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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上午，在“两会”政协文艺组分组讨论时，宋祖英针对现在国内扎堆在奥地利演出的现象，开展“自我批评”，“最近有老师对我说，有人批评你了，扎堆去金色大厅演出，就是你开了一个坏头，我想想也确实开了一个坏头。”
宋祖英说，去世界各地的音乐圣地做音乐会是每个音乐家的梦想，去奥地利金色大厅也是她个人的一个音乐梦想，2003年时，她去奥地利金色大厅做个人演唱会，虽然演出得到大家的肯定，但她没有想到的是，随后国内就有很多各种乐团纷纷涌到金色大厅去演出。
“这些乐团的质量良莠不齐，都涌到金色大厅去演出，对国家来讲是一种浪费，也是对‘文化走出去’的不负责任。”宋祖英说，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的音乐殿堂，“文化走出去”应该在世界各个地方展示，而不要扎堆，局限在一个奥地利音乐大厅。
她建议，为了更好地实现“文化走出去”战略，建议相关部门对“走出去”的演出进行一定的审核，让这些演出更能代表中国的水平或当今的水平。“我觉得对今后走出去的演出，应该有一个规范和标准，保障艺术文化的水平，否则都会跟风去。”
此前有媒体报道，中纪委书记在与北京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曾提及金色大厅，“其实我怎么看这种现象？你能到我这里来，就像有些人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弄一场独唱会一样，以此为荣。也有跳芭蕾舞的，说起在世界哪几个剧场都演出过，而且都是第一主角。这都说明你能到我这里来就不错了。”
本次“两会”上，官话套话的确有所减少，富豪或明星政协委员、“官二代”人大代表的名牌衣装也不见踪影，这应该与最高层权威明确，令行禁止不无关系。一身戎装参加“两会”的宋祖英，对2003年去奥地利金色大厅高调办个人演唱会主动认错，更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向全社会传递的信息类似“你懂的”，这些被呵护仰视的明星突然间变得低调亲民，有点让外界不太适应，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人们不得而知。
实际上对于神秘的金色大厅，《南方周末》在2013年就有过详实报道，结论是“给钱就能演”，甚至被称作中国式“K歌房”。
报道称，金色大厅最初进入国人视野，是从1987年12月31日央视对“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的转播开始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指挥卡拉扬的风采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音乐会结尾阶段，奥地利人民在美轮美奂、辉煌的金色大厅里，和着《拉德斯基进行曲》的节奏，鼓着掌迎接新年到来的欢乐气氛，也让国人们倍感亲切。
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在金色大厅举行新春音乐会，以二胡、笛子演奏了民乐版的《拉德斯基进行曲》；2003年，宋祖英赴金色大厅举行个人演出，拉开了中国乐团和音乐家登陆金色大厅的序幕。
之后，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金色大厅。紧随乐团和歌手等专业音乐演出之后的，是由学生、老年人组成的业余合唱团。而随着2012年北京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管乐团在“第三届梦想绽放-维也纳金色大厅夏季音乐会”表演《拉德斯基进行曲》，2013年9月，温州房地产女老板李海燕包下金色大厅，举办个人独唱表演歌剧“江姐”；农民工和企业家也宣告登陆金色大厅。“给钱就能演”成为金色大厅的另一张标签，国内媒体开始揶揄其为“金钱大厅”。
看似高大上的金色大厅，对演出团体的要求并不高。早在2003年，金色大厅演出部经理克劳斯-克莱恩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色大厅的演出绝对不会标志一个乐团的水平。由于我们对中国民乐团的水准搞不清楚，所以也不可能进行任何的艺术认证，只要交场租并签了合同就能在这里进行演出，只是不能衣冠不整地进入金色大厅而影响金色大厅的形象。”
至于“给钱就能演”的背后，是歌剧院方的无奈。奥地利音乐频道负责人也纳指出，靠出租场馆来维持财政平衡是国际上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除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以外，几乎所有的歌剧院都是亏钱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之所以很少对外出租，是因为他们每年能从政府得到上亿元的财政补贴，而金色大厅得到的补贴只有千万级。”
现在，金色大厅被戏称为中国式“K歌房”。2013年9月26日，《人民日报》称当年1月至8月中旬，国内各类团组在金色大厅共租用场地27场，至少有133个院校和团体参加了在这里举办的各类音乐会和演出。派送赠票，已经到了让当地华侨不厌其烦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