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上刊登的一篇乔翠霞参与完成的文章称,对450名官员所做的调查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官员曾在异地任职,平均异地任职时间为5.5年。有75.6%的官员曾两地分居”。乔翠霞写道:“部分领导干部感情生活的混乱也与其工作条件有着重要关系。常年‘劳燕分飞’的生活所带来的感情空窗期是领导干部家庭生活危机不可忽视的原因。”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即便官员没有异地任职,“几乎不着家”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也极易使他们脱离正常的家庭生活轨道,淡化其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只有15%的官员能经常参加孩子的家长会,而五分之一的官员从未与家人一起外出度假。
近年来,中央在惩罚官员的不端行为上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明确了对“通奸”的惩戒规定,而以往都会使用“道德败坏”等措辞。媒体援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的话说:“自十八大以来,通奸和不正当男女关系不再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已经成为反腐的重要因素。”
《京华时报》近日报道,2012年底至今年9月5日,全国已有241名不同级别落马官员被移送司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已介入,其中48人被官方认定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占比近两成,其中19人被认定为通奸,14人有至少3名情妇。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值得思考,远离家庭、异地任职,是不是一些官员通奸、养情妇的因素呢?
为什么会出轨、通奸、找小三、包二奶、养情妇?这里面的因素很多,有寂寞因素、有生理需求、有利益因素、有享乐因素,甚至也有情感因素,以及人们的性观念变化,等等,总之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过去一段时间,舆论曾集中关注过农民工的“两地分居”现状,称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性需求如何解决,在家的留守妇女可能遭遇的性侵害等问题。这里面的原因也是十分复杂,是整个社会问题的反映,已经不仅仅是情感、婚姻的问题。
那么,导致官员通奸和情妇的原因是远离家庭吗?当然不能排除这样的因素存在,毕竟在中国,异地任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规则。但是,这恐怕最多的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借口,而且更多的只是表面的东西,真正的问题仍然在于“权力的失控”、“利益的考量”,因为权力、因为利益,才导致了通奸、情妇的泛滥。即使是有的家庭就在身边,也恐怕无法阻挡权力的春药发作。
只有确确实实地解决权力膨胀和不受制约或监督的问题,那些堕落般的“通奸”或“情妇”才没有大的市场或机会。官员的专注,将不再只是盯住权力的心机与争斗,而是更多的盯住事业、盯住家庭,才会有一个正常的、阳光的心理状态。而不是焦虑的、无聊的、麻木的,甚至于堕落的心态与状况。毕竟很多时候,一些官员就是纠缠于权力的攫取,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各种利益之诱惑,愈陷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