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彻底否定「文革」吗？

  应该彻底否定「文革」吗？

文革五十周年，中国大陆讳莫如深，噤若寒蝉。海外的中文媒体评论文革的文章不少，绝大部分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下面的一段评论或许颇具代表性：

“文革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疯狂：这个民族将一个有严重人格缺陷的领袖捧上神龛，并任其支配自己的命运；这个民族的多数成员都曾争先恐后地参与或者协助作恶，压迫社会少数；这个民族的成员既对他人进行诛心迫害，也厚颜无耻地抛弃自己的人格尊严。”

这个评论不能说不对，但是并不全面。它只道出了文革丑恶的一面，但是“丑恶”并非文革的全貌。文革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浩刼，但同时也是奴役人民的中共官僚集团的刧难。文革中，整个官僚集团（除了最高层的“毛主席的司令部”）被奋起造反的民众打翻在地，斗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甚至于家破人亡。中共官僚集团对文革的仇恨，实际上远胜于普通民众。从官僚集团对文革的刻骨仇恨中，我们难道看不到文革的可取之处吗？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人提出「两个文革」之说，即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造反派）的文革同步进行，互相利用。

谈一点个人经历。文革时，我家住在北京的一个大学校园里。我的父母亲都是右派。但是“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早已经是死老虎，群众对批斗他们并沒有真正的兴趣。况且，“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人民群众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共产党干部的，特别是“领导干部”。一次，大学的师生员工游斗（那个对我父母亲凌辱备至的）“校领导”。我年幼的小弟弟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当鞭子，兴高彩烈、蹦蹦跳跳地跟在游街队伍的后面。第二天，支持那个校领导的“保皇派”组织即贴出大字报，质疑“为什么大右派的儿子如此高兴？”是的，奴隶主遭难，奴隶当然心欢。

文革中，广大民众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打着毛泽东思想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号，造了共产党各级当权派的反。平时骑在人民头上专横霸道、作威作福、骄奢淫逸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被群众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掛牌、批斗、游街、抄家、上刑。共产党官员终于尝到了人民群众的铁拳，奴隶造了奴隶主阶级的反。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10月下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坦言：“我闯了一个禍，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嗚乎哀哉’”。毛泽东的“我闯了一个禍”、“我也没料到”，说的是大实话。文革号角一吹，全国一轰而起，共产党各级官员立刻陷入人民群众「炮轰」、「火烧」、「油炸」、「砸烂狗头」的汪洋大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全部瘫痪，中共各级党棍被民众打成“走资派”、“黑帮”，押上审判台。这种天下大乱绝非什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文革一起，全国如此民怨沸腾，共产党官僚的民愤如此之大，远出乎毛的意料之外。“一斗二批三改”的文革最初预计只进行几个月，这是毛泽东绝无天下大乱的思想准备、绝不打算瘫痪全国各级党组织的铁证。后来发生的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夺权」，在文革初期制定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连影子都找不到；这是毛泽东绝不准备打碎现存官僚架构、整肃整个官僚集团的铁证。

文革原来预期只进行几个月；“十六条”明确规定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和文革真实的历史进程——十年天下动乱，不是天差地别吗？文革一发动，人民群众就在全国范围内造了共产党当权派的反，瘫痪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因而极大地改变了文革的进程，导致了后来的「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有鉴于此，说文革中有一个毛泽东并不能驾驭的「人民文革」，即人民群众的反抗运动，是有充分道理的。不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反抗运动打的是什么旗号，其本质是反抗共产党的独裁暴政，争取人民群众的权利，包括经济权利。1968年初，杨曦光在他轰动全国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诚哉斯言! （杨曦光对引起文革的基本社会矛盾的分析，比那些只从毛泽东私人动机出发解释文革的观点，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

说文革“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疯狂”也未尝不可。文革爆发犹如燎原烈火。但是烈火焚烧的不是什么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本来就是毛泽东的凭空臆造，妄加之罪。中国大地上的熊熊烈火，焚烧的是深有民怨、广集民愤的中共官僚集团。毛泽东曾以超脱的姿态斥责他的手下“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人民文革」正是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共产党官僚们受难之日，正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时。

把文革中“民族的集体疯狂”理解成是对“红太阳”（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豪情滿怀，是对中国的国民性缺乏起码的了解。在毛共的独裁暴政之下，中国人早就学会了口是心非，看风使舵。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人都是两面派，个个都在“裝孙子”。家庭成员、夫妻之间往往都不敢讲真话；“谁不说假话谁垮台”，乃中共二号人物林彪的名言。除了极少数年幼无知的青少年，哪里存在什么“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谁又说得清楚什么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泽东的翻云覆雨，反复无常，口蜜腹剑，卸磨杀驴，在文革中不是有充分的表现吗？文革初期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顾问和重要成员陈伯达、陶铸、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不是在被毛利用完之后即弃如敝履，被打翻在地吗？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毛发动文革的“武力后盾”林彪，不是在打倒刘少奇之后，迅速成为下一次（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对象，折戟沉沙，曝尸荒野吗？对毛泽东输诚效忠、为虎作伥的周恩来，不是险些成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靶子吗？文革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旗号而已，招牌而已。人民群众（造反派）知道如何“拉大旗，作虎皮”，对“最高指示”各取所需，知道如何打着红旗争合法，甚至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惩共党之官，以泄心中之愤，以争生存之权。

出身贫苦的社会学家丁学良在回忆文革的文章中，记述了一个飞扬跋扈、作恶多端的共产党基层干部——安徽省一个农场的张书记——如何在文革中受到农场工人的正义惩罰。在文革前的1960年，年仅七岁的丁学良因为无足轻重的小事，被张书记打成终生残废。悲愤的丁母无奈地对邻居说：“我孤儿寡母，张书记要你命，你也只好给他。” 文革一来，长年被张书记压迫、凌辱的农场工人造了他的反。丁学良回忆说：“造反派们对这位走资派施加了比对其他的走资派酷烈得多的惩罚：给他戴的高帽子特别高，顶着这么高的帽子游街示众，一不小心掉下来，就会挨耳刮子。有时侯给他挂的牌子是用特别厚重的木板做的，钻两个孔，细铁丝穿过去，挂在脖子上，批斗会开两、三个钟头下来，颈子的皮肉都磨破了，渗出血滴。天不冷的季节，还会罚他穿一条单裤跪在尖细石子地上，向所有受过他种种欺压——辱骂、捆绑、关押、毒打——过的农场工人和家属们请罪。张书记刚开始的时候还嘴硬气傲，不主动向他往日视同农奴的下属们下跪请罪，造反派就强按着他的脑壳，一脚横踢他的内膝，便扑通一声倒地。几次下来，他就学乖了，要他怎么跪就怎么跪，要他怎么骂自己就怎么骂。据说他的血压与日俱增，人瘦得像根枯藤，可面容浮肿。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没能挨过，‘翘辫子’了。”1 张书记命丧黄泉，为他“陪葬”的是他豢养的一只大狼狗。这只恶犬在书记的指挥下，咬伤过许多农场的职工和家属。

如果说张书记是基层的中共党棍，那些罪恶可以直通毛泽东的中共高干，不少人在「人民文革」中也被揭露和清算。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河南“诞生”了中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放出了中国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省委书记吳芝圃揣摩圣意之下的“大有作为”，使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毛泽东提出要“让河南当状元”，也成了随后（全国）四千万人活活饿死的大饥荒的重災区。仅河南信阳地区，四百万人饿死，占人口的一半。息县饿死10万人，639个村子的村民死絕。鄰近的固始县，400个村莊人烟灭絕。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的嵖岈山公社，三个月内饿死4000人。以吳芝圃的滔天大罪，文革前只须作一个“左倾蛮干错误”的检查，就调离河南，到中南局任文教书记去了。可是，「人民文革」的风暴没有放过他。66年8月，郑州大学学生发起组织的「郑大联委」一成立，就发出《火急呼吁书》，指出“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必須徹底追查清楚，堅決地把根子挖出來！”。河南人人清楚，所謂“1958年以来，出現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就是信陽事件等一系列人间惨剧，就是全省的饿孚遍野，父子相食。以吳芝圃为代表的河南省委，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授意、支持、纵容下，对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经造反派的彻底追查、全面深挖、公开批判，大白于天下。

吳芝圃们在「大跃进」中肆意编造谎言，大放高产“卫星”（如水稻亩产四万八千九百二十五斤），虚报粮食产量（吳宣称，河南小麦单产增长七十倍，玉米、高梁、谷子平均亩产增长近百倍。五九年河南粮食实际产量281亿斤，省委竟然上报902亿斤），牛皮吹破了天。虚报粮食产量的直接后果是政府的高征购、高调拨。征购、调拨那些并不存在的粮食，农民如何能无中生有？适逢中共中央庐山会议闭幕；本来应该遏制的禍国殃民的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反而变本加厉，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中央“反右倾”的指示下达河南省委后，在吳芝圃指挥下，信阳地委发动了“批右倾、反瞒产、反私分、追余粮”运动，一场逐县、逐公社、逐队、逐户、逐人的，以追逼粮食为中心的“反右倾”开始了。吳芝圃下令：“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我们要下大气力抓好粮食征购，产量高，征购任务也要高。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2 河南农民的灭顶之災就这样降临了。

为了搜括粮食，共产党干部对农民搜查、关押、批斗、游街、欧打，无所不用其极。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亲自动手对农民用刑的占93%。一个公社团委书记亲自动手拷打农民92人，当场打死4人，打成重伤致死9人。在这场用极端野蛮的暴力从农民手中抢走最后一粒粮食的“反右倾”运动中，中共的专政机器自然不会缺席。信阳公安机关自59年11月至60年7月，逮捕1774人，36人在狱中被折磨至死；拘留10720人，667人死于拘留所。就这样，农民赖以过冬和活命的最后一粒粮食都被抢走了，包括来年的种子粮，河南农民陷入绝境。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的公安条例，严禁农民外出逃荒讨饭。政府派出军队和地方武装封锁重災区。充盈的国家粮庫中的887亿斤粮食，半颗也不拿出来救济饥民。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只有坐以待斃。

“伴随着绝粮和饥饿，浮肿病象瘟疫一样不可遏制地蔓延。由于大人把仅有的一点能果腹的东西让给小孩吃了，所以先是大人肿；等到小孩也没吃的了，小孩也跟着肿；先是双脚肿，接着两腿肿，渐渐肿到上身，直至肿到皮肤发亮，头如柳斗，两眼如缝；再肿下去，不消一天，人就彻底断气……然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仍然宣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1959年11月路宪文从潢川县返回地委，沿途只见‘死倒’(倒毙在路旁的饿殍)横陈，被父母遗弃的小孩奄奄一息，他视而不见，扬长而去；反而下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封锁村庄，不准饥民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于是，善良的农民们一切活命的希望和可能性全都被彻底剥夺和取缔了，留给他们的唯一选择是死亡。”3

饿殍遍野，大量的村庄人口灭绝，人吃人的事件普遍发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书记偷着吃牛肉，公社的农民饿殍盈野。在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4

把共产党制造的、人类历史上未曾见过的人间悲剧，把这些亘古未闻的统治阶级的狼心狗肺、残民以逞揭露出来，公诸于众，还有什么教育比这种教育更生动，更能剥下共产党的画皮？更能戳穿“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大饥荒”的谎言？文革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了中共统治的黑暗面；这是在中共铁桶一般高压封闭的统治下，人民群众获得的唯一一次机会。

「人民文革」在与中共官僚集团的殊死搏斗中，在令人咋舌的“新社会”的黑暗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际，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天下大乱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完成了当代中国的思想启蒙。遇罗克的《出身论》横空出世，是当代中国的「人权宣言」。他以非凡的才华、生花的妙笔、严谨的逻辑、天才的雄辩、浩然的正气，直击中共统治的基石：等级制和血统论。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石破天惊，明确提出“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为此，遇罗克付出生命的代价，杨曦光蒙受十年牢狱之災）。

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人民文革」对中共官僚集团的打击是全面而猛烈的，然而也是短暂的。毛泽东利用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和造反精神，达到了他清除异己、扶植亲信、登上神坛以建立毛氏皇朝的目的之后，反过手来，对「人民文革」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变而为“大镇压、大逮捕、大清查、大治罪”。文革初期被打翻在地的当权派，“复出”之后对造反派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共产党对人民欠下了新的血债。

应该指出，中共官僚集团东山再起后，掌握的仍然是独裁权力，但是他们在文革前那种“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淫威，已经无法完全恢复了；「人民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打掉了官僚集团神圣不可侵犯的威风。

中共各级官吏的神圣不可侵犯，是五七年「反右运动」树立起来的。在这场运动中，百分之四十的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仅仅因为给本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帮助中共整风，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反右」的官方逻辑是：反对本单位的党领导，就是反党。如果有人申辩说，我拥护共产党，只是对本单位的党领导有意见，会被批判为：这是对共产党“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反党罪名是逃不脱的。但是，文革中全国范围内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特别是「人民文革」对中共官僚集团祸国殃民罪恶和腐朽堕落生活方式的大揭露，使得“反对（某个）党员干部就是反党”的法西斯逻辑，无论如何也端不到台面上来了。中共各级官吏失去了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一道护身符。

「人民文革」的最后一次搏击是1976年清明节发生在北京的「四五运动」。上百万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以悼念年初去世的周恩来为名，向祸国殃民的毛泽东和他的文革帮兇发出了怒吼：“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自发的、公开抗议毛泽东独裁暴政的运动。垂死的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指邓小平——引者注），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5「四五运动」敲响了「毛文革」的丧钟，也敲响了毛泽东时代的丧钟。

文革过去五十年了。文革中闻风而动、呼啸而起的中国广大民众，文革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一直是专制者挥之不去的梦魇。毛泽东的封建法西斯暴政今日已经演变为腐朽不堪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大地上，贪腐横行，特权肆虐，贫富悬殊，民怨沸腾，道德沦丧，大地污染，江河断流，雾霾蔽日。然而，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蓄之即久，其发必速。昔日「人民文革」的震天呼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终有一天会再一次响彻云霄，激励中国人民砸碎身上的锁链，推翻共产党的独裁暴政，迎接光辉灿烂、宪政民主的明天。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