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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公司，5处受贿来源，在刘铁男案一审判决书认定的3558万余元贿款中，除去两笔两万元的贿款和装修款外，刘铁男的其余所有受贿款均与其子有关。
“养不教，父之过”，这名发改委前副主任在今年9月的庭审上曾不断强调，是自己害了儿子刘德成。
这名祖籍山西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为了补贴家用，刘铁男小时候捡过煤核、菜帮子，砸过钢丝。拮据的生活让刘对于成功有着格外的渴望，这种渴望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对孩子的教育。
中纪委披露的材料显示，刘德成至今仍记得，小时候，父亲刘铁男骑着自行车带自己去奶奶家时，总是喜欢避开大路，穿行于老北京胡同里的捷径，“做人要学会走捷径，每次在路上我爸都会教导我，一定要有出息，要做人上人，这样才能过得好，才能受人尊重。”
父亲的权力给刘德成带来了想要的一切，北京的工作、生意、跑车、别墅。“做人要学会走捷径”，对于生于1985年的刘德成来说，父亲的这句教导，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人生最恰当的谶语和写照。
国外的朋友圈
刘德成18岁离开父母，前往加拿大求学。在异国，刘德成逐渐接触到了父亲权力带来的红利。中纪委披露的材料显示，刘德成在加留学期间的求学、转学、生活诸事，总有老板为其提供各种便利。
据曾实名举报刘铁男的《财经》杂志前副主编罗昌平披露，刘德成在家中并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没少让家里担心。在加拿大，刘铁男特别托付自己的情妇徐某照顾刘德成，帮他舒缓压力。
罗昌平在《打铁记》中提到，“年少的刘德成已经能够接受自己的父亲在异国他乡包养情人。他从不当面反对，坦然接受来自对方的照顾”。
中金石化公司董事长孙永根就是在2005年上半年由刘铁男安排照顾刘德成的商人。刘铁男在庭审中曾回忆，自己让孙永根“好好带带他”。
而被安排照顾刘德成的孙永根，此后就通过刘德成向刘铁男打招呼，希望发改委能关照自己的PX项目。
除去孙永根，刘德成还涉及商人倪日涛的一宗跨国收购案。据《财经》杂志《中国式收购》一文披露，刘德成及母亲郭静华曾先后在倪日涛为日后收购所设立的加拿大绿色资源有限公司（CGR Investments Inc.，下称CGR）中担任董事。报道特别点到，这样一起涉嫌通过项目套取银行资金的收购中，有“中国一位官员以政府信誉为其背书”。
报道还提到，CGR当时雇佣了多位发改委官员子女，“这些年轻雇员一般与倪日涛控制的上海中产经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工作合同，但工作地点则在倪的加拿大公司”。
《中国式收购》的一位作者告诉记者，倪日涛曾经以工资名义给刘德成的香港账户打钱，相关的证据他们已移交给了中纪委。
倪日涛的收购案和刘铁男一家在其中的作用，正是2012年罗昌平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刘铁男所涉及的贪腐内容。不过，倪日涛随后曾在媒体上否认打钱，还表示刘铁男的家人早已退股。
这笔曾经备受关注的交易，最终没有出现在刘铁男案的起诉书及庭审内容中。刘铁男的律师李法宝告诉记者，他看了所有的案卷，并没有网上举报的内容。“就目前刘铁男涉嫌犯罪的事实来说，查清楚了，不可能有掩盖或者知道而不查的情况。从法庭查明的犯罪事实来看，并未有之前举报的东西。我也在会见的时候问过他，他认为，网上举报的都不是事实”。
就算养起来也要安排好
2005年下半年，刘德成回国后不久，父亲刘铁男就为这个喜好汽车的儿子安排了广汽集团香港骏威公司的工作。
香港骏威公司总经理张宝庆在证言中表示，这位领导家的公子显然无心也无力在公司工作，最初经常请假回北京，后来就根本不来上班了，也因此无法取得香港的工作签证。
据一财网披露，刘德成曾经抱怨说，在香港工作常常要吃盒饭，环境很差，待遇也不高。
北京似乎才是刘德成心目中的归处。判决书显示，为了让儿子回京，刘铁男找到了广汽董事长张房有。为了保持与发改委的关系，张宝庆向张房有提出了由广州骏威公司在北京专门设一个代表处，让刘德成任驻北京代表。
张房有认为，“就算把刘德成养起来也要安排好”，于是同意了这个安排。
按照工作安排，刘德成应在广汽集团驻北京办事处办公，受广州骏威公司和广汽集团驻北京办事处双重领导，但广汽集团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苏家义称刘德成没有上过班，也只有在请刘铁男吃饭的时候，他才会见到刘德成。
刘德成自己也表示，回北京后，没有上过班。父亲刘铁男曾劝他，没事儿去办公室坐坐，给领导写篇报告，也算工作了。
“刘德成回北京后，基本上没怎么上班，白拿工资，我每次在上班时间给刘德成打电话，他不是在家就是在别的地方，都没上班。”刘铁男在供述中如此回忆这段往事，有一次，他向刘德成的上司询问儿子工作情况，刘德成的上司只是敷衍了几句，他就明白“刘德成肯定没有正常上班”。
刘德成的新岗位月薪两万元，从2007年6月至2012年12月，刘德成一共从广州骏威公司吃了121.3060万元的空饷。这笔钱，也成为检方对刘铁男的五项犯罪指控之一。
虽然对于汽车公司的工作不上心，但刘德成对于车却十分热爱。罗昌平在《打铁记》中称，刘德成是超级跑车的爱好者。刘铁男案中刘德成涉及两辆车。
判决书显示，2005年8月，刘德成刚刚回国不久，曾经照顾他的中金石化公司董事长孙永根就通过朋友找到刘德成，对方表示，刘铁男对他们公司报到国家发改委的项目给予了照顾，已顺利通过工业司的签批，进入了下一个审批阶段，询问是否有事需要帮忙。
刘德成的答复是“是否可以给买一辆车”。随后，孙永根出资30余万元购买了一辆天籁牌轿车。
不过，因担心将车落户到自己名下会出事，刘德成要求将车辆落户到王威翔名下。
这辆车随后被刘铁男发现。刘铁男问了车的来源，刘德成说是孙永根以王威翔的名义给他买的。刘铁男听了之后，没有说什么。
那一年，刘铁男51岁，正在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的任上，并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体制组组长等职。
事情随后有了变化。孙永根的项目未被核准，刘铁男不想和孙永根之间留下后遗症，要求刘德成将车退还。但刘德成的答复是，孙永根拒绝收回该车。
按照判决书的记载，刘铁男不愿与孙永根撕破脸，便没有再坚持让刘德成退车，有时还坐这辆车。最终，该车先后由刘德成所在的大连景顺公司经理左荣岳和堂弟刘嘉成使用。
30余万元的天籁车显然还不够档次，另一辆价值172.1244万元的保时捷卡雷拉牌轿车，由恒逸集团董事长邱建林在2010年前后，送到了刘德成的手中。
不过，这辆车太招摇了。为了避免给父亲造成不良影响，刘德成依旧要求对方将车落户在他人名下。
“带一带刘德成”
“带一带刘德成”，这是刘铁男对身边商人的期望，可商人们带来的，除了财富，还有危险。
刘铁男通过南山集团获得的754万元利益，其中的750万元，与刘德成密切相关。
南山集团法定代表人宋作文是2005年与刘德成联系此事的。宋作文向刘德成提出，请刘铁男给中铝公司领导打招呼，帮助其从中铝公司购买氧化铝。刘铁男时任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主管中铝公司项目审批。
此前，宋作文与刘铁男已有交易。2002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还是国家计委的时候，刘铁男任产业发展司司长。为了通过一个项目的备案，宋先后给刘送了4万元现金。
这一回，刘铁男仍然愿意帮忙。刘德成、宋作文均向刘铁男表达了请托和“补差价”的承诺。
最终，南山集团下属企业从中铝公司下属企业购买了3万余吨氧化铝。2006年8月，750万元被宋作文以支付差价款的名义给了刘德成，刘德成后来将此事告诉了父亲。
宋作文不是刘铁男唯一关系密切的商人。为刘德成提供“空饷”的广汽集团，2003～2012年同样在多个项目中受到刘铁男的关照。
刘铁男在2005年向张房有提出了一项要求：获得北京地区一个经营广汽丰田销售店（以下称4S店）的指标。这是广汽集团总经理陆志峰向刘铁男提议的，最后决定由刘铁男向张房有出面索要。
这家4S店由陆志峰介绍的华通伟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张爱彬出资成立，并负责经营。作为回报，刘德成可不出资而占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刘铁男同意了。
按照张爱彬、刘德成的口头约定，刘德成在4S店的股份是30%。这些股份显然是虚构的，因为在张爱彬随后出资1200万元成立的金时伟业公司中，刘德成在工商登记材料中并未持股。
刘德成没有参与4S店的管理、经营，也没获得分红。2007年6月，刘德成向张爱彬提出“退股”，张爱彬先后支付给刘德成1000万元。
“刘德成又说4S店成立后没有分过红，他对经营情况一无所知。”刘铁男在供述中承认了这一点，“他又在石家庄开了一家4S店，把北京4S店的股份退了出来，退股的钱打到了石家庄的4S店。据其对汽车行业的了解，退股的钱至少有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此后，刘氏父子迎来了判决书公布的最大的一笔利益，1649.4627万元。这些钱与恒逸集团董事长邱建林有关。
邱建林与刘德成的相识，同样从“带一带”开始。2006年上半年，刘铁男提出让邱建林带刘德成做生意，邱建林与人商议后，决定采取虚假贸易的方式给刘铁男父子送钱。
邱建林先出资100万元，为刘德成注册成立了峰德公司。此后，他与另一人虚构峰德公司低价从恒逸集团购进化纤原料、高价卖给集团下属另一公司，使峰德公司获得825万元“差价”。如今，这笔交易已被查实无实际货物买卖。
第二笔好处随后到来。2007年初，在征得刘德成同意后，邱建林将峰德公司的900万元投入股市，同年10月，峰德公司购买的股票市值已达1500余万元。
至少从供述中看，80后刘德成似乎对此并未察觉。应他的要求，邱建林还从峰德公司账户支付172.1244万元为其购买了一辆保时捷卡雷拉牌轿车，花1377.1421万元买了位于北京市御汤山的一栋别墅。
在经验老到的刘铁男看来，这些从天而降的利润显然蹊跷：“刘德成既没有出资，也没有参与经营，这些钱是邱建林以貌似市场的方式向其输送利益。”
“我老想把我的事情和儿子的事情分开，股份啊具体操作，我都不知道。”庭审中，刘铁男这样说。
也正是在2006年6月～2011年8月，刘铁男利用担任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副主任的职务便利，先后为邱建林相关公司的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和开展前期工作提供了帮助。
刘铁男的最后一个职位，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直到2013年落马，刘铁男在发改委系统工作了将近30年。
2013年，刘铁男被人在网上实名举报的时候，一度获得官方回应辟谣。但数日之后，中纪委宣布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并被免去领导职务。
时隔一年半，这名曾经被媒体评价为“傲慢”的官员，略带倦容地站在被告席前听着宣判。那个酷爱跑车的80后年轻人，已被另案处理，当年的无限风光已然不再。
在此前新华社披露的一段庭审陈述中，刘铁男说：“我每每看到起诉书，都在反问我自己，这是我吗？怎么会到今天？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会想，这是哪里呀？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
同题报道：那些“贪腐父子兵”
高四维 卢义杰
当刘铁男案宣判的时候，刘铁男之子刘德成，随即被一些网友戏称为“最坑爹儿子”。
这种论断的依据之一是刘铁男的供述：其贪腐的资金多数都是在刘德成的公司的账面上，而他本人的生活简单清苦。
刘氏父子搭档贪腐并不是特例，中国青年报记者检索公开报道发现，如今，父子搭档式的家族腐败已成为一种典型的腐败模式。
据媒体此前统计，在近年的腐败案中，至少有28起家族腐败，而父子联手贪腐更是其中最为常见的情况，占六成以上。
这种联手贪腐最常见的情形中有：当权者父亲利用手中职权为儿子安排工作，通过儿子收受第三方贿赂，通过儿子与商人勾结、形成利益集团等。
“现在很多犯罪情形都有一些变化。”刘铁男的辩护律师李法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如今，很多贪腐案件都是共同犯罪，包括一些特定关系人的犯罪，如父子、夫妻、情人或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这更隐蔽，更不容易查处”。
父子“同朝为官”
在一些家庭贪腐案件中，不乏父子“同朝为官”的情况。
2012年8月，安徽省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及其子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张冬受贿一案判决。张治淮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张冬被判无期徒刑。
自2002年起，张治淮开始担任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一年后，张冬大专毕业，便成为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管理科副科长，负责土地使用权划拨、出让等工作。
2006年初，张冬被提拔为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局长，此后父子形成家族贪腐集团。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两人共同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741.81万元、港币40万元、购物卡1万元、价值人民币58.12万元的丰田越野车一辆；张治淮单独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455.1万元、购物卡20.8万元、美元1万元、价值人民币25.52万元的帕萨特轿车一辆、价值人民币76.19万元的住房一套（未遂）；张冬单独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76万元。
不过，在种种父子搭档的贪腐组合中，官场父子兵不多见。
这缘于200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其中规定，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父子“官商勾结”
相对来说，更常见的情况，是父与子“一官一商”，或者父亲通过儿子收受贿赂。
2011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湖南省农业厅原厅长程海波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程海波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与此同时，其子程高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其弟程海良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50万元。冻结、扣押在案的相关财产及物品予以收缴，上缴国库。
法院一审查明的事实是，1997年至2009年期间，程海波利用担任岳阳市委副书记，常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及湖南省农业厅厅长的职务便利，在工程承揽、解决政策优惠、减免费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单独或伙同程海良、程高收受李加祥等19人所送财物，共计人民币1961万多元。
其中，程海波单独收受财物人民币1312万多元，与程海良共同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396万多元；与程高共同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252万元。
“被告人程海良、程高系程海波近亲属，二被告人受他人之托，利用程海波职权为他人谋私，并收受贿赂，在受贿中起辅助次要作用，依法认定为同犯。”法院认定。
李法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类案件中，最主要的是看父子双方有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有的话将作共同受贿来处理。
“有些犯罪事实，不排除是亲属打着官员的旗号，在外面私下利用官员的影响和威望。”李法宝说，如果官员本人不知情，就不能被认定为共同犯罪；如果知情，则有共同犯罪之嫌。
“上梁不正下梁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在贪腐案中，通过子女配偶四处敛财的腐败行为已经日渐增加，“这是一种更大的腐败”。以刘铁男案为例，“首先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到配偶或子女身上，如果‘打铁自身硬’，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这种腐败有两种情况，“一是当权者本人确实不知道；还有就是领导本身想腐败，但是自己出面没有子女配偶方便，所以他就不直接出面，通过子女配偶敛财，这种情况更加腐败。”汪玉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汪玉凯认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主要领导人都要负责任。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管住子女配偶是最起码的，他们靠亲人掌握的权力在外权钱交易，所以本质上还是当权者自身的问题。”
汪玉凯将此称为“灰色权力”，是“借助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或者其他亲属，在市场中或者暗地里，通过权力的运作获取稀缺资源并进行倒卖，及资本运作，或者不公平交易等，以获得巨额利益的权力行为。”与此相对应，还有通过灰色权力获得的“灰色资本”和“灰色暴利”。
他认为，这种腐败是有规律可循的。首先是依附在公权力上，当权者地位越高，权力影响越大，灰色权力的能量也就越大；灰色权力更多是通过子女、配偶或其他亲属间接行使。“灰色权力的涉猎领域十分广泛”。
灰色权力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严重的损害。“尽管我们有一些限制官员以及官员配偶、子女从事商业活动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大多形同虚设，不能被有效执行”。此外，“享有重要权力的官员的家庭财产，只有申报环节，没有公开制度，避开了社会公众的监督。”汪玉凯直言，“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三灰现象，这些腐败还会滋生。”
汪玉凯建议，应对党政重要官员的配偶、子女参与商业活动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约束。特别要割断官员子女、配偶等与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商业联系，从根本上消除灰色权力地带赖以存在的基础。
“实行家庭财产公开制度，让老百姓监督公权力，要利用法律制度来构建笼子。管人管权管事，不仅仅要体现纪律的力量，还需要社会的力量和公众的力量，这才是最关键的。”汪玉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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