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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着北戴河会议的召开以及国内经济指标的持续恶化,海外媒体再次掀起关于中共内部可能出现反习势力的猜测,引发了新一轮炒作。这次焦点集中在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身上。有各种传言称,曾庆红坚守改革开放国策,反对习近平复辟文革倾向,似乎元老派与党内反习势力联手,对当前经济下滑的局势,向习近平发起挑战。甚至有人传言习近平已被架空,年轻的红二代如李小鹏将接管国务院,继续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针。
这种炒作每年至少会上演一次,已经成为海外媒体的例行任务。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政治格局,会发现,随着江泽民的去世,胡锦涛再次被边缘化,20大正式确立习近平为第五代核心领袖,他的亲信势力牢牢控制党政军高层的关键职位,形成了以之江新军、闽江旧部等核心派系为主体,陕西帮、后宫势力以及上海帮余孽等为辅的习家党系统,日益巩固其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权的掌控。
与此同时,胡锦涛在20大上,被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架离会场,习近平用雷霆手段震慑元老派,再加上江泽民去世后,曾庆红等人都年事已高,为保护个人利益,一味顺从习近平,助长了他的专权,已不再具备干政的意愿和实力。整个元老派失去了明确的领军人物,曾经威风凛凛的退休常委们已被习近平吓破胆,基本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尽管海外媒体一再炒作反对派的存在,却无法找到现实人选。所谓的反习势力对抗习权威的说法,毫无实际意义。
1. 习近平最大的两个心腹势力:
之江新军和闽江旧部,是目前习近平所依赖的两个最大的亲信派系集团,掌控了目前中共党政绝大部分政治资源。
习近平曾在2002年至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在此期间,他聚集了一批以李强为首的精英,包括陈敏尔、应勇、赵一德、楼阳生、陈一新等,形成了之江新军核心力量。这个派系目前在国务院总理李强领导下,拥有许多年轻有为的浙江背景的干部,他们被提拔至国务院系统,担任副部级以上职务。
另一方面,闽江旧部是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培养的一批得力干部,其中包括蔡奇、黄坤明、王小洪、何立峰、陈希等人。尽管蔡奇和黄坤明出身于闽江旧部,但习近平在调任浙江后,他们都曾在浙江工作过,与习近平的关系更加紧密。这几位领导在党内占据高位,各自拥有一片天地,掌握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实际权力。
2. 两派的政治角色与派系特点:
第一,习近平在浙江时期,李强担任省委秘书长,忠实执行习近平的各项指示,协调资源,使浙江成为习近平思想的实践基地,从而获得了习近平的高度信任,担任国务院总理,在党内排名第二的位置,协助习近平主管经济工作。李强曾在江苏、上海等地担任一把手,在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对经济、改革和宏观管理等领域有深入理解。作为之江新军的领袖,李强在推动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闽江旧部在党务、政法和人事等领域拥有更大的权力。蔡奇等人在党内地位显赫,掌握着中共的关键实权,特别是在党的内部组织和机构运作、人事安排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在维护党系统的稳定和统一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是习近平确保执政稳固的关键人物。
其中蔡奇任中常委,在党内排名第五,兼任中办主任,书记处第一书记,是仅次于习近平的党务第二号实权人物,忠心耿耿,被委以重任,为习近平把住党务关,成为习近平执政的第一帮手。王小洪现任公安部长,掌握刀把子,是现政府中首屈一指的实力强权大佬。陈希担任中组部部长至今,为习近平选配干部,配备合格人才,当之无愧的人事大总管。总之,与之江新军相比,从担任职务的含权量来衡量,闽江旧部的势力似乎还要更大一些。
第二,从人员配备年龄上,之江新军以国务院为根据,吸引了大批江浙精英进入国务院部委系统,因而储备了大量人才,在今后的岁月中影响深远,必将成为未来习政权的人才库,拥有比较远大的未来。而闽江旧部的主要人物年龄偏大,所处部门比较单一,容量有限,后备力量不足,可能持久性方面不如之江新军有优势。
第三,从管理的性质来看,国务院经济管理工作难度很大,特别是当前正处于经济下滑周期,经济运行已成崩溃趋势。李强虽然对习近平忠心耿耿,政治上有一定优势,但宏观管理手段有限,见效慢,靠天吃饭,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责任不小,风险极大,随时可能成为经济失败的替罪羊。而闽江旧部派系多负责日常事务,综合性较强,相比之下,人为掌控的难度小一些,直接风险也相对较小。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嫡系派别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各自的关键性作用。习近平的人事安排体现出的深远用心,以之江新军管理政务,发展经济,以闽江旧部掌管党务,把住上层建筑及社会管控,一左一右,各管一摊,分工合作,互相监督,共同治理。但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对各方的限制和防范,如闽江旧部的王小洪任职公安部长,使李强失去了本来属于国务院序列的公安管辖权;习近平在任命之江新军的陈一新为国安部长的同时,找来曾庆红派系的陈文清,担任政法委书记,作为整个政法系统的主官;使政法系统的三驾马车分属不同的派系势力,这样有利于习近平分而治之,避免一家独大。在经济方面,习近平任命闽江旧部的何立峰担任副总理,主管物资供应和金融,兼职于国安委,负责战备物资的供应调配,同样具有消弱李强总理职权的功能。
总之,之江新军肩负复苏经济大任,需要超前部署,摸石头过河,有一定的政治风险;闽江旧部几个人权力更大,任务相对单一,风险小一些。但长远来看,习近平在浙江的经营更加系统完善,未来的主要干部基础则更加倾向于之江新军派系,这种趋势将成为习近平今后组织人事上的最明显特点。
3. 谁更有可能继承习近平的衣钵?
政治常识告诉我们,目前的政治格局中,不存在具有实际规模的反习派别,这应该是个符合实际的合理结论。如果非要说存在反对派,那也仅仅是虚拟的、潜在的,只存在于人们心中,还没有形成政治现实;即使人人都有腹诽和不满,但都没有表达出来,更没有付诸行动;如同某种潜在罪行,虽然有犯罪动机,但并未实施,“罪不昭彰”,查无实据,当然就不能界定任何犯罪行为;所谓的“反习派”人士,怀着侥幸心理,“狼上狗不上”,都指望别人出头承担后果,自己不冒风险坐享其成;人人投机取巧,个个奸猾无比,没人付诸行动,最后就形成了大家一起指鹿为马,苟且偷生,集体摆烂的局面。尽管这种状态不可思议,却正是目前中共官场的真实写照。对于海外舆论,研究寻找反习派的任务,到头来必然转化为对未来的预测,即从现有格局出发,分析判断一下,看看哪一位具有相应的政治动机和倾向,在未来最有可能成为反对习近平的人或势力,并能付诸行动且具备成功的条件。
预测未来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战争、内部分裂等等偶然因素,都是人力难以把握的情况。然而,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历史不断前进,过去的政治人物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新的人选、新的势力必然催生新的政治格局。我们熟知的曾庆红、胡锦涛、李克强等曾经的风云人物,以及其他退休元老,他们的声音已经不再被听取,已经逐渐变得无足轻重。过去那种政治力量的基础已经消失;现在党政军高层的领导职位被清一色的习近平派系所占据,新上任的官员甚至未曾接触过曾庆红等老一代领导,彼此缺乏渊源,几乎就是陌生人。他们只认习近平,只服从习近平的号令。海外一些媒体仍然希望过时的中共元老能够担当反习领袖,只是一厢情愿,就像是在缘木求鱼,刻舟求剑,无法与现实对接。
我认为分析判断未来谁有可能成为反习派,有一个有效方法,就是考察谁最有可能继承习近平的衣钵,成为他的接班人;按照一般逻辑,这个可能继承习近平政治衣钵的人,就最有可能是未来的反习派;而这只能从目前在位的现任领导人中产生,必须在习近平的两大亲信势力集团中考察,而不能从过气政治人物中寻找。
4. 李强的之江新军具有更远大的政治前途
从目前情况看,闽江旧部的几个大佬握有重大权力。比如蔡奇,籍贯福建仙游,是北宋权相蔡京同族后裔;蔡京曾被史家评论为 “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尽管蔡奇並未有蔡京那般恶评,但在北京驱赶“低端人口”的残酷手段上,他却显示出强硬的一面,无愧于他那“荼毒生民”的祖先。然而,不管怎样,闽江旧部的几位重要人物年事已高,未来几年内都可能陆续退休,离开岗位;这几个人忠心侍主还行,但都缺少成为接班人的王者之气;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演化为未来的反习势力。
而之江新军则面临不同的局面。如前所述,之江新军的代表人物李强主管经济,正面临各种数据下滑、经济崩溃等困境。然而在风险背后,也蕴藏着机遇。李强作为国务院总理,主导着经济事务,在习近平的政权中还拥有相对平和的政治形象。如果不久的将来发生政治社会危机、颜色革命,或者突发事件如沙丘平台、烛影斧声等,导致天崩地陷、乾坤倒置,中共需要新的领导者时,李强有望成为备受瞩目的人物,承担起挽回危局的责任;同时与其他派系相比,李强统领的之江新军,也最有可能成为未来主导政局的核心政治力量。按照前述的推理,李强有条件继承习近平衣钵,成为政治继任人,自然是演变为反习派的潜在人选,这种判断是根据对现有政治格局分析后得出的、符合逻辑的科学结论。
但还是那句话,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李强能否熬过目前的的经济金融风暴,能否克服“黑天鹅”和“灰犀牛”的灾难影响,能否受到上天眷顾,具有登基加冕的天命等等,都存在无穷变数,没人可以事先精准预测。政治形势和格局永远诡谲多变。比如按照目前的布局,之江新军内部最大的悬疑就是陈敏尔的前途问题。陈敏尔被习近平放在次要位置上,悬在那里,似乎被习近平冷落。但“塞外失马安知非福”,习近平政治城府极其深远,他这么做的用意何在?谁也不清楚;陈敏尔能否渡过挫折期,改变自己命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取李强之江新军的领袖地位而代之?谁也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往往极小的变数,却可能成为今后政治事变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