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在重庆（2）唱读讲传

说完打黑，接着说薄熙来的另一张标签：唱红。

唱红和打黑一样，也是薄熙来借用了别人的创意，炒作起来的盗版。

红歌即红色歌曲，以前叫革命歌曲，是伴随着中共成长历史积淀下来的政治宣传歌曲的总称。唱红的老祖宗，当然是周恩来，他亲自监制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代经典，至今无人超越，不过有点流于一本正经。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在红色歌声中长大的50后逐渐步入中年，歌坛怀旧风起，精明的上海出版商，采用流行歌曲的节奏和曲风演绎了一批流传甚广的以歌颂毛泽东为主的歌曲，录制成磁带发行，一时风靡神州，时人称之为“红太阳热”，这就是当代“红歌”的滥觞。2006年，在收视率大战中焦头烂额的江西卫视结合推广“红色旅游”，推出了大型选秀节目“中华红歌会”，并且注册了商标，这才是“红歌”正统。

话说2005年胡锦涛访问朝鲜，对朝鲜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意识形态控制滴水不漏赞叹不已，归国后要求文宣部门向朝鲜同志学习，于是传唱红色歌曲、弘扬红色文化就成为当时宣传领域的中心工作。不过那时候的薄熙来因为刚被发配到重庆，自觉前途灰暗，萎靡不振，凡事应付，这等琐事只是由宣传部策划，他点卯念稿，行礼如仪而已。

重庆“打黑”声名鹊起之后，唤醒了薄熙来几近沉寂的野心，他觉得自己虽被发配边陲，但借着民粹，似乎还有机会卷土重来。他毕竟混过几天新闻专业，知道怎样制造新闻热点，于是借着落实“向朝鲜同志学习”，拿来了别人的“红歌”品牌，再配套“文革”故事会的形式，形成了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群众文化模式。由于唱红歌更有表演性，更具声势，所以重庆以外，只知“唱红”而不知其他。

薄熙来对规模和仪式有疯狂的偏好，所以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可谓创意无限，花样翻新，各地的红歌大赛、红歌晚会、经典诵读，动辄万人规模，而且为适应薄熙来对仪式感的要求，必须统一服装，红衣白裤的日常服装很快过时，舞台演出服已经不震撼，红军、八路军、黄军装等道具服装司空见惯，有机关干部一年下来光唱红歌就领了好几套服装，花费民脂民膏无数。而且基于政治野心的需要，薄熙来也属意打造重庆为全国的“红歌文化中心”，除邀请将军后代合唱团“共和国六十华诞全国巡演”以重庆为首站外，还越过中宣部，组织全国性的“红歌大会”，甚至无视地方不得介入外交事务的规矩，擅自邀请基辛格到重庆观摩“唱红”。

薄熙来的“唱红”本意是响应胡锦涛“向朝鲜学习”的指示，投机取巧，制造响动，刷政治上的存在感。重庆有“红岩精神”，弘扬红色文化有先天优势，但是薄熙来怀着老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鬼胎，忌讳红岩文化，舍近求远，热衷于表演性的“唱红”。但是“唱红”的仪式感太强，红歌内容又左，有些早已过时，虽然唤起了民粹，同时也引起了周围的警觉，制造了话题。薄熙来是个二杆子，人来疯，喜欢在镁光灯闪烁中侃侃而谈，却犯了在中国政治人物不能成为话题人物的大忌。到了后期，重庆本地报章投其所好，对“唱红”的宣传接近“高级黑”，唱红歌治愈不孕症，老爹死了也不耽误唱红的报道也见诸报端，更加坐实了“唱红”是“文革”遗风的指控，不但未能帮薄熙来赢得资本，反而成了他政治上的负资产，以至于后来亲率千人合唱团进京唱红，已经无人待见，不过这已是“唱红”的尾声，也是薄熙来最后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