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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自由化的理论与实践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理论——“金融抑制”理论与“金融深化”理论，实际上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发展中国家定向而精心打造的。依照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理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政府干预金融的综合症。这种病症，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诱导下，经济增长(实际就是GDP的增加)是发展中国家政治正确抑或政权保持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E.S.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实质是忽悠对象)的金融自由化理论的诞生。金融垄断资本掌控的学界与媒界吹捧“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为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发现。“金融抑制”理论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对金融活动有着种种限制，对利率和汇率进行严格管制，致使利率和汇率发生扭曲，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资金供求和外汇供求，这样便降低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导致经济增长缓慢。“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相对，实质就是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理论主张，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从而使利率能反映资金供求，汇率能反映外汇供求，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最终达到抑制通货膨胀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在“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当然还有在发展中国家内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精英的积极鼓动以及国际垄断资本的努力干预下，诸多发展中国家开启了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的改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利率、汇率自由化，放宽本土资本与机构进入国际市场的限制，充分发挥各类货币政策工具的市场调节作用;二是金融机构业务自由化，即所谓混业经营，允许各类金融机构从事交叉业务，进行公平竞争;三是金融市场自由化，即放松各类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的融资工具和技术，完善金融市场的监管;四是资本流动自由化，即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同时也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
（三)经济金融化实现的主要途径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大致通过以下主要途径实现：
一是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主要是来自华尔街金融资本给东道国施加各种压力，或巧妙利用东道国政府中的同情者(如“芝加哥男孩”)或“同盟军”(如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国会听证时所指称的)，直接要求在东道国开设独资商业银行，或者合资、参股东道国本土银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本土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出自“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要求)时，直接规定必须有外资银行进入而且不低于某个百分比的持股比例。在这一金融投资过程中，利用各种合法手段(如增资扩股)与非法手段(如商业贿赂)，甚至不惜制造危机而后再抄底进入，逐渐地、静悄悄地控制了东道国银行这一经济命脉，由此直接决定东道国的融资成本与资金供给，决定了东道国产业发展方向与国际分工地位。
多年来，阿根廷一直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金融自由化使得阿根廷国有资本在国家经济命脉中的占比不断降低，例如在银行业，国有资本从1992年(阶段自由化之前)占银行资本的82%，下降到1997年(阶段自由化之后)的48%。到2002年，全国十大私营银行中，七家为外资独资银行，两家为外资控股银行，商业银行总资产的62%-68%被外资银行所控制。对国际金融资本的过度依赖，导致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金融和经济主权名存实亡，近乎完全受制于人。
二是制造并利用金融危机，抄底廉价收购东道国的企业。金融自由化初期，国际金融资本大量涌入，股市大涨，楼市大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当经济泡沫被吹得足够大后，国际资本便齐刷刷地大规模快速抽逃(因为有了资本自由流动政策的保证)，这样各类资产价格急剧下跌，本土各类企业因缺乏流动性而濒临倒闭。在这种情势下，国际金融资本杀个回马枪，利用已经在东道国扎根的银行，就地及时抄底、廉价收购东道国各类资产。
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生成后，国际金融资本兴风作浪，肆虐亚洲，金融自由化如火如荼的韩国当然未能幸免——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到2002年，国际资本以“清仓价”控制了韩国半导体的44%，通讯业的21%，并成为现代汽车、现代电子、LG以及三星电子的重要股东。著名的大宇汽车公司就在这场近乎人为的债务危机中人间蒸发了，而现代汽车公司则被美国资本控股，成为“美国在韩国制造”的汽车。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资本就是利用其掌控的韩国银行——2002年韩国9家商业银行中的6家被西方控制——而实施收购的，这些本土化的外资银行十分清楚，处于危机中的韩国企业哪些是真正的优质资产。
三是利用直接投资(FDI)形成一个个经济堡垒，然后利用这些桥头堡进行金融渗透。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而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爆发债务危机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借贷(抑或引进国际间接投资)持谨慎态度，而直接投资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欢迎，这样，直接投资在国际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涉足发展中国家的跨国资本，并不老老实实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积极利用东道国的监管漏洞，积极从事具有高额利润的非生产性的甚或投机性的活动。投机资金主要来自直接投资的利润积累、外资银行的贷款或拆借、贸易项下(包括转移定价)等合法渠道以及通过诸如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转移的资金。
跨国资本利用这些聚沙成塔的资金，积极从事房地产、股市债市等金融投资，获取比生产经营要高得多的利润。与此同时，跨国资本还通过多种渠道(如变相消费信贷的分期付款、资金拆放、影子银行等)，把东道国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卷入到金融活动中来，由此不断抬高东道国的融资成本，导致本土企业因经营成本不断提高而趋于萎缩，社会资金越来越热衷于房地产、高利贷等投机炒作，投资者纷纷弃实务虚。这样，在相关发展中国家虽然工业化远未实现(有的甚至刚刚开启)，但是出现了诸多类似发达国家后工业化的症兆，即发展去工业化、产业空心化、国民经济虚拟化，一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的综合症。
经济金融化重挫相关发展中国家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 金融资本主义助长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寄生性。当今世界，有了金融，有了资本主义，有了发展中国家，一些西方国家就有了赚大钱、赚快钱的捷径，就无需为赚钱而组织生产这样的苦差事，它们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进而经济金融化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它们的十分廉价而且非常自愿的赚钱机器，如此把过去周期性的狂想病变为现实。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必然以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海外殖民地两类)为前提，西方发达国家骗子的存在恰恰也是以发展中国家傻子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