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化祸害发展中国家2

　

自主引进——

　　二战后，促进经济增长、赶超发达国家成为刚刚赢得民族解放的国家的战略选择。由于缺乏人才等智力资源，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成为这些雄心勃勃的新独立国家的首选。美国出于战略需要，利用欧洲的疲弱以及对美沉重债务，不断挤压英国等殖民宗主国，鼓励与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与政治独立，如此，一身正气、年轻而富强的美国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与学习的对象。美国也趁机努力取代英国的世界霸权，积极学习运用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各种权谋，于是采取积极主动姿态，欢迎并支持发展中国家派遣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好制度”与“好政策”，并为留学生提供资助等各种便利。

　　如此，诸多发展中国家的莘莘学子，负笈担簦，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奔向了美国精心设置的自由主义灯塔——芝加哥大学，这里云集了各类新自由主义高手，诺贝尔经济学奖(无比的高大上)得主成打计算，是世界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拉费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及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等，近乎全部集中在芝加哥大学，由此形成了一个比伦敦学派更为盛名的“芝加哥学派” 。在美国的精心安排下，来自拉美、东亚、北非的一批又一批学子，来这里如饥似渴，孜孜不倦，皓首穷经，由此诞生了所谓的“芝加哥男孩”。

　在满腹新自由主义经纶之后，这些豪情万丈的“芝加哥男孩”纷纷回国效力，努力用新自由主义理论设计国家的方针政策。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后，启用了大约30个“芝加哥男孩”，用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来治理国家，经济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还多次亲临智利指导。自由主义的实验结果，非但没有获得预期成效，反而引致系列经济灾难，智利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不断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达到政变前的水平(1971年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芝加哥男孩”在智利的失败治理并非特例，另一个被“芝加哥男孩”折腾的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新自由主义的成绩单在拉美普遍挂红。很显然，套用中国典故，“芝加哥男孩”并非唐僧求经，而是蒋干盗书，不仅毁了自己的远大抱负，更主要的是坏了国家与民族的美好前景。

休克治疗——

　　“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原是医学上临床使用的一种治疗方法。上世纪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1954年—)被聘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为应对该国汹涌的通货膨胀而将“休克疗法”引入经济领域。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可以概括为“三化”，即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在玻利维亚实施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远远没有新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媒体吹嘘得那么神乎其神。苏东剧变后，俄罗斯等前苏东国家纷纷采取“休克疗法”以实现经济转型，结果遭遇惨败，一度称作“国际金融界的金童”的萨克斯因此而声誉扫地。

　　其实，早在萨克斯之前，金融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就用“休克疗法”——制造危机然后趁机兜售政策——来积极推进新自由主义。危机中潜藏巨大机遇，大危机往往是实施大谋略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在谋略家们醒世恒言中，“我们不要浪费危机”会被反复说起。“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 。新自由主义者善于利用危机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为此他们不惜放大甚或制造危机。因为在危机尤其是大危机面前，人们往往会失去正常的判断与行动的能力，即所谓思维休克。“恐惧和混乱是每一次新跃进的触媒” 。由此便听由统治者随意摆布，甚或支持统治的荒谬政策，即所谓把自己卖了，还乐颠颠地替他们数钱。

　　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伟大实验”，美国频繁支持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军政要员发动政变，不惜为了行将到来的“经济自由”而牺牲东道国既有的“政治民主”。20世纪70年代，支持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并杀死了阿连德总统，用“铁扫帚”(军事恐怖主义)等铁血方式“休克”人民的思维与理智，由此开启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得到美国支持的阿根廷军事政权，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竟然造成三万名以左派活动分子为主的国民“失踪”，可见其白色恐怖统治非同一般。1993年，被美国等西方舆论竭力吹捧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用坦克炮轰国会大厦，囚禁反对党领袖，以铲除贱价拍卖国有资产的一切障碍，扶植那些恶名昭彰的经济寡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擅长“休克疗法”，该组织正是利用危机，把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兜售给那些深陷危机急待救援的国家，如此使这些国家越来越牢固地被绑定在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战车上

　　同样的休克疗法，也发生在金融资本的大本营——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最忠实的拥趸与最积极的实施者，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两人上台后，分别用“铁腕”在英美积极推行私有化、减税、削减福利等有利于富人与资本的政策，当这些政策遭遇工会等社会力量的强烈抵制时，他们不惜动用武力进行镇压。1981年里根总统以铁腕手段镇压了“职业空中交通调度员联合会”的罢工。1984年，英国发生大罢工，撒切尔动用所有国家力量加以镇压，造成数千人死伤，而且还要求军情五处对工会全面窃听和渗透，英国工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是自由经济政策的一体两面，金融领域持续自由化，使得国际金融资本渗透到本土经济的方方面面，由此用金融资本逻辑了刷新整个国民经济。自由化与金融化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给东道国带来极大极深的威胁——金融与经济主权逐渐受到侵蚀，甚至不断丧失。开放的、已被金融化的国民经济最后都命悬一线，即资本跨境流动引致汇率波动，线头牢牢地攥在国际垄断资本手中。国际金融寡头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时机而诱发引爆危机。如此，但凡实施金融自由化进而经济金融化的国家，最终都逃避不了汇率危机——金融危机而被洗劫的命运。

　　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紧密相关，甚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金融自由化之下，国际金融资本尤其是投机资本(俗称热钱)大量涌入，大水漫灌，如水银泻地般地渗透到各行各业，如此整个国民经济被“镀金”了，被金融化了。因此，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化，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内生性(自生自长自作自受)有着很大的不同，基本上都是外生的，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由(境)外到(境)内、由虚(虚拟经济——金融业)到实(实体经济——制造业)、由表(为企业提供流动性)到里(实际控股企业)而进行格式化、刷新的结果。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的逻辑起点是金融自由化，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必须厘清金融自由化。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源起依然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的意识形态。为欺骗本国人民，防止阶级矛盾激化而威胁国家政权(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稳固，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培育扶植一批又一批专家学者，将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包装成逻辑看似严密、貌似符合大众利益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但是，在国际社会，在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民族矛盾取代并掩盖了阶级矛盾，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往往肆无忌惮，直接彰显自己的利益诉求，于是便有了直接服务于金融资本国际扩张的金融自由化理论——集中体现为“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理论与“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以及相应的金融政策——集中体现为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