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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出“启动公务用车改革”，让媒体一阵兴奋，纷纷解读为“公车改革即将启动，一般公务用车即将取消”，其实早在2011年就有媒体打出“期待‘史上最严格’公车改革动真格”的论调，时隔三年，公车改革有可能动真格吗？
从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至今，公车改革探索已走过20个年头，但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上涨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屁股底下一座楼”，这是群众对公车的形象比喻。“车辆购置其运行费”在目前可查的近三年（2010-2012）中央单位“三公消费”的占比将近六成，2010年高达65.1%。有调查报告称全国公车数量超两百万辆，开支接近2000亿。
公车泛滥、公车私用多年来一直是官场的顽疾，与公款吃喝玩乐、公费出国旅游并列为“三公消费”，被称为“马路上公开的腐败”。公车消费一年究竟要耗掉多少亿？原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是公车改革的有力推动者，他认为全国一年的公车支出2000亿过于保守，民间4000亿的算法更合理，实际上公车真正的开支还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2010年12月27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称：来自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用车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2009年7月4日出版的《羊城晚报》刊载评论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曾披露：2004年全国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共约9000亿元。很快有人说夸大，不夸大的数字据说是1201亿元三公消费，官员论级排坐，人人得而享之，但总账神神秘秘，仿如天机。
对于上述数据，一般稍有些常识的人都觉得偏于保守。全国的公车数量不会低于600万辆，年公车消费的支出已实破1万亿大关。我国公车耗费巨大是人所皆知的事实，新华社的《半月谈》杂志曾披露：一辆公车每年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再加上车辆的保养维修、汽油费用等，合计起来大概在20万元以上。
按照中办发[1994]14号文件规定：只有部长级和省长级以上干部才能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车，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及其以下工作人员，包括离退休后享受部长级和省长级待遇的干部都不允许配备专车。但实际上，在中国不仅副部级官员拥有专车，许多地方连副科级以上的官员都已拥有专车或享用专车。中国的公务车配置是从乡镇一级的官员就拥有的一种特权，中国有数万个乡镇，2000多个县市，正科级以上的官员高达数百万之多，况且各级都拥有庞大的党政人大政协四大班子以及公检法司等系统。
全世界公务车数量第一的国家无疑是中国，因为中国人多官多机构也多。世界上公车标准最高的自然也非中国莫属，如果在北京街头留心观察，除了满大街的奥迪A6，挂公务车牌号的，不乏奥迪A8W12、奔驰S600、宝马750以及宾利、劳斯莱斯之类的豪华公务车，这些豪华公务车在街头巷尾连交警也要避而远之，因为这些豪车的主人非富即贵。
中纪委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问题24521件，其中高居榜首的就是“违反公车使用规定案件”，共计6352起，有的超标准配车，有的将公车转为个人资产，有的公车私用……难怪总理在今年报告中特别提出公车改革。
提出全国统一的公车改革只是第一步，能否落实才是关键。过去公车改革的经验表明这是块难啃的骨头。首先“由下而上”的地方改革模式难度很大，据统计全国有超过20个省市区进行了公车改革探索，主要围绕在公车货币化、公车集中化或市场化管理的模式上，但改革多显示出“被动”色彩，往往会因主要领导的调动而搁浅停滞，所以此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格外受到关注。
公车改革之难在于其触及到的利益庞大且繁杂，地方推行起来阻力重重。许多特权部门甚至购买价值数百万的豪车，一般地方的科级官员都配有专车。公车泛滥的关键是官员们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过去每次所谓的改革，都只是给了他们更多的好处。之所以到现在连公车数量公车消费都摸不清楚，那是因为官员们根本就不想也不愿推出任何损害官员特权和利益的改革政策。
公车改革后这几百万公车存量如何消化？司机如何安置？若折算成交通补贴如何按级别发放、发放标准又如何拟定？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具体定到什么级别？改革制定者本身就是利益受损者，如何保证制定过程的公平透明？由此看来，推动全国公车改革，光有决心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