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从零英语到澳洲医牌‏ 十二：诊所生涯

十二：诊所生涯

在急诊做了几年后，我参加了家庭医生的训练课程。这是早就计划好的，在地区医院做时，我和妻子就商量好了，以后自己独立开诊所。

加入课程，要求面试。我便于那年的十月份开车很远去见了考官。那天，我穿了一件紫色的衬衣，米色的长裤，棕色的皮鞋。我提前十几分钟到了，就坐在客厅里，边翻杂志边等。一会儿，门开了，走出一位三十几岁的白人妇女，着花裙子，头发蓬松，褐色，自然卷。她看见我，并没立即说话，先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她说，我喜欢你的衣服，尤其这件紫色。进了屋来，一看还有两个女人，一个五十岁左右，另一个也就二十有余。她俩一见，也喜欢这个紫色，就先议论了几句，并问我衬衣是在哪儿买的？闲聊了一会儿，那个五十几岁的女人说，该说点儿正事儿了。她让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简单说了几句。当她们听到我是急诊高年主治时，就笑着说，这就够了。那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打开一张地图说，看看吧，你想去哪儿？我心里好笑，这三个女人太好玩了，这都啥也没问，没说呢，就让挑地方了。也太快了点吧！看来，给女人一个最初的好印象，是多么的重要。后来，她们也确实照顾我俩，我们本来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去乡下几个小时车程的地方，一周跑一次，平时住在乡下，周末才能回家。我俩却只去了一个城郊小镇上的诊所，天天可以下班回家。

诊所的问题，算比较满意地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出现了，而且是很大的问题，甚至难以逾越，老婆不大敢自己开长途车。

其实，她开短途也不好。她是那种既没有方向感，也没有位置感的女人。

从地区医院回来不久，我们就买了一辆新车。去取新车的路上，她就跟我商量说，新车，你开回来吧。我开旧车。开不熟悉的车，尤其新车，我害怕。别车没啥事儿，却把我吓出个好歹来。我说，这可是你的车。你不开，以后咋办？她说，以后的，以后再说。今天你先替我开回来。求你了！我看了她一眼，她看着我，巴巴地。我说，行。可你得跟紧了。

拿到了车，出了车行，我有意压低速度慢慢开，生怕一不小心就把她给丢了。过了一两个小街口，就开始有人按喇叭。到了大街口，后面已经压了一大溜。一上大街，后面憋着的几辆车一下子变道冲到了前面，过我车时，一阵笛鸣，就差竖中指了。大街上车来人往，又不断有笛声，搞得我一下子难以集中，眼见一个黄灯却未能及时停车，就一脚油门过去了。结果，把老婆留在了红灯的那面。我这个后悔。可往后一看更后悔，几辆转弯车已经跟了上来，老婆的车不见了踪影，我想坏了，这下子老婆肯定晕了。人生中有一个规律，好事，经常估不准；可坏事，一估一个准。路旁车太多，我被迫往前开了一小段儿，才找到空位在路边停下车。等了有十分钟，看着几十辆车过去了，她却还没有过来。我想，她可能不知道见到那个弯眼熟就拐了，我就又继续慢慢往回家的方向开，想着说不定她一会儿从哪个路口里又钻出来了或已经开回家了。可我到家了，她还不见踪影。我给她打电话，也没人接。我心里就有点儿毛。过了十几分钟，电话打来了，原来她彻底迷路了，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她怨我道，就赖你。光顾了自己跑，也不管人家，你是属天鹅的。

这里有一个典故。

我们当时刚买房不久，我四姨就从国内来这里做客。一天，一大清早我刚下楼，四姨就叫我到客厅，指着窗外让我看。我一看，是一对天鹅在游泳池里游水，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对四姨说，别管他们，让他们玩吧。四姨点头说，她们多可爱呀。

十点多钟，我因事回家。我看四姨搬个小板凳，坐在客厅里窗前，看着外面。我就凑过去，却看到只有一只天鹅剩在了那里。我问她，怎么就剩一只了？她说，刚才，她看天鹅一直在水里，就走到游泳池旁想扔点儿面包片给她俩。不成想，她一扔，正打在一只天鹅的背上，天鹅受了惊吓，一只就飞走了。不知道另一只却为什么没飞走？

四姨挺不满地说，那只飞走的，肯定是一个公的，只有男的才这样。

我问老婆在哪条街上？在哪个区？她说了街名，哪个区却全然没有一点儿概念，查地图也看不明白？她说，你赶快过来！

我一查街名，还挺受欢迎，有好几条街用的是这个名字。我就用排除法，由近及远一一寻找，终于在一个小时后，找到了她。她一脸委屈，眼泪就差掉下来了。

她的位置感，也差得相当可以。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她平行泊车或倒车入位。她说，自己难为自己做什么？躲远点儿，就是了。即使现在，如果她开车去大商场逛街，到了停车场，除了极好泊车，否则她就绕过车群，直接开到商场入口，拎包下车，把钥匙往我手里一塞，说，到你表现的时候了，我在某家店里等你。然后，她就款款地走了。

她曾跟我说，现在世界上的停车场设计的都不合理，一个个窄窄的，都是为了省钱，是为男人定做的。停车位应该有女性专区，每个车位都宽宽大大的，易出易进，充分体现出对女人的体贴。她说，最好，这些专位全部涂上粉红色，让那些脏兮兮，臭哄哄的车，都不好意思停进来。

诊所的工作，相对轻松，用不着像冲锋打仗一样，快刀斩乱麻，而可以将一个问题拆开组合，分几次解决。但较琐碎，鸡毛蒜皮一把抓，是身体的毛病管身体，不是身体的毛病管心理，两者都不是，那就是家庭邻里朋友同事出了事情。可以说，急诊室只治病，诊所是既治病，又治其他。

正因为如此，家庭医生离病人更近，更了解病人的生活，更懂得他们的苦与乐，也就更容易建立较亲切的关系。有时，甚至是病人唯一信赖的倾听者。

前几年，我有一个老病人，九十三岁，是英格兰人。他身体很健康，除了耳聋，没什么毛病。一天，他来看我。我一看，他的名字在预约屏上，就到候诊室里接他。我俩边走边聊，我问他，你今天来看我，是为了什么？他笑了笑说，也没什么。我只是突然想你了。想来看看你最近怎么样了？

那天，我量他的血压，发现有点儿高。我和他说，你的血压高了。他不答我，也不看我。我重复了一遍，他还是没反应。我以为他的耳朵更背了，就凑近了点儿，大声说，今天你的血压高了，你怎么没反应？不在乎吗？他一咧嘴，顽皮地笑道，你是我的医生，这是你的事儿，我在乎什么。

我的病人中，各种肤色的人都有，白人占了相当一部分。现在，一个病人说上几句英文，我基本就能听出来，他是美国来的，英国来的，或者是苏格兰来的。有一对爱尔兰老夫妻，七十几岁，跟了我六七年了。前一段儿，女的住了几天院，回来复诊。说完了病，她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儿。我在医院的主管医生，也是一个中国女孩，但一听口音，就知道她是在澳洲出生的。我就逗她玩，我说，医生啊！你怎么说话，我听不懂，你的中国口音太重了。那个女孩当时脸就红了，争辩道，我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我一看她急了，就说，别担心，小姑娘，你可比我的医生强多了，他说了六年，我却一半都听不懂。我一听，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说，爱丽丝，你知道吗？现在什么对你最紧要吗？她和老公看着我。你应该努力学好你的Chinese English。下次来时，我考你，看你及格不及格。说完，我们仨大笑起来。

另有一对老夫妻是澳洲本地人，八十多岁。老婆多病，老头还挺健康，每次都是老头或搀着，或紧跟着照顾老太太。一天，他俩又来了。我一问，是老头的左肩几天前在花园里受伤了，巨痛。我轻轻检查了一下，就跟他说，这两三个晚上没睡好觉吧？他说，可不是吗。一宿一宿睡不着，翻来覆去，什么姿势都不好。搞得她也睡不着。我说，哪还用说。你翻来覆去影响到她，她又担心你，肯定睡不着。老头说，那也不全是这个原因。我望着他。他看看老伴。老太太脸有点儿红了。我问，怎么了？她缓缓地说，几十年了，从二十几岁开始，我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在他的左肩上躺一会儿，我才能睡着。所以，这几天睡不着。我听到这儿，张大了嘴，几个护士也都转过身来。

玛丽亚是一个白人，六十几岁，律师。她是大约三年前开始看我的。她的朋友介绍她来看我时，跟我说，她是一个很出众又特别的女人。

第一次见面，玛丽亚就让人眼前一亮。她一米七高，身材窈窕，瓜子脸，白晰，鼻梁高挺，一双凤眼深凹，睫毛很长。她嘴适中，唇薄，浅笑带两个酒窝。头发是褐色的，带卷，颈上一条纱巾。她外罩一件粉色绒毛大衣，内穿圆领，白花瓣藏蓝底的连衣裙。她轻步走进来，和我握手说，您好，苏医生，见到你很高兴。

她坐下时，头向右侧微倾。她的声音很轻且柔和，没有一点点咄咄逼人，但吐字清晰，条理慎密。大多数时候，她只是谈她的病，说完就走。但有时，她也会多说几句，高兴的，烦恼的，工作上的，或个人的私事。每当这时，她总会歉意地说，不好意思，我又耽误你的时间了。

她的那个朋友时常来看我，有时也会聊起玛丽亚。

她说，你知道吗？我和她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她年轻的时候，那是绝对的美人。只要她在我们镇的主街上一过，那些店老板们，街上喝咖啡的，行人路过的，都要停下来看她，直到她款款地走过消失。她十六七时，学校里的男孩子哪个追，为她打架不知道有多少。可，不知道怎么搞的，她二十几岁结婚，嫁了一个律师，可四五年又离了。这些年，都离三次了。

她看着我问，你说是不是因为她的病啊？我没吱声。

她继续说。说来也奇怪了。我们俩是那么不同的人，却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她跟我无话不谈。我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十七岁认识这个老公，到现在还是这一个。可她却不知道有多少个男人了，至少有几十或上百个。她跟我说，她从来不愁没男人，随便一次聚会就可以找到一个，像买瓶啤酒一样容易。你说她最后一次找的是谁。她前夫，她的第一个丈夫，三十几年没见了，只碰巧喝了一次酒，那人还带着老婆，他俩就溜出去了。

我还是没接话。

玛丽亚确实有这个爱好，这也导致了她的病。但，我不想说那是一个问题。因为，她从来就不认为这有什么不正常。

有一天，玛丽亚又来见我。寒暄后，她递给我一份文件和表格。我一看，有点儿迷惑。
她说，你知道我的病。我前几天刚见过肿瘤专家，他说，我只有六个月活。他认为我的病，是我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但，我不觉得我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我对自己的一生挺满足的。我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过了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对得起自己，现在走，也没什么遗憾的。

她说的非常平静，像谈别人的案子。

她继续说，这是一份计划书。我要办自己的葬礼，让我的葬礼像我的希望那样，让我的一生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我震惊了。我从医多年，生生死死，男女老少见得多了，但，从来，从来都没有人提出办自己的葬礼，而且非常认真地落实在纸面上。

几个月后，玛丽亚去世了。葬礼，我没能参加，我送去了一束花。

她的朋友回来和我说，葬礼真完美，不愧是律师。一切都是那么地妥切，美好，没有一丝纰漏，像她这个人。

我可以想象，她的墓碑上，一个着粉色衣服的女人，浅笑，明眸，平静地看着外面的世界。

十三：独立开诊前的几件小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