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保守派媒体发表复兴德国的"兴国策",并呼吁德国国家正常化,提倡发扬爱国主义

作者:无上大魔  于 2020-10-30 02:00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热点杂谈|已有9评论

Tichys Einblick是针对德国保守派右派精英的政治经济杂志。该杂志由一手建立德国战后经济体系的德国先总理Ludwig Erhardt基金会主席Roland Tichy创立。该杂志作者包括前德国自由民主党全国总裁FritzGoergen,现任自由民主党籍国会议员Frank Schäffler,现任德国基督教民主党籍国会议员Klaus-Peter Willsch,知名记者和出版社社长Albrecht Prinz von Croÿ 亲王,现任德国自由民主党总书记NicolaBeer等人。
因为拥有这些重量级的作者,虽然才建立不久,但Tichys Einblick杂志网站目前的点击量已经超过法兰克福汇报这样的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网站。
近前, Tichys Einblick杂志网站发表德文长篇文章,名为兴国策:以中华帝国的命运为例论德国未来维持富强的基本方针”(Grundsätze zur Zukunftsfähigkeit Deutschlands am Beispiel des Schicksals des Chinesischen Imperiums),给德国保守派为复兴德意志提供政策建议。文中,我明朝历史教训为例,呼吁德国国家正常化,并且建议德国重新提倡爱国主义,重塑德意志家认同



兴国策


以中华帝国的命运为例论德国未来维持富强的基本方针

作者
马塞尔·


作者简介:马塞尔·朱生于1989年,13岁那年随父母移民到德国,其父母都是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分别在德国和澳大利亚获得博士学位。马塞尔·朱毕业于德国一家知名大学的数学系,现任欧洲一家大型机构的管理人员监控金融风险,曾参加欧洲央行,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和G7集团涉及金融政策的工作小组,业余兼职德国一家大学的金融系博士生。 马塞尔·朱在业余兼任德国第一大党基督教民主党的地方领导人(市委主席团成员)



当中华帝国统治半个世界的时代



让我们回到1431年,宣德三年。那一年离中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统领的军队将蒙古人赶出北京之后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朱元璋创建了自八世纪唐朝盛世结束以来最强大的汉族帝国:“大明”。

整个中华世界经过了契丹(统治幽云),女真(统治中国北部)和蒙古人(全中国)的三次异族统治后重新统一在一个汉人帝国的旗帜之下。

15世纪初中华帝国大明王朝达到国力鼎盛时期。她控制的广阔疆域从北方黑龙江寒冷的原始森林直到越南的热带雨林,从戈壁沙漠延伸到太平洋 。

公元1431年,载满了27000多名官兵的帝国舰队在大太监郑和的统领下准备再一次远渡重洋,扬国威于万里之外 。起航的舰队中有超过60艘强大的九桅“宝船”,长达120米,宽50米,是哥伦布27米的“圣玛丽亚”号大小的4倍多。90年后,欧洲的全球统治时代才开始。


那时候,拥有世界领先的大炮和枪械技术的大明水师已经在中国人的已知世界中航行了六次。

而明军已将从印度尼西亚到东非的三十个国家置于中国皇帝的宗主统治权之下。

在出航前夕,大明水师官兵在纪念碑上竖立了一座豪气万千的纪念碑,碑文中写着“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



迂腐和教条主义为沉沦之始


自明朝开国以来,帝国一直由文官统治和管理。以此同时,他们也构建了中国当时的上层建筑,因为他们都出身于儒生士大夫阶层,而根据当时的盛行的观念来说,“万品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这些半辈子只研究古籍经典而和当时大众生活严重脱节的读书人只要中举就能进入文官行列,并且统治面积等同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国大小的行政区。、

这些精英一步步掌控了大明帝国大多数的政治权力。到了16世纪末,即使大明皇帝面对文官集团的力量也是无能为力。比如明朝万历皇帝就是因为无法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压过文官集团,而为了抗议几十年都不上朝。

这些文官们不仅仅控制了大多数政治权力。他们通过发表文章和他们超群的社会地位而几乎垄断了社会的舆论。于是他们定义的道德才是道德。他们口中的民意才是民意,他们确认的良政才是好的政治。

因此,文官们都成为了舆论领袖,并将所谓的道德作为一种政治标准。

同时帝国的福祉和王朝的稳固往往并没有被文官们在制定政策时放在第一位,而是其政策是否和他们的道德教条以及特殊利益-即其家庭和政治团体的利益-达成一致。


比如,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免除任何纳税义务。这导致许多农民都想成为有功名的士大夫的佃农而免于徭役。这就使得有功名的儒生快速成为大地主,并与权力紧密相连。

同样,富有的商人也不得不通过行贿使自己处于官员们的庇护下,从而只需缴纳很少的税赋。
每次皇帝试图对大地主或富商提高征税,都会因文官集团的全面反对而失败。他们把这说成是不道德的,而这居然被广大人民看做亲民之举而得到赞美。在市民们雷鸣般的掌声中,皇帝派遣征税的太监在遭到满街殴打并被赶出城镇。

到最后,无权无势的贫农们不得不承受着帝国愈加沉重的负担。他们就像几千年来的那样一直忍受着剥削,直到无可忍受。


文官统治阶级的迂腐和道德教条最终将使中国付出惨重的代价。



中华帝国一步步跌入深渊



明帝国建国两百多年后,国家财政处于崩溃的边缘。东亚的小冰期时代给中国带来了毁灭性的作物歉收和饥荒。农民们揭竿而起,蔓延到了全国各地。他们席卷了数十万人并摧毁了大片地区。同时,帝国周边各处也是烽烟四起。大明与她朝鲜半岛上的附属国李氏王朝的联军在壬辰战争中付出极大伤亡后,终于驱逐了侵入朝鲜半岛的数十万日本武士。尚武的满洲部落看到东北地区的大明戍边部队经过常年对日作战而变得虚弱时,发现自己反叛大明的良机已到来。而此时在内地正遭受饥荒和起义双重打击的大明在和满州人作战中遭遇了多次毁灭性的军事失利,以致满州人叛乱之后没几年就已经占领了关外大部分省份和地区。


1636年,满洲大汗黄台吉加冕称帝,建立大清国。这也就显示了满州大汗征服中国的野心。根据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清”这一字象征着“水”,而水应能扑灭象征大明的“火”。


鉴于局势的严峻性,明朝崇祯皇帝被迫试图和满洲达成停战协议,以便集中全国仅剩的军力于扑灭国内的流寇。但是,由于文官集团的反对,皇帝的计划很快就失败了。这些文官以道德为由断然排除了任何与“东虏”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在这些满嘴全是道德的士大夫的公开压力下,崇祯皇帝不得不将他的兵部尚书作为替罪羊处决了,此人曾被皇帝亲自委托与满洲人进行和平谈判。

为对付国内外敌人提供财力,明庭大幅度提高了的税赋偏偏落在了帝国最贫困的群体身上: 广大贫农。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农民加入流寇大军。而战争的持续又使得帝国的财政不断恶化。于是明帝国被越战越强的流寇和野心勃勃的满族人前后夹击,最后轰然而倒。

最终,在瘟疫席卷了大部分京师守军后,首都北京落入了流寇手中。不久之前,崇祯皇帝最后一次尝试是将首都迁往帝国相对安全的南方。但此计划在文官集团的激烈反对下胎死腹中。最后一切都晚了。

在最后一位忠诚太监的陪伴下,崇祯帝吊死在了煤山的一棵树上。

以此同时,大多数高官跪倒在北京新的主人面前,希望在新的朝廷能继续享受高官厚禄。


永恒之墙和红龙的陨落


在抵达东亚的权力中心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农民军领袖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们并没有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并争取获得投降的前明降官的支持。相反,他们急着享受眼前已经是囊中之物的战利品。因此,他们马上着手没收京师里的降官和富商的财产。当明朝关宁军总兵吴三桂得知他的家族在京师被抄家以及他的爱妾陈圆圆被一位叛军将领霸占之后,他向满洲人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并臣服于了大清摄政王多尔衮。有着全中国最先进火器的前明关宁军和十万余满清八旗组成了当时东亚最强悍的军事力量。他们很快就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并开启了满清对中国268年历史的异族统治。


其实那时大明还有机会翻盘,假如南方的大明官军能在清军入关后能立刻和农民军结盟共同抵抗满清的入侵。然而,大明和农民军的同盟再次遭到明庭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官”和“贼”不可谋。相反,由于崇祯帝直系亲属全部陷在北京,明朝的残余势力很快就陷入了关于皇位继承人合法性的内部冲突,甚至自相残杀。明庭与农民军之间的联盟只在局势已经几近溃败的时候才形成。但那时候已是为时太晚。


在这里,政治被道德化的致命影响再次显现出来。在明朝文官的统治下,道德教条和特殊利益超出了国家社稷的利益。紫禁城的庙堂上充斥着互相以各种道德标准攀比的政治表演者,却没有能力拦狂澜的实用良臣。汉人最后一个帝国的灭亡已是定局。

在被许诺财富和王侯头衔的前明文武官的帮助下,清军仅用了20多年就征服了整个中华帝国。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和他信仰基督的太子君士坦丁(以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命名)被请军俘虏并处决后,汉人最后一个帝国终于灭亡。而同样信仰基督的大明孝刚匡皇后(西方名亚纳)写给罗马教皇的呼救声缓缓消失在梵蒂冈冰冷的大厅里。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 中华文明的断裂


清军入关不久后,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发布了一项法令。根据该法令,所有汉族男子必须剃发易服,留满洲式的辫子(大部分头发被剃光),并且穿戴满州服饰。违者格杀勿论。但汉族和其他汉化东亚人两千多年的传统服装是汉文明和汉人身份认同的核心之一。此外,根据儒家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蓄发象征着孝道。这就是为什么剃发和纹身是汉人自古而来的禁区。因此,满洲统治者剃发易服的法令遭到了汉族人的强烈反抗。为了消灭汉人的反抗意志,清军采取了最严酷的镇压屠杀手段。

剃发令的座右铭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有记载称满洲将领令剃发师背着担子在街上巡视,看见蓄发髻的人就上去抓住强行剃发,稍有抵抗,就当场杀掉,把头悬在竿子上示众。

辫子和满洲服饰成为汉人服从满人统治的象征。中国人的外貌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永久改变了。据清初记载,前往朝鲜和日本的汉人在看到那里的人民的外貌和服饰时深深地感到羞耻,因为朝鲜人和日本人早在一千年多前就采用了汉人服饰。从外表上看,这些汉化的朝鲜人和日本人显然比清人更像“中国人”,而从服饰和发型上看,清代中国人看起来更像属于游牧民族的满人或蒙古族。日本和韩国的儒家学者以此而将自己的国家视为中华文明的真正继承者。


中华的恢复与红龙的归来

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上层阶级在清军入关后已屈服于满州人的统治,并通过科举等机制将自己视为国家统治机器的一部分,但清帝国在整个清代都存在着反清活动,尤其在中国南方。那里有不少反清人士组建了一系列的秘密组织。这些秘密组织原来的宗旨是反清复明,重建中华。其中最有名的一个组织被称为“洪门”。

在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殉国242年后,一位中国医生在火奴鲁鲁的美利坚的土地上加入了洪门,并发誓要推翻满清统治恢复中华。他的名字叫孙文,在西方也被称作为孙逸仙。

八年后,他的革命运动结束了满人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东亚第一个共和制国家。


满清的青龙于是被民国的火龙推翻。


中国人斩断了自己的辫子,重新获得了自由。


自我束縛的联邦共和国政治


中国明朝灭亡三百多年后,位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再次面临着与当年中华帝国相同的基本问题。强调“政治正确”至上的道德化政治风格已经遍及德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领域,使德国政坛在这些政治领域的很多决策陷入自我束縛中的困境。其中,内政和外交政治的道德化对德国的未来和前途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


过时的价值导向政治


在德国的外交政策中,政治道德化在所谓的“价值导向”的外交政策中以及德国缺乏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决心方面尤其明显。

在“价值导向”的外交政策中,人权是外交政策关系的基础和准则。按照这项外交政策的标准,人权问题甚至比维护国家利益更为重要。同时,该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如果德国政府积极推动将三权分立的西方政治模式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并将其视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则将最有利于德国的利益。


然而这些人忘记了一点,那就是西式法治,民主和民权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启蒙运动和工业化以及相关的社会进步的结果。各种各样的社会历史因素,例如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遗留的传统,贵族和教堂对皇()权的限制,以及通过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主导社会的中层阶级,这些都催发了西方现代民主国家的形成。

当然,非西方国家也能形成稳定的民主体制,但前提是这些国家拥有广大的中产阶级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私营经济,社会高度世俗化并且稳定。例如,日本和韩国就建立了稳定的民主政体,而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在战后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盟国-美国的影响,并且由于巨大的经济成功和主导经济的私营部门的发展而使其稳定的民主政体成为可能。

因此,前瞻性的德国外交政策会仔细权衡干预非西方国家的内政,而谋取在这些国家建立西式民主制度是否真正符合德国的利益,或者与德国的利益背道而驰。


无论如何,西方目前只能对小国和弱国实施有效的价值导向政策。但是,西方世界对诸如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批评实际上只有象征性的意义。


其实价值导向政策的支持者忘记了此类外交政策是冷战的结果,当时两个意识形态上不同的强权集团相互对立,各自试图在世界其他地区推广其国家社会模式。在21世纪,意识形态在非西方大国中逐渐淡出其政策重心。今天,俄罗斯等非西方大国都没有将传播国家模式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相反,他们都奉行强硬的利益政策,以增强国家利益并维持其内部政治力量平衡。


在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几乎独霸天下的那十几年,西方可能在能够有能力让以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当时冷战刚结束,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陷入了动荡。而在俄罗斯等国重新崛起成为大国的今天,德国这样高度道德化的外交政策不仅仅在结果上是无效的,而且甚至会和德国的国家利益相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外交政治不再起任何作用。但是,它应该在利益政策的框架内或作为其补充。例如,西方可以通过强调共同的价值观,来加强西方国家内部的团结。这样做也符合这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因为很多西方小国作为个体在国际舞台上往往没有太大的重量。而当以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时,这种政策就会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


因此德国必须得改变目前以价值观主导外交政策的局面,奉行以利益为主的外交政策。德国只有在加强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价值政策才能对其利益进行补充。然而,目前德国在外交政策上还是以康德的命令式的价值政治作为其外交政治的基石。根据这一原则,国家利益甚至得被置于道德之后。而正因为德国这一道德价值观为主导的外交政策,德国近年来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孤立在欧洲,而且还因为错误的将西方世界价值和道德左派政治价值观等同起来,而疏远了很多其原本的盟友,包括美国。



软弱的外交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外交政策的根本问题在于她缺乏决心采取必要的强权手段来维护其利益。而德国目前的主流媒体普遍左倾。这些满嘴都是政治正确的左倾媒体将任何形式的西方强权政治都标记为民族主义或保护主义,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与其作斗争。

然而这些左派媒体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在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中,那里的人民并不把本国的以利益为主的强硬外交政策看作为一个应该受谴责的事。相反,那里的人民都理所当然地期待他们的领导人采取强硬的手段来捍卫本国的利益。在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甚至“民族主义”一词也具有一定正面意义。在西方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德国,民族主义一词往往与两次世界大战直接联系在一起。然而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往往会会把本民族的民族主义视为本民族独立和强大的必要前提。


尤其是联邦德国因为其二战的历史所以一直坚持和平主义的立场,并始终避免本国表现任何形式的强权示威,或试图把强权示威纳入于各种国际机构或平台而达到其外交目的。


尽管鉴于纳粹的滔天罪行,德国这种和平主义立场是可以理解的。但自从两德统一以来,这种立场已经完全不符合德国统一后成为欧洲第一强国的身份和其在西方联盟里的地位。同时,这种立场和德意志国是否能在其未来保持繁荣和富强发生冲突,尤其是在其他的列强在多级时代把本国的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高目标并大力为此奋斗的二十一世纪今天。


事实证明,自德国统一以来,柏林共和国的左倾建制派未能使德国发展为成熟的欧洲领导大国,以履行其随着统一而国力增加所带来的新责任,而且未能在政治和文化上重新塑造和定位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际上成为了大国,却不知道或不愿意像大国一样为之承担责任。


然而,联邦德国和平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对强权政治的自我束缚和限制,对于像德国这样的经济强国和欧洲大国来说几乎是一种政治奢侈,而联邦共和国之所以能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当中享受这种政治奢侈是因为她被美国领导的北约军事联盟保护着,故联邦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时往往能依靠西方国家联盟的支持而所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和亚洲迄今能基本上能维持和平主要是基于以下事实:一方面,所有西方工业化大国和日本都融入了西方联盟,另一方面,西方和其他相互竞争的大国(尤其是中国,俄罗斯)通过相互核威慑而几乎不可能发生大战。


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联邦德国通过自己属于西方阵营的关系而能享受和平,并从中受益匪浅。故而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她能够主要专注于自身的经济发展。而德国数十年来之所以一直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以“充满慈悲的干净绅士”的身份出场,是因为她可以将那种不受舆论欢迎的军事和非军事强权示威的“脏活”留给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然而,作为北约和西方国家联盟的一员,德国在对非西方世界面前维护其国家利益时极大的收益于其他西方大国的强权示威。

德国缺乏使用其强权措施-或表现出所谓“不友好的面孔”-的意愿代表着德国比其他主要西方大国更加迫切地依赖国际机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联邦共和国的左倾政客们非常清楚德国这种权力缺陷。但是他们没有努力使德国外交正常化和承担责任,而是继续致力于深化和加强国际机构,尤其是是欧盟的政治一体化,以便能够将强权政治的责任转移给这些国际组织或跨国联盟中。然而,这些政客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其他国家主要将国际机构和跨国联盟仅仅视为扩大和加强其国家利益的手段,并且在必要情况下把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

德国政坛和主流媒体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希望欧洲认同能完全代替其德国身份认同,而在内心里将欧盟看做为一个超越民族的国家看待。故而一旦德国国家利益和欧盟利益发生冲突,德国的左倾建制派宁愿牺牲本国的利益。以此同时,大多数其他欧盟国家都不准备为欧盟牺牲其国家利益或将其国家利益简单的等同于欧盟的利益。

德国这种在欧洲特殊的国策而造成的后果只能是德国在欧盟一级的核心利益不断被忽略,德国普通民众对欧盟的反感和排斥也越来越强。

德国对西方联盟和国际机构的依赖也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德国不知道如何独自捍卫其涉及生存的根本利益。

德国的强权和利益政策的缺乏在2015年以来一直持续的难民危机中尤为明显。在如何制止难民移入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北约既并没有为德国作决策也没有替德国采取措施。而欧盟,也未能有效地保护其外部边界。联邦德国的领导层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自行作出决策。而结果是默克尔总理下令打开国境,让难民无限制的涌入。有人说,德国打开边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默克尔想避免媒体在德国关闭边境的情况下制作不利于她选举的“丑陋的图画”。最终,中欧和东欧的小国(匈牙利,奥地利等)为维护本身国家利益所作的努力最终导致了难民潮巴尔干路线的封锁,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的遏制了移民危机。

这种以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把接纳难民看作为人权问题,而被置于德国的内部稳定之上)和德国强权政治的缺乏的结合让德国外交政治走入死胡同,并至今都没走出来。


失败的移民政策


政治道德化和情感化使得联邦德国的左倾政客们在移民和融合政策上几乎是束手无策。

在早期的文章中,我已经从分析了德国为什么不能成为移民国的原因。一方面,这是由于德国的民族认同源于其悠久的文化历史,而并非源于移民。这就是德国与典型的移民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本质不同的地方。与典型的移民国家相比,德国今天的繁荣富强不能归因于来自其他文化圈的移民,而得归功于德意志民族累计几百年来的成就: 自启蒙运动以来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工业。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德国一直是科学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国家之一。尽管德国的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毁灭性破坏,然而西德大多数工业设施仍然完好无损。此外,德国战后仍然拥有大量的优秀人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技术工人和工程师)重建德国。因此,只要战胜国没有阻碍德国的重建,二战后联邦共和国的经济腾飞只是个时间问题。结果,战争结束仅几年后,联邦德国就达到了战前的繁荣和现代化水平。在非欧洲移民大规模移民德国之前,德国已经是世界上拥有最先进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此外,德国因为语言上的独特性,来自于千年历史的身份文化认同以及其福利国家的体制,与典型的移民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世界上高技能的人才大多会说英语,但不会说德语。此,大多数高技能的顶尖人才没有理由会选择德国作为移民目的地,而不是移民到说英语国家。这些英语国家本身就大多是移民国家,并且已经拥有庞大的高技能人才两大来源国中国和印度的移民社区。此外,高收入的专业人才本身也不依赖社会福利体系。因此,他们往往倾向移民往低税率,高收入的国家,而不是去德国那样的高税率的福利国家。

总而言之,德国因德语的独特性和她福利国家的机制对世界上绝大多数高素质的人才来说绝不会是首要选择。即使德国制定再慷慨的移民法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这一点从德国近年来的移民数据当中得到了证实。既虽然德国对高学历专业人才的移民门槛已经远远低于美国等传统移民国家,欧洲之外的高技能人才移民德国的人数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


德国很多政治和媒体的建制派人士希望通过难民政策和新移民法从非欧盟地区获得技术工人的人力资源。但这种途径并不会成功。1960年代时期,德国曾从土耳其招募百万土耳其工人来德国工作,以填补德国工业的人力需求。但德国经济现在的情况已经和1960年代截然不同。1960年代时期,德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其制造业占全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多数。

然而今天德国制造业的比例已经大幅萎缩,而服务业已经占据德国经济产业的大部分。今天德国的大多数空缺岗位来自高度专业化的服务业,并且需要专业技能和良好的德语水平。很多简单的工作要么通过自动化已经被机器所代替,要不已经被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相反,因为数字化和自动化的迅速发展,德国现有的很多岗位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而被人工智能所代替。因此德国本土的数以百万计的员工在未来是否能保住饭碗尚是难题,如何能给百万低技能的移民提供新的岗位? 除此之外,德国的劳工市场对欧盟境内所有的劳动力都是开放的。所以通过移民法或难民政策来增加非欧盟移民的办法根本不是增加德国竞争力的良策,也不会解决德国经济转型的问题。

因此,德国应该采取一个国家利益为基础的移民政策,同时不得改变德国相对单一的民族结构或危害福利国家的社会模式。

德国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吸收移民,而是应尽一切可能将自己国家有才华的人才留在国内。因为德国早已不仅仅是低技能移民向往的移民国,而更是高素质人才的输出国。在过去几年里,大批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离开了德国,选择移民高收入/低税收的国家,例如美国,澳洲,瑞士。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就不应该接纳有技能并愿意融入德国社会的移民。但目前非欧洲移民通过工作签证和蓝卡的种种现有移民机制完全有足够的机会来德国就业并移民德国。

只要德国能维持其当前的社会模式并使其可持续发展,她将能够吸引一批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才和一些喜欢生活在福利制度中或喜欢德国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非欧盟人才。虽然德国永远都不会是大多数非欧盟人才的首选,但起码会有一些外国人才会来德国工作和定居。


倘若德国毁坏了自己的传统强项,例如其福利体系和相对安宁稳定的社会制度,那么这个国家最终会丧失对最后一个非欧盟国家人才的吸引力。

因此,德国目前的移民政策,既大多数非欧盟的移民通过申请难民途径而不用经过德方任何签证检查,不用任何语言和专业技能来到德国定居,从理性的从德国国家利益角度是无法解释的。相反,目前的移民政策就是德国把道德和价值观置于政治行为标准,和其他的务实政策选项被视为禁忌的结果。但这样的政策的最终将破坏德国对国内外人才的吸引力的基础。

现在我们可以聊聊移民融入政策成功的前提。德国的许多政客将衡量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标准仅仅包括德语和专业上的成功。毋庸置疑,这些因素是移民融入德国社和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是,融入的前提也应该包括移民须完全认同其新的家乡,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会为其新的家乡的国家利益而效力。如果移民应该选择入籍其新居住国的国籍则尤其如此。从长远来看,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其数百万新公民的忠诚属于其他的国家。


来自美国或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的经验显示,移民接受国只有在给移民提供一个全新的强烈的国民身份认同的情况下,移民融合新的国家才能成功。例如,美国要求移民在入籍的同时宣誓放弃对其原籍国的忠诚,并要求新移民的忠心毫无保留的属于美国,即使原籍国和新祖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以此同时,美国等移民国家也会毫无保留的把新移民看做国族的一员。


爱国主义是每个移民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移民社会奠定基础。在这些国家,所有公民都须认同共同的国家并为她的繁荣而奋斗。只有这样,一个移民社会才能将不同血统的公民链接在一起,组成一个共同的国家。

而当今的德国社会却否认和边缘化德意志国家认同感,这也使得德国社会无法给新的移民提供一个新的德国国民认同感。因此,远离他乡的移民主要在他们的原籍国或在他们带来的宗教,文化或族裔当中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样,移民从原籍国带来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感往往在异乡,也就是在德国不断的得到加强。因此他们根本没法真正融入德国。这样的结果是一个具有数百种不同国家文化民族认同,并无法相互融合的国族。而从长远来看,这样的社会早晚会从内部撕裂而瓦解。


因此,成功的移民融入政策的前提是德国主流社会恢复自己的国家国族身份认同:尤其是重新提倡并宣扬德国历史上积极的,正面的部分和形象。只有在德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恢复健康和正常的情况下,德国才能给移民提供一个正面的德国形象,并且给那些愿意放弃自己原有的国家国族认同的移民提供一个新的,德意志国族认同身份。

承担历史责任不仅意味着要对前几代人的罪行负责,而且还意味着要维持社会在未来的长期稳定,以使社会不致分崩离析,最终陷入混乱和瓦解。而我们知道从混乱之中出现的往往是极权主义。到时候就一切晚矣!



德国正常化是未来德意志繁荣富强的前提


在近四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有过八十多个王朝。

一个王朝建立于数以百万计的死者身上。王朝初建时往往蓬勃发展出现盛世,但她逐渐会被各种社会问题和特权阶级的腐败所侵蚀而最终走向消亡。


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的王朝可以持续两百年年以上。在这几些王朝中,总会出现有雄才大略的皇帝通过采取明智和务实的政策来力挽狂澜,重新复兴衰败中的帝国。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打破以前的王朝统治教条和意识形态。这样的王朝复兴被中国人称此为:“中兴”。

德国只有在相关政策领域全面改变政策-从道德和传统政治教条的角度制定政策变为务实和利益导向的政策- 才能长期维持她的繁荣和富强。


换句话说,德国能否长期保持繁荣和先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正常化。这意味着两点。第一,一个在西方阵营中扎根的德国自然可以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追求务实和强权政治,以维护其国家利益。第二,德国可以正常的对待自己的国家和国族认同,并且以其社会稳定和人民需求的角度制定移民政策。此外,一个法治民主的联邦德国的未来也将取决于德国政坛能否成功打破那些过时的政治教条,并引入适合当前世界局势的新的政治基本原则。

一个牢固地融入西方国家联盟的强大德国将为整个欧洲和西方国家带来福音。相反,一个位于欧洲中心而陷入社会动荡和经济文化衰落之中的德国也必定会被其邻国排斥恐惧。


只有一个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同时又能怀有过去的德国,才能在未来的风浪中维持其繁荣和富强。



Tichys Einblick德国读者回馈


tfritz: 这是我多年来看过的对德国以前和现在政治最好的分析!深度挖掘,预测遥远的未来,包括所有方面的分析,真是天才!我都能跪下了。我长期以来想到的,却无法这样清晰描写的,在一篇文章里!我敬佩您!


The Saint: 非常伟大的文章。可惜的是默克尔这样的人看了这篇文章后会说什么"中国的长城也没有拯救中国”。


Ananda: 尊敬的朱先生,您通过这篇文章让我们上了一课精彩中国历史课!但您对德国政治评价的还是太轻了。


Gabriele Kremmel: 谢谢您写了这篇让人震撼的文章,为此我为您致敬!这篇文章非常冷静的分析了目前德国的灾难。


Thomas Hellerberger : Marcel Zhu 不经常为Tichys Einblick 写文章。但每次他写的文章都是精彩的政治亮点!就像这一篇。


Hoffnungslos: 亲爱的朱先生,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历史!也非常感谢您非常精确的对默克尔治下错误的政策的分析!我也不觉得目前德国的政策是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的。您非常正确的强调了德国移民政策在未来的失败。


Hanspeter Moesch: 朱先生,特别感谢您的文章!您的知识让人惊讶,真的是一个思想上非常有意思的回顾!这篇文章出类拔萃,值得一读!

IJ: 非常感谢,朱先生。这篇文章很长,因为其分析的深度这篇文章与那些浅薄的娱乐文章完全不同。它是我多年来读过的最好的,引发了再次捐助Tichys Einblick的意愿。因为德国目前肤浅的,道德化的新闻界,都没有能发表这类高质量分析文章的媒体。


Bummi:非常棒的文章!这些关于人权的道德化废话让人无法再认真对待。这些都是那些远离事实的政治家的疯想。


Memphrite : 一篇极好,丰富的文章!特别是中国历史的背景。对我来说中国是非常有意思的国家之一。她是最古老的国家和文化圈。她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已经繁华。她有很多黄金和黑暗的时代,而在150多年的衰退后现在她又将迎来一个黄金时代。在所有的危机当中中国都保留了它的文化认同!


Gracian: 感谢您的文章!我非常喜欢!



Teanopos : 一篇漂亮的文章!谢谢!您,朱先生,是一个成功融入的例子。您很可能都为此不需努力。您13岁来德国的时候可能都不需要改变多少习惯,因为这个国家和您之间没有什么石器时期的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您在这里永远受到欢迎!我希望您能一直留在这里,这个国家需要像您那有能清晰思考的人! 比任何什么都需要!总体来说,这个国家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理性。这个国家在这些所谓的精英的领导下在所有政治领域已经完全离开了正轨。


Gast-auf-erden :朱先生,您为什么不去帝国大厦在那里演讲,让那些所谓的精英们半张着嘴听听中国历史? 德国统一后我和其他一位大学同学去中国长途旅游。那时候我们是中国人看到的第一个老外。在中国北部一个小城市几百个中国大学生都想从我们那知道西方是怎么样的,德国是怎么样的。我从来没遇到过那么多人想听我说话。这已经多年过去了。现在所有都逆转了。谢谢您关于中国的历史课!



Marcel Seiler: 朱先生,谢谢您的文章!我完全同意您。我们真的可以感到幸运,能有您这样的移民。德国也可以感到自豪,能让您这样的人和作者留在德国。 



Menschenfreund: 感谢您提供这篇内容丰富的文章。 和中国历史的类比对德国人来说可能非常有启发性。 是因为今天如此多的德国人被蒙蔽或毫无顾忌地适应了当权者的时代精神。总而言之,无论是马基雅维利,修昔底德,孙子还是尼采,都可以让德国人从历史智慧中学到很多东西。 但人们必须静下心来并努力学习。现在这些都是亚洲人民的美德,但这些曾经也是德国人的美德。要是希望它们再次在德国被发扬,就已经算是“右派”了吗?


Teufelskralle :这篇文章应该成为每个联邦议员和其他层次的议员,甚至包括所有政治人员的义务教科书!


Dodo: 我觉得中国明朝和德国的比较很有原创感。我基本不了解中国历史。因此我想读这篇文章。我绝没想到这篇文章居然是这样一篇正确和深度的分析!这篇文章不仅仅精确的描写了德国目前的位置。它还指出了是什么错误把我们带到目前的处境。看过分析后就能明白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希望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一个秘密知识,而被广泛传诵。


德文原文:

https://www.tichyseinblick.de/kolumnen/aus-aller-welt/grundsaetze-zur-zukunftsfaehigkeit-deutschlands-am-beispiel-des-schicksals-des-chinesischen-imperiums

興國策

Grundsätze zur Zukunftsfähigkeit Deutschlands am Beispiel des Schicksals des Chinesischen Imperiums

Es war einmal das antike chinesische Fürstentum Lu im Osten des Reichs der Mitte. Im jenem Staat Lu existierte ein Gesetz, welches jeden mit Gold belohnte, der einen Staatsangehörigen von Lu im Ausland aus der Sklaverei erlöste.


Eines Tages rettete Konfuzius Schüler Zigong durch sein eigenes Lösegeld einen Landesmann aus Lu aus der ausländischen Sklaverei. Doch lehnte Zigong die staatlichen Entschädigungen ab, als er in die Heimat zurückkehrte. Als Konfuzius davon erfuhr, sagte er: “Zigong hat falsch gehandelt. Ab nun werden die Menschen aus Lu ihre Landsleute nicht mehr aus der Sklaverei erlösen wollen. Die Annahme der staatlichen Entschädigungen wird euren Charakter nicht verderben. Die Nichtannahme der Entschädigungen jedoch wird dazu führen, dass niemand mehr aus Lu seine Landsleute aus der ausländischen Knechtschaft retten wird.“

Später rettete Zilu, ein anderer Schüler von Konfuzius, einen ertrinkenden Menschen aus dem Wasser. Dieser dankte seinem Retter mit einem Ochsen, welchen Zilu annahm. Daraufhin sagte Konfuzius erfreut: “Ab jetzt werden die Menschen aus Lu sicher tapfer ertrinkende Personen aus dem Wasser retten“.

Kapitel 6, Buch 16, die Annalen des Lü Buwei, 265 v. Chr 

Schon Konfuzius hat also erkannt, dass ein scheinbar moralisches Handeln ins Gegenteil verkehren könnte.  Es ist nicht die Rolle des Staates, Moral als Maßstab seines Handels zu definieren oder Selbstlosigkeit von der Bevölkerung zu verlangen. Viel mehr sollte der Staat Rahmenbedingungen dafür schaffen, die moralisches Handeln oder Wohltaten der Bevölkerung langfristig auch begünstigen könnten. Es sollte hingegen vermieden werden, dass durch ein moralisch definiertes Handeln für die Bevölkerung allgemeine Nachteile entstehen.

Die Geschichte lehrt uns außerdem, dass ein wirklich moralisches Handeln an seinen Folgen gemessen wird, nicht aber an seinem Selbstzweck.

Als das Imperium Sinica die bekannte Welt beherrschte

Wir schreiben das Jahr 1431, das dritte Jahr der Ära Xuande („Verbreitung der Tugend“). Mehr als ein halbes Jahrhundert war schon vergangen, nachdem das Heer unter der Führung des neuen chinesischen Kaisers Zhu Yuanzhang die Mongolen aus Peking vertrieben hatte. Zhu (Chinesisch: der Rote) schuf das mächtigste han-chinesische Imperium seit dem Ende der Goldenen Ära der Tang-Dynastie im achten Jahrhundert: Das feuerrote Reich „Da Ming“ („Große Helligkeit“).

Nach drei Fremdherrschaften durch die Kitan (2 chin. Nordprovinzen), die Jurchen (Nordchina) und die Mongolen (Gesamtchina) wurde die sinitische Welt wieder von einem han-chinesischen Staat vereint.

Anfang des 15. Jahrhunderts befand sich das chinesische Reich der Ming-Dynastie auf dem Höhepunkt seiner Macht. Das Imperium kontrollierte ein Gebiet, das von den eiskalten Urwäldern der nördlichen Mandschurei (Regionale Militärkommission Nurgan) bis in den tropischen Dschungel Vietnams (Provinz Jiaozhi) und von der Wüste Gobi bis zum Pazifik hineinreichte.

Anno 1431 stand eine 27.550 Mann umfassende Hochseeflotte des Imperiums unter der Führung des Admirals Zheng He zur Ausfahrt bereit, um der Welt abermals die kaiserliche Macht zu zeigen.  Mit der Flotte stachen auch mehr als 60 gewaltige, neunmastige „Schatzschiffe“ in See, die in der Länge bis zu 120 Metern und in der Breite bis zu 50 Metern maßten und somit ein Vielfaches der Größe von Kolumbus „Santa Maria“ mit ihren 27 Metern Länge betrugen, die ihrerseits 90 Jahre später das Zeitalter der weltweiten europäischen Dominanz einleiten sollten.

Sechs mal war die Flotte des Zheng He mit der damals weltweit führenden Kanonen- und Feuerwaffentechnik bereits um die bekannte Welt gesegelt. Mehr als 30 Länder von Indonesien bis nach Ostafrika hatten die Chinesen mit ihrer Drachenflotte unter die formale Oberherrschaft des chinesischen Kaisers gestellt. 

Kurz vor der Ausfahrt ließen die chinesischen Seefahrer ein Denkmal mit der Inschrift errichten: „ Die Kaiserliche Ming hat die gesamte Welt unter ihrer Herrschaft vereinigt. Ihre Errungenschaften sind damit größer als jede Dynastie zuvor. Bis ans Ende des Himmels und der Erde gibt es niemanden, der sich nicht als Untertan dem Kaiser unterwirft.“

Weltfremdheit und Dogmen als Beginn des Niedergangs 

Seit Anbeginn der Ming-Dynastie wurde das Imperium von Beamten regiert und verwaltet. Diese stellten zugleich auch die chinesische Oberschicht, da sie aus Gelehrten rekrutiert wurden und nach der damals vorherrschenden Vorstellung „das Gelehrtentum der edelste aller Berufe und Stände“ sei. So konnten Gelehrte, die ihr Leben lang nur antike Texte und klassische Literaturen ohne Praxisbezug und ohne Bezug zum realen Leben der Bevölkerung einstudiert hatten, nach Bestehen der Kaiserlichen Beamtenprüfung in hohe Regierungsämter gelangen und ganze Regierungskreise in der Größe eines Kleinstaates des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es wie Fürsten regieren. 

Nach und nach haben diese Eliten (auch Mandarine genannt) den Großteil der politischen Macht im Reich der Mitte übernommen. Ab dem späten 16. Jahrhundert waren gegen das Machtkartell der Mandarine selbst Kaiser der Ming-Dynastie machtlos. So musste Kaiser Wanli aus Protest Jahrzehnte lang Amtsaudienzen verweigern, weil er seinen Wunschkandidaten für die Thronfolge nicht gegen die Mandarine durchsetzen konnte.

Die Mandarine kontrollierten nicht nur einen Großteil der politischen Macht. Durch ihre Schriften und ihre gesellschaftliche Stellung verfügten sie ebenfalls über ein Quasi-Monopol über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sbildung. Moral war, was die Mandarine als Moral definierten. Ebenso definierten sie, was im Sinne des Volkes zu deuten ist und was eine gute Politik ausmacht.

So schwangen sich die Mandarine zu Meinungsführern auf und predigten Moral als politische Handlungsmaxime. Dabei standen das Wohlergehen und die Zukunftsfähigkeit des Reichs und der Dynastie oft nicht im Vordergrund der politischen Überlegungen, sondern die Übereinstimmung mit den dogmatischen Ansätzen einer moralisierenden Politik sowie darüber hinaus die eigenen partikularen Interessen der Mandarine – die ihrer Familien und der politischen Gruppierungen. 

Manchmal gelang es den Mandarinen auch, ihre eigenen Interessen mit der politischen Moral auf wundersame Weise zu verknüpfen. So wurden Gelehrte, sobald sie eine kaiserliche Beamtenprüfung bestanden haben, von jeglicher Steuerpflicht befreit. Dies führte dazu, dass sich zahlreiche Bauern freiwillig den Gelehrten mit bestandener Kaiserlichen Beamtenprüfung als deren Pächter andienten. Aus Gelehrten wurden so rasch Großgrundbesetzer, die mit der Macht gut vernetzt waren. Ebenso mussten reiche Kaufleute, die durch ihre Bestechungsgelder oft unter dem Schutzschirm der Mandarine standen, nur geringe Steuern und Abgaben zahlen. 

Jeglicher Versuch des Kaiserhofs, die Steuern bei Großgrundbesitzern einzuführen oder die Steuern bei reichen Kaufleuten anzuheben, scheiterte am massiven Widerstand der gesamten politischen Klasse der Mandarine, die dies als unmoralisch deuteten und ihren Widerstand auch von der Bevölkerung als volksnah feiern ließen. Unter tosendem Beifall des städtischen Volkes wurden die steuerneintreibenden Eunuchen auf öffentlichen Straßen verprügelt und aus der Stadt gejagt.

Am Ende blieben die wehrlosen Kleinbauern diejenigen, die die immer erdrückendere Last des Imperiums tragen mussten. Und wie schon seit tausenden Jahren ertrugen sie die Ausbeutung solange, bis bei ihnen nichts mehr einzuholen war.

Für die Weltfremdheit und die moralischen Dogmen der herrschenden Mandarine sollte das Reich der Mitte schon bald einen hohen Preis zahlen.

Das Schicksal wendete sich gegen das Reichs der Mitte 

Mehr als zweihundert Jahre nach der Gründung der Dynastie stand das chinesische Reich der Ming am Rand des finanziellen Kollapses. Die Kleine Eiszeit in Ostasien bescherte China verheerende Missernten und Hungersnöte. Bauern erhoben sich und zogen durch das Land. Sie verschleppten hunderttausende und verwüsteten ganze Landestriche.  Gleichzeitig brannten an verschiedenen Peripherien des Reichs. Mit enormen Blutzoll konnten chinesische Verbände zusammen mit ihrem koreanischen Vasallenstaat Joseon gerade noch hunderttausende japanischen Samurais im Imjin-Krieg aus der koreanischen Halbinsel vertreiben, da sahen die kriegerischen Mandschu-Stämme durch die geschwächte chinesische Garnison in der Mandschurei ihre Chance gekommen, um gegen das Reich der Ming zu rebellieren. Das chinesische Kaiserreich, das im Inland von Hungersnöten und Aufständen heimgesucht wurde, erlitt durch die Mandschu mehrere vernichtende militärische Niederlagen, sodass die Mandschu schon wenige Jahre nach der Rebellion einen Großteil der chinesischen Provinzen in der Mandschurei besetzen konnten.

1636 krönte sich der mandschurische Großkhan Abahai zum Kaiser und rief die Dynastie „Da Qing“ (Die Großen Reinen) aus. Damit erhob der Großkhan der Mandschu Anspruch auf den chinesischen Kaiserthron. Das Wort „Qing“ (Chin: Die Reinen) symbolisiert nach der Lehre der Fünf Elemente das „Wasser“, welches das „Feuer“ der Ming löschen soll.

Angesichts des Ernstes der Lage sah sich Kaiser Chongzheng (Zhu Youjian) gezwungen, mit den Mandschu einen Waffenstillstand auszuhandeln, um sich zunächst mit den wenigen noch verbliebenen schlagkräftigen Truppen auf die inländischen Rebellen zu konzentrieren. Doch der Vorstoß des Kaisers scheiterte schnell an dem geballten Widerstand der Mandarine, die aus moralischen Prinzipien kategorisch jegliche Friedensverhandlung mit „Barbaren“ ausgeschlossen haben. Auf öffentlichen Druck der Moralprediger hin musste selbst der Kaiser seinen  Kriegsminister als Sündenblock hinrichten lassen, den er zuvor persönlich beauftragte hatte, mit den Mandschu um den Frieden zu verhandeln. 

Um den Krieg an mehreren Fronten gegen den Feind im Inneren und Außen finanzieren zu können, erhob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drastisch die Steuern und Abgaben ausgerechnet gegen die Ärmsten der Armen: die Landbevölkerung. Ein Teufelskreis wurde in Gang gesetzt, der dazu führte, dass sich immer mehr Bauern den Rebellen anschlossen und so die finanzielle Lage des Reichs weiter verschlimmerten. Das Reich geriet in den Zangengriff durch die immer stärker werdenden aufständischen Bauernheere einerseits und durch die aufstrebenden Mandschu andererseits: ein schier aussichtsloser Kampf.

Schließlich fiel die Hauptstadt Peking den Rebellen in die Hände, nachdem zuvor die Pest einen Großteil der Pekinger Garnisonstruppen weggerafft hatte. Kurz zuvor war ein letzter Versuch des Kaisers, die Hauptstadt vor den heranrückenden Rebellen und Mandschu in den sicheren Süden des Reichs zu verlegen, durch den Widerstand der Mandarine im Keim erstickt worden. Dann war es zu spät.

Im Beisein des letzten treuen Eunuchen erhängte sich Kaiser Zhu Youjian an einem Baum auf dem Kohlenberg.  

Die meisten Mandarine beugten ihre Knie vor den neuen Herren Pekings und erhofften sich dadurch einen hohen Posten in der neuen Dynastie ergattern zu können.

Fall der Ewigen Mauer und des Roten Drachens

Im Zentrum der Macht der östlichen Hemisphere nun angekommen, begangen die überheblich gewordenen Anführer der Bauernrebellen einen folgenreichen Fehler. Statt ihre Macht zu konsolidieren und sich die Unterstützung der kapitulierten kaiserlichen Beamten zu sichern, waren die Bauernanführer blind vor Gier über die Kriegsbeute, die sie nun in der Hauptstadt vorfanden. So machten sie sich daran, das Vermögen der Mandarine und der Reichen in der Hauptstadt zu beschlagnahmen. Als der kaiserlich-chinesische Heeresführer Wu Sangui der chinesischen Garnison erfuhr, dass seine Familie in der Hauptstadt enteignet wurde und überdies seine geliebte Konkubine Chen Yuanyuan von einem Rebellengeneral in Besitz genommen wurde, öffnete er den heranrückenden Mandschu die Tore der Chinesischen Mauer und unterwarf sich dem Qing-Prinzen Dorgon. Die Allianz aus ehemals kaiserlich-chinesischen Truppen der Grenzgarnison, die über die besten Musketen und Kanonen des Reichs verfügten, und der 100.000 Mann umfassende Achtbanner-Truppen der Mandschu erwies sich als die schlagkräftigste Streitmacht im damaligen Ostasien. Rasch besiegte sie die Bauernarme, eroberte Peking und eröffnete die 268 Jahre währende mandschurische Fremdherrschaft über China. 



So ging Wu Sangui in die Geschichte ein als der größte Verräter der Chinesen und wurde im Chinesischen ein Synonym für „Verräter der Han“. Seine tragische Liebesgeschichte mit Chen Yuanyuan lieferte den nachfolgenden Generationen Phantasien für zahlreiche Romanen und Erzählungen.

Es sollte sich  jetzt zeigen, dass die Nicht-Verlegung der Hauptstadt in den Süden des Reichs eine fatale Auswirkung auf die Widerstandsfähigkeit der restlichen der Ming loyal gebliebenen Teile des Imperiums zur Folge hatte. Nicht nur fielen mit Peking auch der rechtmäßige Kronprinz und der Rest der Kaiserfamilie den Rebellen bzw. den Mandschu in die Hände, sondern auch die gesamte Zentralregierung der Ming-Dynastie. Mit Hilfe der kapitulierten Beamten der frühen Zentralregierung der Ming-Dynastie konnten die Mandschu nun ihre Herrschaft in den eroberten Gebieten rasch konsolidieren und festig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konnten die Anhänger der Ming zwar rasch einen Prinzen in Nanking (Chin: Hauptstadt des Südens) zum Kaiser krönen. Jedoch konnte keine stabile Regierung gebildet werden, da die Rechtmäßigkeit des neuen Kaisers aufgrund seiner entfernten Verwandtschaft zur Kaiserfamilie stark umstritten war.

Eine letzte Chance hatte die chinesische Ming-Dynastie übrigens dennoch, wenn sich die kaiserlichen Ming im Süden des Reichs mit dem Rest der Bauernarmee gegen die Invasion der Mandschu verbündet hätten. Doch dieses Bündnis wurde wieder von den moralisierenden Mandarinen kategorisch abgelehnt, die an dem Prinzip festhielten, dass sich die Kaiserlichen niemals mit „Banditen“ zusammenschließen durften. Stattdessen verfielen die Ming schnell in innere Konflikte um die Rechtmäßigkeit der Thronerben und bekämpften sich gar gegenseitig. Ein Bündnis zwischen den Kaiserlichen und den Bauernheeresführern kamen erst dann zustande, als die Lage bereits aussichtslos war.

Hier zeigte sich erneut die fatale Wirkung einer moralisierenden Politik der Mandarine, die ihre Dogmen und ihre partikularen Interessen über das Wohl des Landes stellten. Der Hohe Regierungsaal der Verbotenen Stadt war voller Selbstdarsteller, die sich gegenseitig mit moralischen Maßstäben zu überbieten versuchten und die Augen vor der täglich verschlimmernden Lage verschlossen, jedoch für die dringenden Krisen des Reichs keine Lösungen anbieten konnten. Stattdessen fehlt es an den Schalthebeln der Macht an politischen Pragmatikern, die den Mut gehabt hätten, mit unbeliebten, aber notwendigen politischen Lösungen das Ruder doch noch zugunsten der Ming-Dynastie herumzureißen. Der Untergang des letzten Reichs der Han-Chinesen war besiegelt. 

So konnten die berittenen Heere der Mandschu mit Hilfe von ehemals kaiserlich-chinesischen Generälen, denen sie Reichtum und Prinzentitel versprochen hatten, in nur zwanzig Jahre das gesamte chinesische Imperium unterwerfen. 

Das letzte Kaiserreich der Han-Chinesen erlosch im Jahre 1662, als der letzte Kaiser Zhu Youlang und sein zum Christentum konvertierter Kronprinz Constantine (nach dem Römischen Kaiser Constantinus benannt) von den Mandschu gefangen genommen und hingerichtet wurden. Die verzweifelten Hilferufe der ebenfalls zum Christentum konvertierten Kaiserinmutter Helena (Kaiserin Xiaozheng) in einem an den Papst gerichteten Brief verhallten in den Hallen des Vatikan. 

Der „feuerrote Drache“ des Hauses Zhu wurde endgültig durch den „wasserblauen Drachen“ des Hauses Aisin Gioro ersetzt. 

Zopf oder Kopf – Bruch der chinesischen Zivilisation

Kurz nach der Eroberung des chinesischen Kernlandes erließ der Qing-Regent Dorgon unter Androhung der Todesstrafe einen Erlass, wonach alle chinesischen Männer die Zopf-Tracht (wobei ein Großteil des Kopfs kahl rasiert werden musste) und Kleidungen der Mandschu zu tragen hatten. Die bis dato seit mehr als zweitausend Jahren von Han-Chinesen und anderen sinisierten Völkern getragenen traditionellen Gewänder und Kleidungen stellten aber eine der zentralen Elemente der han-chinesischen Zivilisation und Identität dar. Zudem symbolisierte die „Unversehrtheit der Kopfhaare und des Körpers“ laut konfuzianischer Tradition die Kindliche Pietät, weshalb Haareschneiden und Tätowierungen zu den Tabus der Han-Chinesen gehörten. Dementsprechend wurde der Erlass der Mandschu zur Übernahme mandschurischer Kleidungen und Zopftracht mit erbitterter Widerstände seitens der han-chinesischen Bevölkerung begegnet, die nur mit äußerster Brutalität niedergeschlagen werden konnten. 

Dem Motto des Erlasses „Behaltet den Kopf, so verliert die Kopfhaare. Behaltet aber die Kopfhaare, so verliert den Kopf“ entsprechend, patrollierten vielerorts Friseure auf Befehl von Mandschu-Generälen durch die Straßen und schlugen denjenigen Passanten den Kopf ab, die die alte Kopftracht trugen und beim sofortigen Haarschneiden Widerstand leisteten (Man Qing Bai Shi, 1914). So wurde die Zopf-Tracht und die Annahme mandschurischer Kleidungen zum Symbol der chinesischen Unterwerfung unter die Mandschu-Herrschaft. Das äußere Erscheinungsbild der Chinesen wurde innerhalb kürzester Zeit für immer verändert. Zeitgenossen der frühen Qing-Zeit berichteten von han-chinesischen Besuchern in Korea und Japan, dass sie beim Anblick der dortigen Menschen und deren Bekleidungen in tiefe Scham versanken, da die Koreaner und Japaner, die mehr als ein Jahrtausend zuvor chinesisch geprägte Gewänder übernommen hatten, offensichtlich von ihrem Äußeren „chinesischer“ aussahen als die Qing-Chinesen selbst: Allein von ihren Kostümen und Haartracht her sahen die Chinesen nun eher wie die nomadischen Mandschu oder Mongolen aus. Dies nahmen die konfuzianischen Gelehrten in Japan und Korea zum Anlass, um ihre Länder fortan jeweils als die wahren Erben der chinesischen Zivilisation zu betrachten. 

Rückkehr der Chinesischen Nation und des Roten Drachens 

Obgleich sich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chinesischen Oberschicht mit der Herrschaft der Mandschu abfand und sich als Teil des Staatsapparates ansah, existierten über die gesamte Qing-Dynastie hinweg Geheimgesellschaften im Süden des Reiches, die von den ehemaligen Anhängern der Ming-Dynastie gegründet zum Ziel hatten, einen der Nachkommen der Prinzen des ehemaligen Kaiserhauses Zhu wieder auf die Kaiserthron zu verhelfen, um so den „chinesischen Staat“ wiedererstehen zu lassen. Die größte dieser Geheimgesellschaften war bekannt als „Hongmen“ (Hong war ein Codewort für Zhu: Hong-> Rot->Zhu).

242 Jahre nach dem Untergang des letzten Kaisers der Ming trat ein chinesischer Arzt am amerikanischen Boden in Honolulu der Hongmen bei und schwor, die Qing-Herrschaft in China niederzuringen und den chinesischen Staat wiederherzustellen. Sein Name war Sun Wen, im Westen auch bekannt Sun Yat-Sen. 

Acht Jahre später sollte sein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die Herrschaft der Mandschu in China beenden und die erste republikanische Staatsordnung in Ostasien ausrufen. Der wasserblaue Drache der Qing wurde daraufhin durch den feuerroten Drachen der Republik gestürzt.

Die Chinesen schnitten ihre Zöpfe ab und gewannen wieder ihre Freiheit. 

Die gelähmte Bundesrepublik

Mehr als dreihundert Jahre nach dem Untergang der chinesischen Ming-Dynastie steht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m anderen Ende des Eurasischen Kontinents erneut vor dem gleichem Grundsatzproblem wie einst das Imperium Sinica. Über fast sämtliche relevante politische Felder hat sich ein moralisierender Politikstil in Form von Political Correctness ausbreitet, der den Diskurs und die Entscheidungsfindungen des Politikbetriebs lähmt. Besonders fatal wirkt die Moralisierung in der Innen- und Außenpolitik auf die Zukunftsfähigkeit Deutschlands aus. 

Überholte werteorientierte Politik

In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zeigt sich dies vor allem in der sogenannten werteorientierten  Außenpolitik und in dem mangelnden Selbstbehauptungswillen zur Durchsetzung der deutschen nationalen Interessen.

Bei der werteorientierten Außenpolitik bilden Menschenrechte die Grundlage und Richtlinie der außenpolitischen Beziehungen. Im Sinne dieser Politik nehmen die Menschenrechtsfragen noch eine höheren Stellenwert ein als die Verfolgung nationaler Interessen. Zugleich wird die Annahme zugrunde gelegt, dass den Interessen Deutschlands am besten gedient sei, wenn Deutschland die Übertragung des westlichen politischen Modells der Gewaltenteilung und der Demokratie in der übrigen Welt aktiv fördert und als elementaren Teil seiner Außenpolitik betrachtet. 

Es wird dabei übersehen, dass Rechtsstaatlichkeit, Demokratie und weitreichende Bürgerrechte ein Ergebnis d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des durch Aufklärung und Industrialisierung ermöglichten Wohlstandzuwachses und des damit verbundenen gesellschaftlichen Fortschritts im Westen sind. Verschiedene sozio-historische Faktoren wie die griechisch-römischen Traditionen, die Begrenzung der königlichen Macht durch Adel und Kirche oder die Herausbildung eines gesellschaftlich dominierenden Bürgertums durch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haben die Bildung des modernen demokratischen Staatswesens im Westen begünstigt. 

Gleichwohl kann sich eine funktionierende rechtsstaatlich-demokratische Staatsordnung in nicht-westlichen Ländern etablieren, wenn diese über eine breite Mittelschicht und einen wirtschaftlich dominierenden Privatsektor verfügen, weitgehend säkular geprägt sind, gesellschaftlich stabil und ideologisch einer Demokratie nicht grundsätzlich entgegenstehen. Dies trifft etwa auf stabile ostasiatische Demokratien wie Japan, Taiwan und Südkorea zu, deren politische Systeme maßgeblich durch den Einfluss ihrer amerikanischen Schutzmacht geprägt wurden und bei denen eine stabile Demokratie durch den enormen wirtschaftlichen Erfolg und die Herausbildung eines dominierenden Privatsektors ermöglicht wurde. 

Eine vorausschauende Politik würde deshalb genau abwägen, ob eine westliche Intervention zur Errichtung eines demokratischen Systems in einem nicht-westlichen Land in der dort vorzufindenden Entwicklungsphase den Interessen des Westens dient oder eher zuwiderläuft.

Ohnehin kann der Westen gegenwärtig nur gegenüber kleineren und schwachen Ländern eine wirksame werteorientierte Politik durchsetzen. Kritik in Menschenrechtsfragen gegenüber Großmächten der Welt wie Russland oder China bleibt hingegen eher symbolischer Natur. Es wird dabei geflissentlich vergessen, dass die werteorientierte Außenpolitik ein Ergebnis des Kalten Kriegs war, als sich zwei ideologisch verschiedene Machtblöcke entgegenstanden und jeweils ihr Staatsmodell in der übrigen Welt zu verbreiten versuchten. Im 21. Jahrhundert sind Ideologien bei den nicht-westlichen Großmächten in den Hintergrund getreten. Weder China, noch Russland sieht heute noch die Verbreitung seines Staatsmodell als vorrangiges Ziel seiner Außenpolitik. Vielmehr verfolgen sie eine knallharte Interessenpolitik zur Stärkung ihr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und zur Aufrechterhaltung ihrer inneren politischen Machtverhältnisse. 

Eine werteorientierte Außenpolitik mag in der kurzen Phase der nahezu erreichten westlichen Hegemonie nach dem Ende des Kalten Kriegs in begrenztem Maße funktionieren, als Russland aufgrund der Wirren nach dem Zusammenbruch der Sowjetunion schwächelte und vor allem mit sich beschäftigt war, und die VR China aufgrund ihrer Umstellung von der Planwirtschaft auf den Staatskapitalismus dringend auf westliches Kapital und Know-how angewiesen war. In der heutigen Zeit eines wieder erstarkten Russlands und eines zur Weltmacht aufstrebenden Chinas ist eine solche Politik des Westens bzw. Deutschlands, die Werte zum obersten Richtwert des politischen Handelns erkoren hat, gemessen am Ergebnis nicht nur wirkungslos, sondern den Interessen des Westens und Deutschlands eher nachteilig, wenn Menschenrechtsfragen von diesen immer stärker werdenden Großmächten als Druckmittel bei wirtschaftlichen oder geopolitischen Verhandlungen, z.B. in Form von formalen oder symbolischen Zugeständnissen, ausgespielt werden.



Das heißt freilich nicht, dass die Wertepolitik keinerlei Rolle mehr spielen sollte. Vielmehr sollte sie im Rahmen bzw. als Ergänzung der Interessenpolitik erfolgen. So könnte der Westen beispielsweise die Solidarität  innerhalb der westlichen Staatengemeinschaft oder den Schulterschluss mit nicht-westlichen Verbündeten wie Japan oder Südkorea durch die Betonung der gemeinsamen Werte stärken. Dies geschieht auch im Interesse dieser Länder, die als Einzelstaaten auf der internationalen Bühne oft zu wenig Gewicht haben. Eine werteorientierte Politik wird dann den Interessen der westlichen Staaten nachteilig, wenn sie zum moralischen Imperativ umdefiniert und über die eigenen Interessen gestellt wird. 

Die US-Regierung unter der Führung von Donald J. Trump hat diese Problematik eingesehen und verfolgt deshalb außenpolitisch primär eine interessengeleitete Politik, die nur durch die Wertepolitik ergänzt wird, wenn sie die eigenen Interessen stärkt. Deutschland hingegen hat die werteorientierte Politik im Sinne des kantischen Imperatives zum obersten Gebot der politischen Überlegungen erhoben, nach dessen Prinzip die eigenen nationalen Interessen im Zweifel hinter die Moral gestellt werden. Mit dieser Politik hat sich Deutschland zuletzt nicht nur in Europa weitgehend isoliert, sondern sich auch durch eine Gleichsetzung der Werte und Moral mit linksgrünen politischen Ansätzen gefährlich weit von seinem bisherigen wichtigsten Verbündeten, den USA, entfremdet.  

Außenpolitische Machtlosigkei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liegt das grundlegende Problem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in dem mangelnden Willen zur Machtpolitik und damit zur Durchsetzung seiner Interessen. Jegliche Form der westlichen Machtpolitik wird von der moralisierenden medialen Öffentlichkeit als nationalistisch oder protektionistisch abgestempelt und mit allen Mitteln bekämpft.

Gleichzeitig wird übersehen, dass eine interessengeleitete Machtpolitik in fast sämtlichen nicht-westlichen Ländern keinesfalls als etwas Verwerfliches, sondern als eine Selbstverständigkeit angesehen wird, die von der dortigen Bevölkerung von ihren Staatslenkern erwartet wird. Selbst der Begriff „Nationalismus“ ist in den meisten nicht-westlichen Ländern der Welt positiv assoziiert. Wird der Begriff Nationalismus im Westen, vor allem aber in Deutschland, sofort mit den zwei Weltkriegen in Verbindung gebracht, sieht die Bevölkerung in den nicht-westlichen Ländern den Nationalismus eher als eine notwendige Voraussetzung ihrer nationalen Unabhängigkeit und Selbstbehauptung.

Insbesondere die Bundesrepublik hat aufgrund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 im Zweiten Weltkrieg seit jeher an einer pazifistischen Grundhaltung festgehalten und die Demonstration der Macht stets vermieden oder in internationale Gremien einzubinden versucht. 

Während diese pazifistische Grundhaltung und machtpolitische Zurückhaltung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angesichts der gigantischen Verbrechen des NS-Staates verständlich sind, werden diese seit der deutschen Wiedervereinigung der Größe und der Rolle der Bundesrepublik für Europa und das westliche Staatenbündnis nicht mehr gerecht. Gleichzeitig geraten sie mit der Zukunftsfähigkeit des deutschen Staates in einen Konflikt, wenn andere Mächte im multipolaren Zeitalter die Maximierung ihr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als oberstes Gebot betrachten und diese auch mit Nachdruck durchzusetzen versuchen.

Es zeigte sich, dass das tonangebende politische wie mediale Establishment der Berliner Republik seit der deutschen Wiedervereinigung nicht imstand war, in ihre Rolle als eine europäische Ordnungs- und Großmacht hineinzuwachsen, um den neuen Verantwortungen infolge des nationalen Machtzuwachses gerecht zu werden und die Bundesrepublik zum Wohle der deutschen Nation, Europas und des Westens politisch wie kulturell neu zu gestalten und zu positionieren. Die Bundesrepublik wurde faktisch eine Großmacht, ohne dass sie wusste oder willens war, wie eine Großmacht zu agieren und die Verantwortungen dafür zu übernehmen. 

Die pazifistische Grundhaltung und machtpolitische Zurückhaltung der Bundesrepublik sind jedoch ein politisches Luxusgut für die Größe und Wirtschaftskraft eines Landes wie Deutschland, das sich die Bundesrepublik nur deshalb leisten konnte, da sie seit mehr als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unter dem militärischen Schutzschirm der von Amerika geführten Nato gestanden hat und in internationalen Angelegenheiten oft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s westlichen Staatenbündnisses zurückgreifen konnte. Dass nach de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bis zum heutigen Tage weitgehend Frieden in Europa und Asien herrscht, ist es vor allem dem Umstand zu verdanken, dass einerseits sämtliche größere westliche Industriestaaten bzw. Japan in das westliche Staatenbündnis integriert sind und andererseits ein größerer Krieg zwischen dem Westen und anderen konkurrierenden Großmächten (vor allem China, Russland) durch gegenseitige nukleare wie konventionelle Abschreckung kaum noch möglich ist.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at wie viele andere Länder auch von dieser Friedenssicherung durch die eigene Zugehörigkeit zum Westen enorm profitiert, sodass sie sich mehr als ein halbes Jahrhundert lang vor allem auf ihre eigen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konzentrieren konnte. Insbesondere konnte sich Deutschland  Jahrzehnte lang deshalb auf der internationalen Bühne als den „Saubermann“ präsentieren, da es die unbeliebte Arbeit der militärischen wie nicht-militärischen Machtdemonstrationen den Amerikanern, Briten und Franzosen überlassen konnte. Als Mitglied der Nato und der westlichen Staatengemeinschaft profitierte Deutschland in der Durchsetzung seiner Interessen in der nicht-westlichen Welt dennoch von eben jenen Machtdemonstrationen der anderen westlichen Großmächte. 

Der fehlende Wille Deutschlands zur Anwendung seiner Machtinstrumente – oder das Zeigen eines „unfreundlichen Gesichts“- führte dazu, dass Deutschland – mehr noch als andere westliche Großmächte – in der Durchsetzung seiner Interessen auf die internationalen Gremien krampfhaft angewiesen ist. 

Den politischen Entscheidern der Bundesrepublik ist dieses machtpolitische Defizit durchaus bewusst. Doch statt eine außenpolitische Normalisierung Deutschlands in eigener Verantwortung anzustreben, setzten sie weiter auf eine Vertiefung und Stärkung der internationalen Gremien, zu deren wichtigsten Säulen die politische Integration der EU gehört, um diesen bei schwierigen Entscheidungsfindungen Verantwortungen der Machtpolitik zuschieben zu können. Dabei übersehen sie, dass die meisten anderen Staaten internationale Gremien und Organisationen in erster Linie lediglich als Erweiterung und Stärkung ihr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betrachten und ihre nationale Interessen im Zweifelsfall über alles andere hinwegsetzen. Während ein Großteil des deutschen politisch-medialen Establishments seine deutsche Identität am liebsten durch eine „europäische Identität“ ersetzt haben möchte und die EU bereits im Geiste als einen über-nationalen Staat begreift, deren Interesse im Zweifelsfalle über die d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Deutschlands und der anderen EU-Staaten steht, sind die meisten anderen EU-Länder nicht bereit, ihre nationalen Interessen für die EU zu opfern oder mit diesen gleichzusetzen. Dieses machtpolitische Ungleichgewicht zuungunsten Deutschlands zeigt sich auch dadurch, dass sich Politiker der meisten europäischen Länder, die ein Amt der europäischen Institutionen übernommen haben, weiterhin vordergründig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ihres Heimatlandes sehen und in den EU-Institutionen selbstverständlich für die Interessen ihres Heimatlandes einsetzen. Die Einbindung der EU-Amtsträger an die Belange des eigenen Heimatlandes wird durch die Regierung des jeweiligen Landes auch aktiv gefördert und betrieb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steht der deutsche Sonderweg, bei dem sich deutsche EU-Amtsträger selbstverständlich als übernationale Interessenvertreter der EU begreifen, aber nicht mehr für die deutschen Interessen zuständig fühlen und sehen. Die Folge eines solchen deutschen Sonderwegs kann nur sein, dass Kernelemente der deutschen Interessen auf der EU-Ebene ins Hintertreffen geraten werden und so die Entfremdung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von der EU stetig befördert und verstärkt wird.

Die Abhängigkeit Deutschlands vom westlichen Staatenbündnis und von internationalen Gremien hat auch zur Folge, dass Deutschland im Zweifelsfalle seine existentiellen Interessen nicht durchzusetzen weiß, wenn es auf sich allein gestellt ist. 

Diese machtpolitischen Defizite offenbarten sich besonders deutlich in der seit 2015 andauernden Migrationskrise. Hier nahm keine Nato das Ruder in die Hand, wenn es um die brenzlige Frage ging, wie die Migrationsbewegung der irregulären Masseneinwanderung aufgehalten werden konnte. Ebenfalls versagte die EU in der effektiven Sicherung ihrer Außengrenzen. Die politische Führung der Bundesrepublik musste selbst eine Entscheidung treffen und ließ kurzerhand die Grenze öffnen, statt die unkontrollierte Einwanderung zu unterbinden. Es heißt, dass einer der wichtigsten Gründe für die Grenzöffnung war, keine „hässlichen Bilder“ vor den Medien zu produzieren. Schließlich waren es kleinere Länder Mittel- und Osteuropas (Ungarn, Österreich etc.), deren Bemühungen zum Schutz ihr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letztendlich zur Schließung der Balkanroute führten und die Migrationskrise zumindest für eine Zeit eindämmten. 



Die Kombination aus werteorientierter Außenpolitik, bei der erklärte Menschenrechtsfragen in Form der Aufnahme der Flüchtlinge genannten irregulären Migranten über die innere Stabilität Deutschlands gestellt wurden, und dem fehlenden Willen zur Durchsetzung d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erwies sich als eine folgenschwere politische Sackgasse, aus der das politische Deutschland bis zum heutigen Tage nicht herausgekommen ist und sich bereitwillig in der eigenen Ohnmacht seinem als Alternativlosigkeit genannten Schicksal zu fügen scheint.

Verfehlte Migrations- und Integrationspolitik

Die politische Moralisierung und Emotionalisierung haben die deutschen politischen Entscheider in der Migrations- und Integrationspolitik nahezu handlungsunfähig gemacht. 

In einem frühen Artikel habe ich bereits die Gründe dargelegt, warum Deutschland kein Einwanderungsland im klassischen Sinne sein kann. Das liegt zum einen daran, dass Deutschlands nationale Identität aus seiner langen Kulturgeschichte, aber nicht aus der Migration erwachsen ist. Dies unterscheidet Deutschland wesentlich von den klassischen Einwanderungsländern wie Amerika, Kanada oder Australien. Anders als die klassischen Einwanderungsländer ist der heutige Wohlstand Deutschlands nicht auf die Einwanderung aus anderen Kulturen zurückzuführen, sondern vor allem auf die im Laufe der Jahrhunderte gewonnenen Errungenschaft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 die Schaffenskraft seiner Bürger seit der Aufklärung und die dadurch ermöglichte moderne Industrie. Seit der zwei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gehört Deutschland bereits zu den führenden Nationen dieser Erde im Bereich der Wissenschaft und Technologie. Trotz der flächendeckenden Zerstörung der Großstädte im Zweiten Weltkrieg war der Großteil der industriellen Anlagen intakt geblieben. Ebenso stand ein gut ausgebildetes Personenreservoir nach dem Krieg dem Wiederaufbau zur Verfügung. Insofern war das Wirtschaftswunder der Bundesrepublik nach dem verheerenden Zweiten Weltkrieg absehbar, solange die Siegermächte dem Wiederaufbau nicht im Wege standen. Bereits wenige Jahre nach dem Ende des Kriegs erreichte die Bundesrepublik daher das Wohlstandsniveau und den Grad der Modernität der Vorkriegszeit. Deutschland galt schon zu den reichsten Ländern der Welt mit den fortschrittlichsten Sozialsicherungssystemen, bevor überhaupt eine nennenswerte Zahl von außereuropäischen Migranten nach Deutschland eingewandert waren. 

Zudem unterscheidet sich Deutschland aufgrund seiner sprachlichen Besonderheit, seiner in der Geschichte verwurzelten Identität und seiner Eigenschaft als Sozialstaat fundamental von einem klassischen Einwanderungsland. Hochqualifizierte Fachkräfte sprechen zumeist Englisch, aber kein Deutsch. Es gibt deshalb keinen Grund anzunehmen, dass der Großteil der hochqualifizierten Leistungsträger Deutschland als Auswanderungsziel wählen würde, anstatt in den englischsprachigen Raum zu migrieren, in dem ohnehin die klassischen Einwanderungsländer zu verorten sind und in dem sich bereits größere Communities von Landsleuten der großen Auswanderungsländer von hochqualifizierten Fachkräften wie China und Indien etabliert haben. Als Leistungsträger und weltweit gefragte Fachkraft sind sie zudem nicht auf soziale Systeme angewiesen. Auch aus diesem Grund bevorzugen sie ein Land mit niedrigen Einkommenssteuern und Abgaben als ein Land wie Deutschland, das zu den Ländern mit den höchsten Steuern – und Abgaben zählt. Aus diesen Gründen kann Deutschland allein aufgrund seiner nationalen Besonderheiten und seiner Eigenschaft als Sozialstaat für die meisten hochqualifizierten Fachkräfte der Welt auch mit einem großzügigen Einwanderungsgesetz nicht attraktiv werden. Für diesen Befund spricht, dass sich die Zahl der Arbeitsmigranten aus dem nicht-europäischen Raum nach Deutschland seit Jahren auf einem niedrigen Niveau bewegt, auch wenn die deutschen Einwanderungshürden für hochqualifizierte ausländische Fachkräfte inzwischen niedriger liegen als in den klassischen Einwanderungsländern wie USA. 

Ein flächendeckendes Anwerben von Ungelernten oder Fachkräften mit Berufsausbildung aus dem Nicht-EU-Raum, wie sich viele Vertreter des politisch-medialen Establishments durch die Flüchtlingspolitik sowie das Fachkräftezuwanderungsgesetz erhoffen,  ist ebenfalls wenig zielführend. Denn anders als in den 1960er Jahren, als der deutsche Arbeitsmarkt mit dem dominierenden industriellen Sektor mit einer hohen Wirtschaftswachstumsrate auch Ungelernte rasch absorbieren konnte, werden heute vor allem hochspezialisierte Fachkräfte mit guten Deutschkenntnissen im Dienstleistungssektor benötigt. Aufgrund der fortschreitenden Automatisierung und der Verlagerung von einfachen Arbeitsplätzen ins billigere Ausland sind viele Arbeitsplätze gerade im Industriesektor weggefallen. Wo solche Arbeit zurückkehrt, wird sie von Robotern übernommen. Es ist deshalb davon auszugehen, dass durch die zunehmende Digitalisierung gerade einfachere Tätigkeiten in Zukunft vermehrt durch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ersetzt werden. Es ist daher schon heute zu befürchten, dass viele heute im Erwerbsleben stehenden Arbeitskräfte auch mit einer Berufsausbildung mittelfristig ihre Arbeitsstellen verlieren werden, sofern sie sich nicht die nötigen neuen Fähigkeiten im IT-Bereich aneignen können. Ohnehin steht aber der deutsche Arbeitsmarkt heute schon den migrationswilligen Arbeitskräften des gesamten EU-Raums zur Verfügung.

Ziel einer besonnenen und einer an den nationalen Interessen orientierten Einwanderungspolitik Deutschlands sollte daher sein, die Bedürfnisse der Wirtschaftssektoren nach Fachkräften zu befriedigen, in denen tatsächlich ein Fachkräftemangel besteht, ohne jedoch die bisherige kulturell relativ homogene Gesellschaft wesentlich zu verändern oder das bisherige Gesellschaftsmodell eines Sozialstaats zu gefährden. Vor allem sollte Deutschland alle Möglichkeiten ausschöpfen, um seine eigenen Hochbegabten im Land zu halten. Denn längst ist Deutschland nicht nur ein attraktives Einwanderungsland vor allem für Versorgungssuchende geworden, sondern auch ein Auswanderungsland für viele eigene Hochqualifizierte. Dies bedeutet freilich nicht, dass Deutschland sich vor qualifizierten, einwanderungs- und anpassungswilligen Migranten verschließen sollte. Vielmehr reichen die vorhandenen gesetzlichen Möglichkeiten mittels Arbeitsvisum und BlueCard völlig aus, um jenen qualifizierten und migrationswilligen Migranten aus dem Nicht-EU-Raum einen Aufenthaltstitel in Deutschland zu ermöglichen. Sofern Deutschland sein bisheriges Gesellschaftsmodell aufrechterhält und zukunftsfähig gestaltet, wird es in der Lage sein, Fachkräfte aus dem europäischen Kulturraum und manche Talente der Drittstaaten anziehen, die einen großen Wert auf die Vorzüge des Sozialstaates und den sozialen Frieden legen, oder jene, die sich ohnehin für die deutsche Sprache, Kultur und Lebensweise interessieren. Deutschland wird auch dann kein attraktives Land für die Mehrheit der Fachkräfte aus den Drittländern sein. Jedoch wird immerhin ein Teil der Fachkräfte aus den Drittländern die gegebenen Einwanderungsmöglichkeiten der Bundesrepublik nutzen wollen. 

Verspielt Deutschland jedoch seine traditionellen Stärken, so wird dieses Land letztlich auch seine Anziehungskraft auf die Fachkräfte Ost- und Südeuropas und den Rest der Talente der Drittstaaten verlieren. 

Insofern ist die gegenwärtige Einwanderungspolitik in Deutschland, durch die ein Großteil der außereuropäischen Migranten ohne Vorprüfung, ohne Nachweis von ausreichenden sprachlich- wie beruflichen Qualifikationen und ohne eine wirksame Migrationssteuerung- und Kontrolle des Aufnahmelandes nach Deutschland kommen konnte, mit rationalen Argumenten zum Wohle des Landes nicht erklärbar. Vielmehr ist sie ein Ergebnis einer Politik, in der die Moral zur obersten Maxime des politischen Handelns erklärt wurde und andere realpolitische Handlungsoptionen tabuisiert wurden. Vergessen ist dabei, dass eine schlechte Einwanderungspolitik letztendlich der Attraktivität des Landes für die wirklichen Talente im Inland und Ausland  die Grundlage entzieht.

Kommen wir nun zu den Voraussetzungen einer erfolgreichen Integrationspolitik in Deutschland. Integration wird von vielen Politikern in Deutschland lediglich mit dem Erwerb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dem beruflichen Erfolg gleichgesetzt. Selbstverständlich sind diese Faktoren unabdingbare Voraussetzung einer erfolgreichen Integration. Eine Integration bedeutet aber auch, dass der Einwanderer sich mit dem neuen Heimatland identifizieren kann und im Zweifelsfalle für die Interessen dieses Landes einsetzen würde. Dies gilt insbesondere dann, wenn sich der Einwanderer für die Staatsbürgerschaft seines neuen Heimatlandes entscheiden sollte. Kein Land der Welt kann sich auf die Dauer leisten, dass die Loyalität von Millionen seiner neuen Staatsbürger im Zweifel anderen Ländern gilt.

Erfahrungen aus den Einwanderungsländern wie Amerika oder Australien zeigen nämlich, dass eine solche Integration nur dann gelingen kann, indem den Migranten eine starke nationale Identität des Aufnahmelandes angeboten wird. Gleichzeitig mit der Annahme der neuen Staatsangehörigkeit schwören frisch Eingebürgerte etwa in Amerika feierlich jeglicher Loyalität zu ihrem alten Heimatland ab. Stattdessen gilt nun ihre Loyalität uneingeschränkt dem neuen Heimatland, auch wenn es darum geht,  ihr neues Heimatland gegen das alte Heimatland verteidigen zu müssen. Dieses feierliche Bekenntnis zu seinem neuen Heimatland ist jedoch nicht nur eine Zeremonie: Es wird im alltäglichen Leben in einem Patriotismus für die gemeinsame Nation ausgelebt, deren Zugehörigkeit im Gegenzug dann auch uneingeschränkt für jeden Staatsbürger gilt. Deshalb muss die Vergabe der Staatsbürgerschaft an die uneingeschränkte Loyalität zu dem neuen Heimatland geknüpft werden.

Der Patriotismus ist ein elementarer Bestandteil jedes Einwanderungslandes und schafft erst die Grundlage für eine Einwanderungsgesellschaft, in der sich alle Bürger zu der gemeinsamen Nation bekennen können und nach ihrem Wohlergehen streben. Nur dadurch werden Bürger verschiedener Herkunft zu einem Staatsvolk zusammengeschweißt.

Die heutige deutsche Gesellschaft in Verleugnung und Marginalisierung ihrer nationalen Identität ist jedoch nicht in der Lage, den Migranten eine neue, deutsche Identität zu geben. Die entwurzelten Einwanderer suchen daher ihre Identität vor allem in ihrem alten Heimatland oder in ihrer mitgebrachten Religion, Kultur oder Ethnie. Auf diese Weise wird oft die aus dem Herkunftsland mitgebrachte Sozialisierung in der Fremde – in Deutschland – fortlaufend verstärkt. Eine Integration ist somit nicht möglich.  Die Konsequenz daraus ist somit ein Staatsvolk mit hunderten verschiedenen nationalen Identitäten, die einander nicht integrierbar sind. Eine solche Gesellschaft fällt langfristig vom Innern heraus auseinander.

Eine erfolgreiche Integrationspolitik in Deutschland setzt deshalb voraus, dass sich die deutsche Mehrheitsgesellschaft wieder auf ihre eigene nationale Identität besinnt: nicht zuletzt mit den positiven, identitätsstiftenden Teilen ihrer Geschichte. Nur wenn das deutsche Staatsvolk wieder ein unkompliziertes, gesundes Verhältnis zu seiner Identität entwickelt, nur dann wird es in der Lage sein, den integrationswilligen Migranten ein positives Deutschland-Bild zu vermitteln und denjenigen, die bereit sind, ihre alte nationale Identität abzulegen, und eine neue, deutsche Identität zu geben. 

Eine solche Förderung der deutschen Identität steht derzeit jedoch dem moralischen Leitbild des politischen und medialen Establishments in Deutschland entgegen, sodass jegliche Forderungen nach einem deutschen Patriotismus sofort in die rechtsextreme Ecke gestellt und mit der NS-Vergangenheit assoziiert werden. 

Selbstverständlich gebieten der Respekt vor den Opfern der NS-Gewaltherrschaft, aber auch die historische Pflicht zur Aufklärung darüber, dass der Totalitarismus und der Rassenwahn nie wieder in Deutschland oder in sonstigen Ländern salonfähig werden und die Oberhand gewinnen dürfen, dass die Erinnerung an die Millionen NS-Opfer und die Aufarbeitung der NS-Verbrechen auch in Zukunft frisch gehalten und als ein Schwerpunkt der Erinnerungskultur in Deutschland erhalten bleiben müssen. Dies steht jedoch nicht im Widerspruch dazu, auch die positiven Teil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stärker als bisher herauszuarbeiten und für den sozialen Zusammenhalt daran zu erinnern.

Verantwortung aus der Geschichte bedeutet nicht nur, Verantwortungen von den Verbrechen der vergangenen Generationen zu übernehmen, sondern auch, die gesellschaftliche Stabilität auch für die Zukunft zu sichern und zu erhalten, damit die Gesellschaft nicht auseinanderdriftet und in Chaos und Zerfall endet, aus denen letztendlich totalitären Strukturen herausgehen.

Normalisierung Deutschlands als Voraussetzung für die Zukunftsfähigkeit

Im Laufe seiner fast vier tausend Jahre währenden Geschichte zählte China mehr als achtzig Dynastien und Herrscherhäuser. 

Dynastien wurden auf Millionen Toten gegründet. Dann blühten die Dynastien auf und strebten anschließend, zerfressen durch die Korruption und ausgezehrt durch die sozialen Probleme und die dekadenten privilegierten Gesellschaftsschichten, unaufhaltsam dem Niedergang entgegen.

Nur eine Handvoll davon konnten mehr als zweihundert Jahre überdauern. Bei diesen wenigen Dynastien gab es stets Kaiser, die es geschafft haben, das Ruder des im Niedergang begriffenen Imperiums durch eine kluge und besonnene Politik herumzureißen, auch wenn es bedeutet, mit den bisherigen Dogmen und  Ideologien der Dynastie zu brechen. Diese wiederbelebte Blütephase nach einer Zeit des Niedergangs nannten die Chinesen „Zhongxing“: „Mittleres Aufblühen“. 

Deutschland und auch andere westliche Länder können nur dann den Wohlstand ihrer Bürger und ihre Stellung als eines der führenden Industrieländer der Welt aufrechterhalten, wenn in den relevanten Politikfeldern auf breiter Front ein Politikwechsel stattfindet: Von einer moralisch und dogmatisch getriebenen Politik hin zu einer sachlichen, pragmatischen und interessengeleiteten Politik.

Die Trump-Administration in den USA hat dies bereits erkannt und betreibt seitdem eine knallharte Machtpolitik zur Selbstbehauptung der amerikanischen Nation gegenüber aufstrebenden Großmächten und zur Sicherung der eigenen Wettbewerbsfähigkeit, auch wenn es bedeutet, durch den Bruch mit der bisherigen Moralpolitik das gesamte mediale Establishment im Westen gegen sich aufzubringen. Bislang hat die Trump-Administration damit großen Erfolg. Die USA blühen wirtschaftlich wieder auf. Ihre Konkurrenten geraten hingegen in die Defensive.

Ob es Deutschland jedoch gelingt, seinen Wohlstand und seine Fortschrittlichkeit langfristig zu erhalten, wird maßgeblich von der innen- wie außenpolitischen Normalisierung des Landes abhängen. Das hieße einerseits, dass ein im westlichen Staatenbündnis verankertes Deutschland außenpolitisch selbstverständlich wie jedes andere Land der Welt zum Schutz sein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Real- und Machtpolitik betreiben kann. Das hieße aber auch, dass Deutschland wieder unverkrampft zu seiner nationalen Identität stehen kann und in der Migrations- und Integrationspolitik in erster Linie seiner inneren Stabilität und den Bedürfnissen seiner Bürger verpflichtet ist. Weiterhin wird die Zukunftsfähigkeit des demokratisch-rechtsstaatlichen Deutschlands davon abhängen, ob es dem politischen Deutschland gelingt, mit denjenigen politischen Dogmen zu brechen, die nicht mehr zeitgemäß sind, und neue Grundsätze der politischen Ausrichtung einzuführen, die zu der veränderten Lage der Welt passen.

Ein starkes Deutschland, welches fest in das westliche Staatenbündnis integriert ist, wird ein Segen für Europa und den Westen insgesamt sein. Ein Deutschland im Zentrums Europas aber, das in seiner grenzenlosen moralischen Überhöhung in die gesellschaftliche Instabilität und in den wirtschaftlich-kulturellen Niedergang hineinzugeraten droht, werden seine Nachbarn zurecht fürchten müssen.

Nur einem selbstbewussten Deutschland, das mit einem Herz für seine Vergangenheit wieder seinen Blick nach vorne richtet, wird es gelingen, in den Stürmen der kommenden Zeiten zukunftsfähig zu blei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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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9 个评论)

2 回复 Brigade 2020-10-30 02:17
看题目就知道希特勒有希望被德国人平反了。
3 回复 无上大魔 2020-10-30 02:51
Brigade: 看题目就知道希特勒有希望被德国人平反了。
希特勒是德国的历史罪人。

而为了推翻希特勒纳粹政权,为了拯救德国而牺牲的诸如施陶芬贝格伯爵等7月20日烈士才是德国真正的爱国者。
2 回复 pinglunla 2020-10-30 10:41
从来没有见过作者这么蠢的人。德国回归爱国主义,必定回归民族主义,到时候,你等着进毒气室吧。
1 回复 qxw66 2020-10-30 11:12
默克尔爱戴高帽子
1 回复 无上大魔 2020-10-30 16:58
pinglunla: 从来没有见过作者这么蠢的人。德国回归爱国主义,必定回归民族主义,到时候,你等着进毒气室吧。
我也没看过如此蠢不可言的回复。我在文章中强调的是恢复正常的德国爱国主义精神。任何其他的国家都提倡爱国,凭什么二战都过去七十多年了德国就不能提倡爱国主义?德国人如果自己都不提爱国,怎么让国内的移民爱国?

爱国主义不等于极端民族主义。相反,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的国民如果能有正常的爱国精神和国家认同,极端民族主义根本没有什么机会。

当年纳粹之所以能上台就因为德国经济崩溃,社会被极左和极右势力撕裂,以中央党等为首的保守派势力消亡的结果。

德国上千年历史中出现过很多开明先进又强大的国家和政体,短短的纳粹历史只是德国历史的一个岔路,是一战德国惨败被设定不平等条约经济被剥削所造成的非正常时代。而在你口中好像只要德国正常化提倡爱国主义就马上纳粹化似的。幼稚!建立现代德国的俾斯麦是纳粹?相反,他在统一德国后一直致力于维持欧洲和平。联邦德国早期的伟大爱国政治家Konrad Adenauer或Helmut Kohl是纳粹?愚蠢幼稚!

我在文章说了,我要复兴的就是一个属于西方阵营,繁荣富强的德国。而这样一个德国,是绝不会纳粹化的。

再说了,我知道的三十四十年代留学定居在德国的华人(个别共产党除外),也没有被迫害。   季羡林是谁知道吗?在整个二战中他都在德国哥廷根正常读书教书。二战前德意志国政府甚至还长时期给那时候的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用德国军械武装了好几万国军。德国有好几个将军在华待到了抗战后。德国甚至考虑过和中国结盟对付苏联。蒋介石的养子蒋纬国曾参加德国陆军。后因德日同盟后才断绝对华援助。多学点历史吧!否则徒增笑话
1 回复 无上大魔 2020-10-30 17:21
qxw66: 默克尔爱戴高帽子
默克尔没什么政治立场。十几年前她是个右翼政客,为了获得保守党内支持而在移民问题上很强硬。现在为了讨好媒体和左翼政治盟友社民党绿党又变成极左。她要的是掌权而已。德国主流左倾媒体要什么,她就做什么。而德国国家利益不在她考虑的首要因素。

不过德国默克尔时代快要结束了。德国越来越多老百姓对极左政策和政治正确已经感到厌倦,德国经济也没法再长期支撑难民政策,右翼媒体也越来越壮大。未来的德国将会出现右派政治的复苏
2 回复 qxw66 2020-10-31 00:55
无上大魔: 默克尔没什么政治立场。十几年前她是个右翼政客,为了获得保守党内支持而在移民问题上很强硬。现在为了讨好媒体和左翼政治盟友社民党绿党又变成极左。她要的是掌
她是墙头草。。。但右派对华人也不好的
2 回复 北极天翁 2020-10-31 08:47
德国是1885年由波兰来的普鲁士人立国的,经历一次改朝换代估计就亡国灭族了,与中国没有任何可比性。所谓日耳曼民族是西匈奴人为了与乌克兰的东匈奴争地盘而整合了一些部族形成的,由匈奴人骑士团统领。如果被外族再整合一下,日耳曼也就换民族了。
回复 herrsheng 2020-11-3 18:33
北极天翁: 德国是1885年由波兰来的普鲁士人立国的,经历一次改朝换代估计就亡国灭族了,与中国没有任何可比性。所谓日耳曼民族是西匈奴人为了与乌克兰的东匈奴争地盘而整合
统一以后的德意志第一帝国成立于1871年。普鲁士人来自于从神圣罗马帝国去今天波兰地界殖民的条顿骑士团。日耳曼民族与匈人打过仗,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占领了欧洲的西部和南部,匈奴占领了东部。注意不是匈奴。历史学家普遍不认为驻地接近的2世纪以后消失的匈奴人与4世纪开始出现的匈人是同一民族。(条顿)骑士团与匈人,与匈奴人毫无关系,Teutonia本来就是德国的另一种更有历史积淀的名称。民族都是发明出来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发明至少比中华民族早了几十年。德意志民族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无论是在音乐,哲学,数学,宗教,科技等各个方面都为全人类做出了相对其人口比例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贡献。中国通过殖民者降虏化虽然避免了灭族,但殖民者都只选中了中原文化中最劣质的对统治阶级有利的部分去传播,最后导致人还是同一种人,但是文化上完全费拉化了,各个文化科技层面也是近代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建树。先秦的百家争鸣的祖先们要知道现在全中国被独尊习术统治着绝对会被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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