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民主与领导的悖论（四）中国是一个充斥“领导”的国家 ...

我们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有“党领导人民实行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有“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更具体一点，有“领导精神”，“领导视察”，“领导讲话”，等等。这些出现频率很高的话语，说明中国是一个充斥“领导”的国家。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领导”？

首先，党是领导党而不是执政党，领导与执政，差别区大。领导是用他的思想，方法，决策，并通过权力强制指挥社会，改造社会。执政则不同，它首先承认社会自我发展，政府执政只是解决社会可能存在的某些问题，并不强制领导社会。领导党往往把党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比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转变为以强制力为基础的国家意志，并通过强制力推行这种意志，而妨碍社会的自然发展。所以在中国，有“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争执。怎么样来引领改造社会，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课题。美国则没有这种争执。他们是在走私有经济（资本主义）的路，但他们的这个路不是政府规定叫走的，而是社会本身自然发展形成的，他们的政府也没有规定不准走公有制的路，美国不是也有人尝试搞“共产主义”式的公有制吗？没有人去制止。他们对如何执政也有争执，比如社会福利的高与低，却没有人想去指挥社会，领导社会。他们的宪政，民主，自由，不是一种“模式”或“道路”，而是保护社会自我发展的制度。社会走什么路，政府不决定，而由社会自由的去走。所以，当党成为领导党时，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强制力的推行，必然使社会不能自我发展而置于党的意志领导之下，并按照党的意志发展。贯彻党的意志的官员也就成了领导。

其次，公有制经济，计划经济，或管制无处不在的经济，是一种有领导的经济。政府成为经济发展主体是这一领导性经济的主要特色。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关键在领导，在领导班子”等，这些理论和话语，都建立在经济发展主体是政府的前提之下。过去政府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粮食产量多少多少，钢铁产量多少多少，现在则是GDP多少多少。政府成为经济发展主体，为了实现经济目标，就会通过权力调动资源，指挥人民，由此必然侵害个人的经济权利和经济发展权利，而使人民成为被领导者。经济则失去自我或自由发展的特征而由政府来领导。在私有与自由的经济中，也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如凯恩斯主义，但只限于修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并不谋求对经济活动的领导与指挥。所以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手段只限于宏观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微观经济活动仍是自由和自发的。中国经济发展则是以行政命令指挥微观经济活动为主导，经济活动当然也就产生大量领导。

再次，政府对社会的管制，导致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比如工青妇组织，慈善组织，以及一些民间社团，文化团体等，为了对其实行控制，政府压制社会组织的自由组建，即便是真正民间组建的团体，也要有主管上级，即必须要有领导。这种管制有多重目的。一是政府领导社会的需要。社会组织是社会均衡机制的体现。比如工会组织是对抗资本权力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是对抗生产者的。社会组织的发达说明社会均衡机制的健全。当政府成为整个社会所有活动的领导者时，社会组织对抗的是政府，为了保证政府对社会的绝对领导，必然谋求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二是维护政权的需要。专制政权的维护以前主要依靠武力和政治控制。现代专制政权的维护，则增加了控制经济，控制思想，控制社会的手段。政府领导经济或可说是为了经济更快发展（能不能带来经济更快发展另论），但其中何尝不包含有统治者维护专制政权的用意？更不用提控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组织了，明显是维护专制政权的手段。而控制实际上也是一种领导。

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领导无所不在的国家中，而且逃无可逃。在私有经济和强社会的国家中，我们可以通过择业，迁徙，建立社团，抗议罢工等方式来对抗某种领导（比如资本的领导）。但在权力大一统的国家中，我们没有选择自由，我们只能接受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