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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先生今天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伟大的殉道者，永远的道义典范——纪念刘晓波逝世六周年」。
刘晓波先生虽然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但是在中国追求自由、民主、宪政的群体中，对他的评价存在巨大分歧。本文不想涉及如何正确评价刘晓波的问题，只想指出胡平先生文章中两个明显的错误。
胡平先生在文章中论述到：「中国始终未能产生像萨哈诺夫、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和昂山素姬这样的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派领袖。刘晓波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这样的道义典范。这就意味着，早在2000年，刘晓波就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命运把成为这种道义典范的机会或曰重担放在他的身上，他一定要尽力承担。我们可以推测，当初当局给刘晓波重判11年，其目的是逼迫刘晓波接受流亡海外。我们还可以推测，当局一定不止一次地向刘晓波透露过他们的这一意图。只是都遭到刘晓波的拒绝。」刘晓波下定决心要把刑期坐滿，把牢底坐穿。这就是胡先生把刘晓波评价为「伟大的殉道者，永远的道义典范」的根据。
刘晓波先生真有把牢底坐穿的决心和勇气吗？
2017年3月，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去獄中探监，刘晓波对妻子讲：他因为患有慢性肝炎（乙肝病毒携带者），准备申请出国治病。其时刘晓波体态丰满，并无病容，更未发现患有肝癌。刘晓波出国治病，自然是去西方国家，自然是一去不返，哪里有什么要把牢底坐穿的想法？哪里有担起当代中国「道义典范」的意愿？哪里有什么「当局给刘晓波重判11年，其目的是逼迫刘晓波接受流亡海外」？用的着当局逼迫吗？刘晓波自己渴望离开监狱（保外就医）去西方！
后来刘晓波先生查出患有肝癌，不幸的是，已是晚期。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然強烈希望去西方国家治疗（尽管西方国家已经派医生到中国来给他诊治）。刘晓波的愿望是：死也要死在西方。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
楊建利先生今天为纪念刘晓波逝世发出推文，称「虽然当年尽了力，但没能让晓波来到美国自由而死，成为永远的遗憾。」笔者的看法则大为不同。6年前刘晓波先生逝世时，我写过一篇文章（拜托曹长青先生发表在他的网站上），其中谈到：「中共在刘晓波病危之际冷酷地拒绝了他的出国申请，实际上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使他声名显赫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在中共严酷的隔离、禁锢之中嚥下最后一口气，长眠在祖国的大地上，远胜于去西方国家，在媒体的包围、亲朋的簇拥、鲜花的海洋中离开人世。悲壯胜于浮华，乃千古不移之理。如果刘晓波在病重时去了西方，不是“叶落归根”而是“叶落离根”，“死也要死在西方”，恐怕有玷这位“伟大的爱国者”的英名」。
综上所述，胡平先生此文对刘晓波的颂扬和评价，不仅完全缺乏事实根据，甚至是指鹿为马。胡先生整篇文章的立论是站不住脚的。
胡先生在文章中还讲，中共当局「逼迫刘晓波接受流亡海外」的图谋未得逞，于是「采取了极其恶毒的手段，使刘晓波被肝癌」。这完全是胡先生的主观臆测，凭空设想，沒有任何事实依据。我在前面提到的、六年前写的文章中，批驳了刘晓波“被肝癌”的说法：「根据我有限的科学知识，人类现在对癌症的发病原因并不清楚；人类也没有有效的药物或手段，可以准确无误地在人体中引发癌症。有些物质可能有致癌作用，比如黄曲霉素，它对肝脏有破坏作用，严重时可导致肝癌，还可能引发其它癌症。但这仅仅是可能，并非必然。现在有人強调，中共监狱中经常用霉变的大米给犯人吃，此种大米含黄曲霉素，刘晓波就是这样被毒死的。这种说法颇为流行，但是没有人拿出任何证据，证明刘晓波在狱中长期食用过这种大米。如果这位诺奖得主受到这种待遇，早就传遍天下了（实际上刘晓波不止一次公开赞扬过中共监獄的“人性化”，称赞监獄给予他的人道待遇）……概而言之，我并不是说共产党干不出谋杀刘晓波的勾当。中共当政后，八、九千万老百姓死于非命，杀个囚徒算什么？中共虽然暴虐，但是并不蛮干；得与失之间，他们算计得清清楚楚。我不认为中共把宣扬“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刘晓波视为多么危险的敌人，如果让他活着出狱，会对政权构成多么严重的威胁。王炳章是中共从国外绑架回去的，被判无期徒刑；“维吾尔在线”网站创办人伊力哈木也被判终身监禁，而刘晓波只判了十一年。刘晓波与他们相比，谁更为共产党所不容，是显而易见的。中共高层没有一定要置刘晓波于死地的理由，而谋害诺奖得主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犯得上吗？」
胡平先生是著名的政论家，笔下的文章是很有水平的。但是在评价刘晓波的问题上，笔者衷心希望胡先生不要文如其名——胡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