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示威源自美国大学政治化的毒药

本文英文原文在近日以Too many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en indoctrinated in extremist, far-left ideologies – Orange County Register (ocregister.com)，发表于美国知名保守媒体Orange County Register.

近几周，反以色列示威迅速从哥伦比亚大学蔓延到全国各大学。虽然许多示威者是校外的煽动者，但也有一些学生高呼反犹太主义言论和亲哈马斯口号，甚至喊出“打倒美国”的口号。这是极端意识形态对美国大学影响力的醒目警示。

一个令人不悦的事实是：许多美国大学生变得过于政治化。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等教育机构内数十年的政治化推动所致。大学管理阶层和进步派学者在推动这一现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甚至在踏足大学校园之前，美国青年就发现自己沉浸在由进步派学者和政治家传播的政治宣传海洋中。诸如“系统性种族主义”、“白人特权”、“弱势少数群体”、“种族结果均等”和“过度代表性种族群体”之类的分裂性词汇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强化了一个观点：他们生活在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必须为社会正义而战。

在大学招生过程中，进步派大学管理者们不仅使用种族、性取向和其他政治视角来选拔学生，还有意招募那些有潜力成为社会正义斗士的学生。许多大学申请论文都经过精心打磨，以探讨“社会正义”问题。例如，2017年，普林斯顿高中高年级学生Ziad Ahmed在回答申请问题“你认为什么重要？”时，将#BlackLivesMatter（黑民贵好）写了100遍，最终被斯坦福大学录取。

当进入大学校园后，多样性、公平和包容（DEI）的倡导者并不鼓励多样的观点。相反，他们常常压制持不同意见的观点。左倾的教授很少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批判性思维技能，以正确定义和解决社会正义问题，例如从个体和社会两个角度分析某些少数族裔群体的经济和教育落后问题。尽管事实上，几乎所有歧视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法律都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后被废除，但这些教授将这些少数族裔的所有落后问题归因于“系统性种族主义”。

在呈现历史事实时，进步派学者和媒体常常缺乏平衡。例如，他们高调强调巴勒斯坦人在中东冲突中被以色列杀害，但他们经常忽略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更大的伤亡。

更糟糕的是，进步派学者积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学生进行灌输，例如批判性种族理论（CRT）。在这一框架下，无辜的美国人被分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根据CriticalRace.org的数据，500所受调查的大学或学院中，至少有236所实施了与CRT相关的某种形式的强制性学生培训或课程。

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框架应用于社会正义话题时，许多美国学生变得受到灌输和激进化。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示威领袖Johannah King-Slutzky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专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视角解读的想象和诗歌理论”。

历史上，中国有着给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洗脑教育所带来了的惨痛教训。1962年，毛主席发起了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教育运动。在该教育中，无辜的中国人民被分为两类：“压迫者”（地主和资本家）和“被压迫者”（农民和工人）。通过一系列虚构的故事，每个教室里的中国学生被灌输地主是如何无情地剥削穷苦农民，以及为什么学生们应该“解放被压迫者”。

仅仅五年内，毛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了数千万无辜的中国学生中，使他们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充满了强烈的仇恨。1966年，毛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学生成为毛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他们系统地摧毁了中国的许多文化遗产，无情地杀害了成千上万人，并将数百万所谓的“阶级敌人”置于残酷的折磨之下，其中包括我的父亲。讽刺的是，甚至一些先前传播阶级斗争理论的共产主义学者也成为了自己被激进化学生的受害者。

历史是警示未来的一片明镜：那些在学生中播下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种子的人将不可避免地收获其种下的痛苦果实。如今，常春藤盟校的校长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不得不吞下自己把高等教育政治化的毒药。

像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这样有影响力的大学捐赠者已经意识到了形势的紧迫性。现在是停止高等教育政治化的时候了——这也是防止美国教育机构发生大规模文化革命的必要步骤。

（作者赵宇空是亚裔美国教育联盟的主席。在他的英文专著《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Woke Culture: America’s Dangerous Repeat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中，他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灌输在教育机构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