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民主与领导的悖论（五）领导与民主不相容

领导理念与民主理念不相容。领导是代民作主，民主是人民作主。领导过程是推行领导意志的过程，民主过程则是集中民众意志的过程。领导是官员创造历史，民主却是人民创造历史。领导讲求统一，包括行为与思想的统一，民主则是思想行为的多元化多样化。所以领导与民主从根本上说是对抗，不相容的。

 

领导与自由不相容。有领导则无自由。我们看到，作家写文章有领导，主题要体现领导意志（如歌颂），方法要体现主题要求（如高大全），作家成为文字工具，有何自由？农民种田有领导，种什么，怎么种，何时开工，何时休息，由队长，大队长指挥，农民只是卖力气，那来自由？科研人员有领导，研究什么，是由计划或领导意志规定，无法按照个人兴趣，特长，自由的想象，自由的向各个方向探索而不受条框的约束，如何自由？当领导向各个领域推进之时，也是人民在各个领域失去自由之时。所以赵丹一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加强领导”的话语，立刻就感到失望和忧虑。我国在建国初期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极权时代，个人除了在个别领域（如婚烟）有自由之外，在绝大部分的政治经济生活领域，包括思想领域，都只有上级和领导，而无权利和自由。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首先是每个人自已的事自已作主。如婚姻自主，迁徙自主，信仰自主等。而在经济领域，个人用何种方式发展是个人的事，按照个人利益和偏好选择自已的经济行为也是个人的事，个人的事当然应该自已作主。自主就是自由，这是民主内涵中的主要部分。如果自已的事自已都不能作主，还谈什么人民当家作主？所以有领导无自由，即无民主。

 

领导（者）与公仆不相容。有人说，非民主选举的体制，是官员不能成为人民公仆的根本原因，只要一实行民主选举，官员要拼命讨好民众，原先作为统治者的官员，也就变成了“人民的勤务员”。这在私有经济体制，官员只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在公有经济与社会有领导的体制中，官员体制性的就是人民的领导。领导与公仆相差甚远，领导是教育你，指挥你，管制你，决定着你的行为，收入，职业，户口，包括思想和思维方法，是你的领导，即便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一个官员，他还是领导，所以也不会变成服务你，帮助你，听命于你。你见过那个生产组织的高管，在生产活动中，是他下属工人的公仆？当社会演变为一个组织时，政府和官员就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民就是官员的下属。也许在选举的时候，官员要讨好民众，但体制给他的工作就是指挥你管制你，即指挥管制人民，通过选举如何能使他变成人民的公仆？正如一群奴隶，把人身权都交给了奴隶主，在人身权没有获得解放之前，通过选举产生的奴隶主还是奴隶主，怎么可能变成仆人？

 

领导与自治不相容。当国家成为一个组织时，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是这一组织运行的必然要求。所以领导还与地方自治相矛盾。有专家学者提出，中国实行民主选举的路径可由基层开始，逐渐向上延伸，这在私有经济与社会无领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公有经济与社会有领导的情况下，政府的组织结构是金字塔型，下级政府服从上级政府，是国家成为组织后能够有效运行的条件。地方政府通过选举带来的对选民负责，与国家是一个组织，下级政府必须服从上级政府相悖。我们看到，乌坎实行了真正的民主选举，村干部要对村民负责，而村干部却又是政府领导与控制经济和社会的领导末端，必须对上负责，两者明显矛盾。所以，乌坎的民主很难是真正的民主。同时我们也看到，香港实行高度自治，虽然中央政府不谋求对香港经济社会实行领导，却企图谋求政治思想文化的领导，结果遇到香港民众的抵制。显然，领导与自治不相容。

 

民主并不只是选举，它包含广泛的内容。比如自已的事自已作主，即自由，也是民主的内涵。所以实行民主，是一场广泛的社会变革。同时即便单纯实行民主选举，也需要创造很多条件，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去除领导。而去除领导，本身既是民众的解放，是民主化的过程。也是实行民主选举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