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大欲披“核心”黄袍不果，江习分治态势明朗化

            今年开年，中共各省发起向核心看齐的表态运动，以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为首，纷纷表示要坚决拥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据媒体统计，共有17个省的党务首脑明确表态。但是，奇怪的是，所有具有政治局委员身份的省市自治区书记，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新疆等党政领导，都没有喊出核心的称号，还是沿用以前对胡锦涛的称呼，表示拥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具有指标意义的是1月27日，习近平亲信，中央书记处书记栗战书在中直机关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保持一致，同样也没有直接给习近平冠以“核心”称号。

            媒体普遍认为，自邓小平以来，虽然强调集体领导，但“核心”代表了集体中的真正领导作用，是保证集体团结和向心的灵魂，只有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才能拥有“核心”称号，才真正是黄袍加身，坐稳天下。事实也确实如此，邓小平、江泽民都拥有这一称号，而做了江泽民十年傀儡的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一直到下台，始终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所以从未被授予过这一称号。可见披上“核心”黄袍，对习近平来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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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实是被海内外媒体一致称为“历史上最有权力的总书记”习近平执政三年后，却遇到了如此尴尬的事。地方各省呼唤“核心”，而更高级别却保持沉默，基层走在中央前面，这在中共高层政治中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非常不寻常的现象。

            为什么出现如此蹊跷的事？应该如何解释？媒体猜测，可能是高层还没有正式通过这一说法。具代表性的中共在美喉舌多维新闻解释说，“习核心”这个说法可能还处在“试水”阶段；政治局委员不能对没有通过的事表态。似乎很有道理。但是，解释不通的是，中共向来的规矩是下级服从上级，基层服从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能说，难道省委书记就能说？不是倡导坚决“服从”、“看齐”吗？政治局都不说的事，省一级就更不应该擅自表态。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会出现基层走在前面的怪现象？

            从政治局角度说，习近平既然体认到这一称号对其开展工作的重要性，他又掌握了绝对权力，为什么不召开政治局专门会议，通过一个决议即可使此事生效，既简单又方便，又为什么放着如此至关重要的事拖着不干，非要等到十九大，使自己在今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享受不到“核心”称号，而任由自己的权威打折扣？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既然有绝对权力，难道召集这样的会议有违党章？或者和深水改革一样，先试点，摸着石头过河？有这个必要吗？又不是袁世凯改制称帝，见不得人，先要造造舆论？实至名归的事，光明正大，名正言顺，早一天做，早一天有利，难道有人敢反对不成？为何非要搞这种基层先行的把戏，这符合常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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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不合逻辑的事使我们回忆起，去年军改时刘源退休的事。刘源上将是习大仅有的军中亲信，是军中反腐的领头人，进入军委，进而担任军改后的军纪委书记呼声极高。但结果却意外落选，被勒令退役。亲共媒体的解释是习大让刘源退休，是要做出表率，减轻劝退工作的阻力。问题是习近平放着重要的职务让别人干，把自己的得力亲信白白牺牲掉，去担当五流角色；而这种表率作用仅具象征意义，豪无约束力；那习大以后每劝说别人退休，是不是都要牺牲自己的亲信？何况结果是除了刘源以外，军委各大总部领导全体过渡到新部门继续任职，没有一个退下，只有刘源一人向隅。可见这种解释是何其荒谬，为了掩盖习大权威不足的缺陷，不惜违背基本常识，把习大描述得愚蠢至极，看似帮忙，实则拆台。这一次有关“核心试水”的说法，与对刘源退役的解释一样，同样是自说自话，荒诞不经，经不起任何推敲。

            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除非你承认习大的权威有限，否则，不可能对中央地方各行其是的现象，做出符合逻辑的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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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年胡锦涛在位时，江胡中央地方分治的历史，也许能够启发我们。
             江泽民的垂帘听政，特点是抓大放小，紧抓中央权力，而地方上的事，除了几个直辖市外，几乎全权委托胡锦涛的团派。在各省，团派大员囊括几乎所有省自治区党政领导职务，从早期的宋德福、李克强，到后来的胡春华、汪洋、李源潮、刘奇葆、杨晶、杜青林、袁纯清、张宝顺、周强、罗志军、秦光荣、苏荣、吉炳轩、骆琳、姜大明、杨传堂、张庆黎、钱运录、吉林、韩长赋、孟学农等等，担任党政一把手，同时提拔了更多的副省级大员，如仇和、金道铭等。可以说，当时的省级地方领导，绝大部分都是团派人士，或与之渊源极深的人来担任。

              而江泽民则通过亲信党徒，全面掌控中央党务，军事，外交，政法，财经大权，不容团派染指。我们知道，中共执政实行的是极端的中央集权制，所有党政军政法财经大权，全都掌握在中央手中，特别是经过朱镕基分税制改革，中央卡住了各地方的经济咽喉，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权力。在此背景下，江泽民对中央各口的控制极严，团派势力无法进入任何实权部门任职，关键部委如银行、财政以及公安等，就连副部长甚至司长，都鲜见团派身份的人出任。而团派人士在中央的，只有令计划和李源潮两个人。令计划虽任中办主任，处于最佳位置，但受到中办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的严格监视与钳制，身不由己，最终被罗织罪名，锒铛入狱；李源潮中组部部长主要面对地方各省，针对中央部委的权力被江泽民剥夺，是历史上最窝囊的中组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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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中央地方的分治，是江泽民的首创，是江式垂帘听政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极其滑头的做法。江自己在充分掌握根本权力的前提下，给团派一定的生存空间，使团派势力不致因分不到实利而过于失望，产生过大的抵触情绪。

              在随后的习李上台，十八大形成的党政军领导体制，江泽民继续玩弄着同样的戏码。现任所有高层关键职位，除了王岐山和栗战书以外，都由江泽民的亲信担任；无论在军委还是在政治局常委，以及政治局成员中，江泽民的亲信都占有绝对多数。习大上台后所发动的反腐运动，始终围绕着已经失势的曾庆红石油帮势力，团派余孽以及军中徐才厚郭伯雄残余势力，这三大主干线索，而且多数落马人员已经退休，而在位的台面人物，则一个也没有涉及到。某些媒体那种习大反腐，已经冲垮江泽民势力的说法，没有任何现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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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刚上台时，面对的正是江系盘踞中央，团派势力占据地方的格局，孤军奋战，几无立身之地。但习大在王岐山的协助下，以反腐开道，首先清除了以周永康为首的石油帮政法势力，以及军队中的徐郭残余，初战告捷，站稳了脚跟。这两股势力的溃败，虽然给习大带来巨大声望，但并未撼动江泽民掌控军权及政法权的基本态势。倒是随后进行的逮捕令计划，大力度清除团派地方势力的反腐运动，取得了巨大战果。

            在团派老巢山西，以及江苏、云南等地，挖地三尺，铁面肃贪，相继揪出秦光荣、金道铭、申维辰、杨卫泽、季建业、仇和等几十名前团派省级副省级老虎，使团派地方豪强土崩瓦解。据广东人士透露，在佛山市，去年曾有一次就查处、批捕100多副科级以上贪官。这种高烈度大面积的反腐肃贪，使地方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各省督抚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生怕随时被抓住把柄，做阶下囚。习近平用铁血手段，一举建立起地方上的绝对权威。
        说到此到此，大家应该已经明白我的结论，这就是江泽民又玩起了对付胡温的同样伎俩，与习近平分治，自己掌控中央权力，而将地方所有事物，委托给习近平，将各省书记省长们的命运，交到了习大手中，要打要杀，悉听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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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出，这种分治并非各行其政的意思，而是紧紧围绕干部人事权这一核心权力，而作出的分工。具体说，主管地方，其权限应该仅限于正省级干部的任免调动，因为地方各省，最高的级别就是正省部级。而超过这一界限，副国级以上的权力，则仍由江泽民把持；在地方上，凡是具有政治局委员身份的省市委书记，应归江泽民管理，其他中央领导，虽然可以部署工作，但未经江泽民同意，其他人无权对他们任免调动。这个潜规则是垂帘听政的基本标志，是垂帘听政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由于这个分治的限制，江泽民紧紧抓住中央各大领导机构的人事权，排除了其他人干预中央一级人事安排的任何可能。习近平上台后，三年时间，除了调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出任统战部长，补令计划被抓后留下的职务之外，习大没有任免调动任何副国级以上的职务。而习大自己的之江新军，全部都是省部级调动，没有一个被提拔为副国级。这一切都说明江泽民的最高领导地位，而习大的真实权力，并没有在本质上超过胡锦涛，仍然处于听命于江泽民的尴尬地位。

        当然，习近平不是胡锦涛，他不甘于这种傀儡地位，采取一切适当方式，争取及早完成新老交替，掌握实质的最高权力。在2015年11月，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习大说“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向江泽民公开喊话，传递信息，呼吁其尽快放权，结束垂帘听政，尽早实现新一代接力，完成新老交替，承前启后，持续奋斗，为中共事业继往开来。（请参看《习近平借纪念胡耀邦，向江泽民公开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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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分析，这一次各省对“核心”表态，应该也是习大策动的试探行动，暗示江泽民尽快交权，以利党国宏伟大业。而各省明知这必然要触江泽民的霉头。但他们更怕习大。得罪江泽民，顶多丢官，得罪了习大，则不仅要丢官，很可能还要作为老虎被抓。两害相权取其轻，明知违反原则，但还是要投习大所好，纷纷送上“核心”称号。但那些同时又是政治局委员的省市委书记，则不敢得罪自己的真正老板江泽民，严格按既定称号“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敢越雷池一步。而试探的结果，江泽民没有松口，也就不了了之，继续沿用旧称号称呼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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