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母亲只为打官司而活

编者按：2016年5月19日，16岁的女生姚金易于北京昌平新东方外国语学校一间教室被害。同校17岁男生王祎哲出逃数小时后向警方投案自首。2017年6月，一审判决认定王祎哲构成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王祎哲提起上诉，2018年2月案件二审，目前结果还未公布。

这起校园凶杀案持续引发舆论关注，姚金易的母亲也长期为案件奔走，坚持要为女儿“讨公道”。本文作者简唯是一位志愿者，长期关注反校园欺凌、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领域。她与姚金易的母亲李阿姨已经保持了十三个月的联系，目睹她“只为打官司而活”的生活状态，看着李阿姨和江歌妈妈们的“同病相怜”。在简唯看来，法庭的公正之外，更多法律和社会援助的缺席，同样值得关注。

文丨简唯 王倩

16岁女生姚金易，被害致死已经快两年了。

时隔两年，李阿姨才终于见到女儿姚金易的遗体。2018年4月5日，姚金易的人生告别会在山东省东营市殡葬中心举行。

在女儿的人生告别会上，李阿姨用鲜花装扮殡仪馆大厅，摆放了女儿生前使用过的学习用品，以及爱吃的零食。

入土为安。这个于2016年5月19日，在北京昌平新东方外国语学校一间教室不幸被强奸杀害的女生，终于回到故乡。可是这样的魂归故里，对于她的单亲妈妈来说，实在太过残忍。

我最初认识李阿姨，是因为一年多前写一篇跟进此案的专栏文章。当时李阿姨告诉我，文字一定要仔细推敲，不要出现错漏，以免被人挑出问题。

后来，我断断续续跟李阿姨保持着联系，目睹她被悲剧撕裂的生活，和她为了给女儿讨回公道的奔走悲痛。

（姚金易）

“接受不了”

涉嫌强奸杀害姚金易的凶手，是同校17岁男生王祎哲。

凶案之后，王祎哲出逃数小时，次日向警方投案自首，但声称他们是男女朋友，姚金易自愿和他发生性关系。

对于王祎哲的这种说法，李阿姨一直觉得有损女儿的声誉，长期为此耿耿于怀。

2017年6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王祎哲构成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判决后，王祎哲提起上诉。

2018年2月8日上午九点，该案二审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判决结果还未公布。

两年来，法律程序在按部就班地推进，而李阿姨则带着失去女儿的悲痛，奔走于山东的家、北京的学校以及律所、法院之间。她发誓要给女儿讨回公道和说法，无法接受“杀人不偿命”的现实。

在二审法庭上，王祎哲自我辩护不承认强奸罪，还提交了六个新证据。李阿姨告诉我，因为这个她气得心慌，“亲眼看着对方在自己面前狡辩”，她难以理解，接受不了——女儿被这么残忍地谋杀，为什么还不能判凶手死刑？

李阿姨从不掩饰自己的伤痛和疲惫，每每提到女儿都声泪俱下。她曾无数次自责和后悔：如果当初没送女儿去北京读书，女儿现在还在她身边；如果女儿那天晚上回家了，就不会死；如果那天晚上，校方能够引起重视，及时进行搜索，悲剧就不会发生……

这种心理状态，我在很多类似案件受害者家属身上见到过。有一次，我跟李阿姨谈起来林爸爸（编者注：2017年6月22日“杭州保姆纵火案”中遇难家庭三个未成年孩子的父亲）和江歌妈妈（编者注：2016年11月3日“留日女生遇害案”中被害人的母亲）。

我说我觉得他们需要心理咨询，李阿姨反问我“你觉得我正常么？”我很诚实地说觉得她不太“正常”，觉得她“现在就靠在和新东方打官司来给自己找活着的理由”。

李阿姨默认了。

所以，我一直劝李阿姨去看心理医生，但她一直都是婉拒。李阿姨一直试图在我面前表现得很亲切友善，努力让我相信她的生活状态在一天天变好，但我还是能感觉到她整个人时刻压抑着崩溃。跟她通电话，电话里时不时就是鼻子囔囔的声音。

失眠、噩梦、头疼与自责，从未离开过她。伴随着这些痛苦，为女儿讨公道的过程也异常艰难，经常面临各种意外。

4月1日傍晚，李阿姨告诉我金易的遗物被盗。事情发生在去年暑假，案发地点昌平新东方外国语学校需要装修。假期结束后，据称校方才发现遗物丢失，但他们未曾报案，也未曾通知家属。只是当时录制了一个视频，如今该视频已经交于警方。

李阿姨还未曾有机会浏览该视频。女儿遗物在学校丢失，在李阿姨看来也是无法接受，她打算再次赴京，直接去新东方集团讨要说法。

4月13日，还有诈骗者冒充金易生前同学，私信我说有“重要信息”要告诉李阿姨。由于我的不慎，让诈骗者与李阿姨加了微信，差点造成李阿姨被骗损失钱财和暴露个人隐私。

（姚金易）

同病相怜

因为我一直在做有关校园欺凌的志愿者援助，之前也关注“桦南孕妇猎艳杀人案”。

2013年，黑龙江省桦南县一位实习护士胡伊萱，被孕妇谭蓓蓓欺骗喝下混合了迷药的酸奶，昏迷后遭到孕妇丈夫白云江性侵，并被杀害抛尸。后来，白云江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谭蓓蓓被判无期徒刑。

几个月前，我在贴吧问被害人胡伊萱的爸爸，“这些年怎么样？”

胡爸爸回复我——“一直在苟延残喘的活着”。当年害死胡伊萱的夫妇，白云江已经被判死刑，但是谭蓓蓓是无期徒刑，还在服刑。

胡家夫妇都是特别老实本分的人，但是对于还有一个凶手活着，他们至今不能接受。

“一直在苟延残喘的活着”。几乎是这些父母的相同状态，给孩子“报仇”是他们活下去的动力。“报仇”，也不是说要去捅凶手一刀，而是讨要一个他们自己心中公正的判决或者说法。

因为同病相怜，这些父母对类似的案件会格外关注。

在江歌案被舆论热议的时候，李阿姨也非常关注，并且希望和江歌妈妈取得联系。我当时很乐意能为李阿姨做点事情，所以很积极地牵线搭桥，但江歌妈妈一开始是拒绝的，理由是“同病相怜只会更痛”。这一点我印象深刻。

但后来她们还是建立了联系，不久前江歌妈妈还帮了大忙。

4月2日，李阿姨因“遗物被盗”事件去学校讨说法。中午，她给我发微信，“我在新东方准备跳楼。没人出面管这个事情。”

看到这条微信，我慌乱到不行，李阿姨曾经对我说过的“想要拼命”以及她在新闻里说的“看到女儿的惨状我都不想活了”，这些只言片语一瞬间撞进我的脑海。

我找记者、找朋友，甚至拨打了自杀热线，没有得到及时、明确的回复。在万分慌乱之中我想到了江歌妈妈，就微信求江歌妈妈去劝劝李阿姨。还好，她答应了，并最终劝住了李阿姨。

也许因为同病相怜，她们彼此之间怀着最大的同理心，更容易沟通，也更愿意去关注、关心、帮助有相似遭遇的家庭。

李阿姨也曾经这样帮过我。2017年5月，我们在远程帮助一位十六岁的重庆少女。她在学校被孤立，想要转学。谁知道五一假期结束的晚上，其母亲打电话告诉我们她女儿离家出走，留下了手机，但是清空了通讯记录。

在慌乱与难眠中，我病急乱投医，联系了李阿姨，询问怎样恢复删除的通讯记录。因为我在新闻里看到过，姚金易生前的通讯记录，就是在删除后恢复的。

李阿姨事无巨细地告诉我怎样恢复通讯记录。最后还给我留言——“谢谢你们帮助我们这样无助的妈妈”。

重庆那个女孩回家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阿姨，我能从她的语气中感觉到她的“如释重负”。愿意看到别人的故事最终得到还算圆满的结局，是她的同理心。

我心头却一阵心酸和难过袭来。李阿姨自己已经足够艰难、足够悲苦，还要特别分出时间和精力帮助别人。每一次相似遭遇的听闻和经历，都会令她重温女儿的悲剧。

最近还有一件事：因为“姚金易被杀案”再次被舆论关注，有个新疆伊犁的妈妈找到我，说也想趁此机会找媒体帮忙，介入她孩子被害死的案件。我其实没有精力再介入其他事情，但是觉得她太绝望了又不忍心拒绝，就加了微信。

李阿姨知道了这件事，也加了对方微信，通了电话。她们互相安慰了一番。

（姚金易留在学校的遗物）

缺席的援助

跟这些突然失去孩子、又一心四处奔走讨要说法的父母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常常力不从心，因为我根本什么都做不了。李阿姨时常歇斯底里地自责和后悔。每每此时，我都觉得自己很没用，除了干瘪的宽慰和理解，真的什么也做不了。

有时候，我也怀疑自己和李阿姨相处的13个月，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我的志愿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也许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就像江歌案的死刑签名，希望有一天，当江歌和江歌妈妈彻底被舆论遗忘之后，江歌妈妈独自一人回顾起这段曾经时，会想起的不只是一个人孤立无援，还有这四百五十多万个签名。

即便我们的努力不能改善任何事，能够为像胡伊萱父母、李阿姨这样的受害者家属带来这样的回忆，这姑且可以算作是一种“无用之用”吧。有些事情的作用并不实际，但仍有其精神意义。

但同时我也知道，这样远远不够。他们还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和辅导。他们的孩子被残忍地杀害死亡，他们更需要创伤后的心理干预。

社会应该给予这样的家庭和父母更多关注。这种关注应该是制度层面的，比如社区要有比较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能够一定程度给这些家庭做创伤后心理干预。一定要是专业人士，而不是居委会大妈或者像我一样不够专业的志愿者。

还有，相关法律以及法律援助的常识需要普及。像李阿姨这样，本身经济条件还行、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尚且不能分辨假的媒体和律师，更遑论底层的那些受害者家属。他们更加孤立无援、求助无门。

就像我最近接触的这位新疆伊犁的妈妈，她文化程度低，不懂法，对法律的理解仅限于朴素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遇到事情也不知道怎么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帮助。如果不是我告诉她，她根本不知道存在着法律援助组织可以帮助他们，也不知道法律援助的信息从哪里得到。她差点就要卖房请律师打官司了。

在法庭的公正之外，这些心理援助、社会援助、法律援助，同样值得关注。类似制度的建设，还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推动。

至于我，还会继续陪伴李阿姨等待二审结果。其实，我并没有承诺过阿姨，我会同她联系多久。我一直说，会尽量多一天是一天。我知道自己早晚会离开，但希望越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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