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化祸害发展中国家1

2015-07-13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让发展中国家走上成功的工业化道路，它们不断通过变换马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以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为内核的经济政策，尤其是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培育生长的买办利益集团，将发展中国家引向邪路。

　　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金融自由化是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便于金融资本于国际扩张而精心炮制并竭力鼓吹的理论与政策。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内生性经济金融化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主要是外生的，与金融自由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在金融自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之海妖歌声的诱惑下，尤其是在本国金融买办利益集团的诱导与误导下，与魔鬼签订了契约，由此开启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的进程。自由化与金融化给相关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渴望的繁荣，可惜只是昙花一现，而后无一不出现金融危机、财富流失、经济低迷、社会矛盾激化乃至政权动荡的乱局。

与魔鬼达成交易，接受新自由主义

　　二战后，诸多前宗主国的殖民地赢得了民族解放与国家政治独立。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追赶发达国家很快成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的首要任务。但是，殖民统治的疮痍、资金与人才的匮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热情地送来了发展中国家的急需。鉴于美国在二战中的良好表现与优异宣传，以及战后反对欧洲殖民主义，支持殖民地独立，由此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甚至拥戴。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接受美国递过来的橄榄枝，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落地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结果——毒苹果。“当发展中国家向全球资本的动物本性敞开胸怀的时候，它们与魔鬼达成了一笔交易”。

理论诱惑——

　　世界经济发展史揭示，发达国家都是在保护主义的政策下(集中为高关税)，通过对幼稚工业的保护，而实现工业化进而实现先进与发达的。“在保护中成长”先是荷兰、英国而后是美国、德国的成功经验。但是，出于压制落后、保持领先的需要，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把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以及自由贸易政策，精巧地包装为“好制度”和“好政策”，积极向世界其它地方宣传推广，诸多国家和地区听信并接受了英国的“好制度”和“好政策”。

　　作为新大陆的代表美国以及老大陆的代表德国，在一番政策实践与理论比较中，最后拒绝了英国所说的，而选择了英国所做的，由此像英国一样完成了工业化， 在一番政策实践与理论比较中，最后拒绝了英国所说的，而选择了英国所做的，由此像英国一样完成了工业化，进而实现繁荣与富强。被尊崇为“德国工业化之父”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在1841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深刻揭露了斯密经济学的荒谬以及英国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伪善。李斯特讥讽，“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

　　这世界善于独立思考、真正我行我素的民族毕竟是少数。很多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甚至一度还有法国)对李斯特的批判揭露不以为然，听信英国的“好制度”和“好政策”，由此落入自由主义的陷阱，其结果当然落后、落后、再落后。而当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后，出于经济扩张——新殖民主义的需要，美国继承古典自由主义，在装饰一新后，推向了世界，这就是新自由主义。

强行输出——

　　二战后，诸多来自美国的热心建设者与和平使者，成为新殖民主义的首席推销员，他们肩负着新殖民主义的使命，在世界到处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福音。“他们手中拿的是计算器而不是枪枝;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战斗服装;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捐赠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国大使馆、商业银行和新兴的非政府组织人员。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发展中国家里扩展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 这其中，华尔街尤其是高盛等投资银行、德勤等会计师事务所扮演着十分突出的角色。这种渗透，不只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欧洲那些美国同盟国。希腊债务危机引爆欧债危机，世人惊异地发现，希腊、意大利、德国等国财经政要，甚至连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都是所谓“高盛帮”或者与高盛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一批经过精心选拔的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精英，被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系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培训，完成学业后回国进入雅加达大学从事教书育人、传播自由主义理论的工作，雅加达大学由此成为印尼培育自由主义精英的大本营。1965年，在美国支持下，苏哈托利用军事政变而上台执政，随后任命了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的5位教授作为总统经济与财政金融事务专家组成员。1968年，苏哈托组建了一个所谓的“发展主义内阁”，把国家的经济大权交给了这些来自伯克利的徒子徒孙，即所谓“伯克利黑帮” 。黑帮大权在手便积极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黑帮掌权的过程中，鸡生蛋而蛋生鸡，黑帮势力疯草般生长，并由此形成盘根错节、势力强大的集团网络。即便苏哈托政权在1998年金融危机倒台后，新政府依然沿袭昔日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