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胎画珐琅始于康熙朝质疑

 对玩瓷的人来说，一提起瓷胎画珐琅的创烧期，都会毫不迟疑地答“康熙晚期呀！”仿佛已成定论。事实究竟如何呢？
    我在未收藏到一件成化的龙凤纹缸杯前，也认同这一观点，从来没有想对它提出过异议，所有论及珐琅彩瓷的书籍上也都这样作了定论——康熙年间，由法国罗丹家族传人皮尔斯·罗丹传到中国，源于画珐琅技法。使用珐琅彩装饰手法的瓷器也常简称为珐琅彩，始创于清康熙晚期，至雍正时得到进一步发展。珐琅彩吸收了铜胎画珐琅的技法，在瓷质的胎上，用各种珐琅彩料描绘而成的一种新的釉上彩瓷，亦称“瓷胎画珐琅”。
    事出偶然，也是冥冥中的巧合。那天，丘小君来我艺术馆小住，在短暂的停留中竟然连续十四个小时沉浸在历代官窑的精品中，其间只草草地用了一次中餐。拍照，量尺寸，作详细的记录。突然，他在一件“明成化五彩龙凤缸杯”前愣住了，他拿在手里反复察看。
    “我一直在疑惑中，”我见他深陷沉思状，坦陈了自己的观点：“觉得这杯上的彩料与其它成化五彩器中的彩料明显不同，它的玻璃质感特强！”
    “是是是！”小君兄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应该是珐琅彩料！”他说得十分肯定，随后补充道：“其实珐琅彩早在元代我们就使用了！”
    此语一出，我有茅塞顿开之感，仿佛一直郁积心中的疑惑顿时如烟云消散了。
    从这点上，我又一次钦佩小君兄与众不同的见解。从他十四个小时坐在一张紫檀靠椅上孜孜不倦的专注神态上可以看出他对古陶瓷的研究是何等的痴迷沉醉！他有与众不同的见解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必然。
    他一点拨，迫使我更进一步对瓷胎画珐琅进行深入认真的研究。
    虽然，在有的史书上说：“珐琅彩最早发明于1446年法国的边陲小镇弗朗德斯（Flanders）。”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兽耳三环樽、勾连鼎式炉、缠枝象耳炉等均是元晚期的作品，早于1446年的明代景泰（1428-1457）年间，推翻了这个传说。其实在《宋史·外国列传》中记载“大食国”本波斯之别称，“大食”是宋元时中国对西亚和阿拉伯地区的称谓。根据史料分析，铜胎掐丝珐琅“大约于13世纪末由阿拉伯国家传入中国，起初称“大食窑器”或“鬼国窑器”，还有称“佛郎嵌”的。在1935年中华民国市政秘书处编辑的《旧都略》中谈到景泰蓝的起源时，首援引《淘说》写道：“珐琅，在过去叫‘佛朗’，又叫‘发郎’，‘发蓝’，产于‘佛’，唐书称‘佛’为大秦，大秦即中世纪罗马帝国。13世纪下半叶，元蒙军队远征横跨欧亚，入侵西亚，将大批烧造“大食窑器”的阿拉伯工匠俘虏来中国，足见珐琅彩在宋元之际已传入中国，只不过到了明景泰时，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已。
    “景泰蓝珐琅”的称谓最先见于清6年的造办处档案。清6年（1728年）在清《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记载：“五月初五日，据圆明园来贴内称，本月四日，怡亲王郎中海望兄呈进活计内，奉旨：···珐琅葫芦式马褂瓶花纹群仙祝寿，花蓝春盛亦俗气。今年珐琅海棠式盆再小，孔雀翎不好，另做。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这也是此称谓的最早文字记载。
    说明，在康熙朝之前，只是没有发现“瓷胎画珐琅器”的文字记载而已，我们没有理由依此推断出康熙之前没有瓷胎画珐琅的结论，尤其是当我们有幸得到一件明成化的瓷胎画珐琅实物后，更有理由和信心说：“瓷胎画珐琅绝不是康熙朝的首创。从中国匠人聪颖灵活的思维方式推断，他们将珐琅能涂在铜胎上，也一定会尝试将丰富多彩的珐琅料涂在洁白的瓷胎上。只是康熙朝恢复和又重新开始尝试这一工艺罢了。可能又有人会提出新的质疑：铜胎画珐琅既然在明景泰年间那么负盛名，怎不见该朝的瓷胎画珐琅器？
    我认为：景泰年间，正是历史上被瓷界称为“黑暗期”和“空白期”的时期，此时的瓷业属于明代最为萧条阶段，战乱频繁，饥荒不断，皇室内部为争皇位而激烈冲突。从景德镇御窑发掘的瓷器证实，此时的瓷器均不落年款，且胎体厚重，制作粗糙，与精细雅致的珐琅彩好像反差甚大，难以搭边。所以，此时期未将珐琅彩融入瓷胎上可以理解。但我不敢下结论“空白期之前的永宣时期究竟有没有瓷胎画珐琅器”？至今为止未发现这一时期的瓷胎画珐琅作品，并不能推断出“永宣时没有瓷胎画珐琅”工艺，否则正如我们在唐法门地宫中未发现“秘色瓷”之前说“秘色瓷”已消失一样荒谬。
    对中国古陶瓷的研究有很多课题等着我们有志于此行的同仁们涉足，以上观点只是我扔出的一块小小的“砖”，希望引来诸多行家更深的探究，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