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人 笔名也惹祸
一． 常任侠祸起”常谈”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因写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成为”文革“的首批牺牲品，已是尽人皆知，但许多无辜者因吴案而遭株连，甚至由一个莫须有的笔名也被定罪，恐怕知者不多，常任侠便是一个。
吴晗在《海》剧单行本序言末提到：海瑞画像用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所陈列的，墨迹有一份是北京常任侠同志送的，特致谢意。于是，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的常任侠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棍子“们的目标。但下手之前，那帮”棍子“查了半天，除了送给吴晗一份海瑞墨迹，没发现常的其他罪证，单凭这一点而打倒他，似乎证据不足。真巧，后来报上登了一篇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署名”常谈“。这下，”棍子“们来劲了，一口咬定”常谈“就是常任侠。理由是：你姓常，”常谈“分明就是你在谈，况且，你早就与吴晗关系密切，还送他海瑞墨迹，”常谈“不是你的笔名是谁的？其实，常任侠根本没用任何笔名写过任何称赞《海》剧的文章，但在当时的高压背景下，常任侠有口难辩，于是”步步高升“：先是被戴高帽揪斗，纸帽上的头衔是”吴晗的帮凶“，不久又”晋级“为”吴晗的死党“，后来竟被打成”彭真(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死党“，受尽折磨，身心交瘁。
二. 白朗因“白”获罪
白朗是现代著名女作家，辽宁沈阳人。她原名刘东兰。出于爱美更爱历来象征纯洁的白色之故，她从三十年代起就署用笔名“白朗”，寓意“白色明朗，纯洁高雅”，并以此名发表了许多中长篇小说，如《叛逆的儿子》.《四年间》等。白朗在1942年参加过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任《解放日报》副刊部文艺编辑；1953年还采访过朝鲜板门店停战签字仪式。
“文革”时期，在白朗单位里，有个改名“金造反”的人纠集一伙“左派“批斗白朗时，竟在她的这个笔名上找罪证，穷凶极恶地责问：“你原来叫刘东兰，为什么要改名白朗？”白朗觉得可笑，便理直气壮答道：“白色象征纯洁，所以我喜欢白色！”“胡说！白色代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你竟敢用反动颜色作笔名!” ” 金造反“们恶性大发，竟群起毒打白朗，这个无辜的女作家生平第一次被如此凌辱，不堪忍受，不久便得了精神分裂症。直到1979年她才被恢复名誉。
三.
张友鸾胡子不许长
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兼报人张友鸾，1957年初响应共产党“大鸣大放”的号召，曾在报纸上撰文表达对一些领导的官僚主义的不满，一次心血来潮，用了个很随便，颇有趣的笔名“胡子长”写成一文，原因是他当时蓄须多年，胡子确已很长。不料后来反右斗争开始，批判者责问张友鸾:” 你为何要用‘胡子长’这个老不正经的笔名？“张一愣，随即振振有词：”今人有胡子昂，胡子婴，古人司马迁字子长，我叫胡子长有何不可？“不料，批判者强辞夺理说：”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人物，你张友鸾就是爱用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作榜样！“张友鸾一想：我现在是秀才碰见兵，有理说不清啊，再辩解也没用的。所以他便承认”胡子长“的不对，只想不吃眼前亏。
四. “公今度”就是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
上海有个著名杂文家叫公今度，原名徐震，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师。“公今度”是他的笔名。其来历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约是1962年的一天，徐震刚写完一篇杂文，偶然翻读一本线装古诗集，其中《箜篌引》全诗四句：“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徐震感到那第二句里的“公竟渡”三字铿锵有力，朗朗上口，便改“竟”为今，又减去“渡”的水字偏旁，便有了笔名“公今度”。从此篇开始，徐震针砭时弊的杂文大多署用此名。
“文革”一开始，复旦大学的“大批判家”们就把矛头指向了公今度，对他这个笔名挖空心思，上纲上线地“考证”和“注释”，据说写出的大字报排列竟达十几公尺长。“左棍”们的结论是：“公”即“攻”之谐音，“今”即“今天”之意，“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徐震是专门用杂文攻击今天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分子！在这种胡说八道的大批判下，徐震无法辩白，只好选择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