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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是共和国开国第一代的“新中国的儿童，新少年的先锋”，曾亲身经历了在这峥嵘岁月中的历史歌剧中的每一幕，且饱尝其中酸甜苦辣。本人生长在历来有革命造反传统的广东，流着与生俱来的反帝制反风建，争民主争自由的血髓，曾赞赏支持过七十年代在广州街头上的“李一哲”民主与法制的运动。但对"八九六四"民运，虽然本人极力同情年轻学生们青春期的纯真激情，但却从来没有支持过。何故？时易境迁也。
七十年代文革末期，举国伤残，百废待兴，支持民主与法制运动，就是表达了人民对终止文革，从大乱进入大治的渴望；而八九民运，时值已经历过了十年艰辛的改革开放，祖国社会始现小康曙光，若支持八九六四，就是欲将刚复苏的共和国从大治倒退回大乱。
记得在六四民运期间，本人曾在美国一粤菜馆用餐，老板是一位在文革期间出生入死地从广东偷渡来美国的乡里，突然有一群中国学生进来向老板募捐，要求支持六四民运。正在前台斩烧鸭的老板却把手中的大砍刀往砧板上一剁：“丢哪嘛！你地想知我系点样来美国嘎？个年我屈入货船舱底做猪仔四十日，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偷渡成功，口袋里只有美金五文！而宜家有国家比你地买飞机票，飞来美国读研究生，却不好好读书，还享尼度搞搞震，丢你老母西，都给我扑街栏地！”
八九六四前夕，本人曾应邀到北京友谊宾馆讲课，有缘在隔壁人民大学结识了《河殇》作者之一，本人非常赞赏其不入俗套的创作才能，但对其中认为国外的都是“蔚蓝色”而国内的都是“土黄色”的观点持有异议。因此《河殇》虽不愧为一划时代的伟大文学作品，但却不适宜作为八九六四民运的思想纲领，与年代之前的“李一哲”雄文无可比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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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回复 someguy
- 本人河北人，河北因为离北京近，受64波及很大。北京的学生占了天安门广场后，我们大学家属院和大学，也有师生跟着闹学运。不过，从者甚寡。因为带头闹学运的那个丁老师，人品很差，大家都不屑于与其为伍。丁老师这人，自以为学富五车、能力出众，所以好为人师、对人对事都是冷嘲热讽，但是他又从来都不被提拔重用，所以对现实很不满。当时，大家即使对共产党有不满，但也不愿意跟着他闹事。结果，虽然别的大专院校，都有大批人，因为64被处分，我们大学事后，基本风平浪静。来美国以后发现，当年的学生领袖们也都是丁老师这种人。看一场运动正确与否，一个重要的参考是，领导这场运动的都是些什么人。学生领袖们都是烂人，64也同样是场烂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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