

抗日战争,中国军队武器差,素质低,阵亡远远多于日军。象全面抗战以前爆发的上海128抗战,长城抗战,国军与日军阵亡的比例达到10:1以上。日军都是以阵亡不过一两千人的代价,换得中国军队上万人的牺牲。经过国府几年准备,到77抗战爆发后到抗战结束,装备,训练都比共军好的国军和日军的阵亡比有所提高,大概可以到达4:1左右。国军整个抗战,对日牺牲160万左右,击毙日军在40万人上下。

抗战期间,共军的素质,武器都差于国军。这从对日战斗的规模,以及抗战后内战初期双方交战的情况,都可以证实。所以,我们把共军和日军的阵亡比也定为4:1,应该是对共军有利。这样来算,我党在与鬼子战斗中阵亡了9万6千人,打死的鬼子应该是9万6千的1/4,即2万4千人左右。这是一个最低限。

我们再退一步,假设一下,共军的阵亡人数有20万人。再假设,这20万人里面,80%是死于对日作战,那么,死于对日作战的共军阵亡者就有16万人。同样,使用中日4:1的阵亡比来计算,共产党军队打死的日军就有大概4万人。这是一个最高的上限。

这样一来,从我党自己公布的阵亡数据来推断,共军8年抗战,打死的鬼子在2-4万之间,最多不过4万人,最少也就2万4千人。日军在中国大陆(满洲除外),8年期间,阵亡在45万人左右。45万减掉4万,其他41万的战绩,自然都是国军创造的了。而且这41万,还不包括国军在滇缅消灭的鬼子数量。我党自称抗战的中流砥柱,可打死的鬼子占全国抗战打死鬼子的多少呢?十分之一不到而已。(又一次证实国民党没抗日的谣言。其实国民党才是抗日主力)

至于这个中日阵亡4:1比例,实际上只会大,不会小。从日方的资料来看,每次同共军作战,伤亡甚少。象共军大吹,特吹的平型关战斗,共军自称消灭1千日军,而日方的阵亡数字不过才1百多。这样的话,和阵亡6百的八路军的阵亡比例是1:5左右。这还要考虑到,平型关是共军刚刚进行过长征老部队,一方面军的精锐。共军还占据了有利地形,是出其不意的一场伏击战。由此可见,共军其他对日战斗的阵亡比,恐怕就要多出这个比例很多了。象大名鼎鼎的51大扫荡,日军的统计是,共军遗尸万余(和共军自己承认的数字很接近),鬼子阵亡人数不过4百人。这样来看,共军打死的日军数字,比上面说的还要少。如果按6:1的比例,我党打死的鬼子只有1万6到2万6左右。

     正是由于国民革命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表现,当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如蒋中正早就预料和准备的那样,终于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之后,西方列强终于在蒋中正和他领导的大中华民国抗日政府的要求之下,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去除了我们的百年国耻,实现了孙文的一个最大愿望,那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国民革命胜利的第一个标帜!”从此,中华民国不仅成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成了“联合国宣言”的三大起草国之一,而且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不仅扫尽了百年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一切欺凌和污辱,而且开始自立自强于世界。从而使得这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傲然矗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卫国卫族的战争史上。
  
      而蒋中正作为一个身先士卒,不顾安危,始终坚定地领导着和坚持着对日抗战,并终于夺取了最后胜利的伟大民族英雄,则不论政治上的丑恶敌人和卖国者们要如何地诬蔑他和丑化他,他都将永远地屹立在我们民族历史的峰巅地位之上,而永难动摇。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美国学者易劳逸教授终于能够公平地说道:“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相比,法国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相比,英国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所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 (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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