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读经5《反经》：制定政策与规划不能好高骛远

《反经》中的大智慧（卑政）篇：制定政策与规划不能好高骛远

【导读】

落水者最需要的，不是花里胡哨的黄金玉带，而是一根结结实实的绳索。

同样的道理， 治理国家的政策不能以好高鹜远、玄妙难行为贵，而应以切合实际，能迅速推广，浅近易行为高。《文子》一书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超出这些去弄别的，即使能统括天地，缠绕万物，却属于镜花水月，对广大百姓来说，既不能吃，又不能用。所以古代圣人置之不言。”

实际上，那些“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般言语往往缺乏转化成执行力的“养料”，因为其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故此只能用来哗众取宠；倒是那些看上去毫不高明、普普通通的“陈词滥调”，推广开来以后让人受益匪浅。

【反经原典】

《淮南子》曰：“济溺人以金玉，不如寻常之缠。”韩子曰：“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肯。”(故曰：疗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也。)此言政贵卑以济事者也。何以言之？韩非曰：“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为上智之所难也，则人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厌者，不待粱肉而饱；短褐不完者，不须文绣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务也。今所治之政，人间之事。夫妇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难论，则其于人过远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务也。”

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夫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正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也。

(故曰：为善者，使人不能得从；为巧者，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善、独巧者也，未尽巧善之理。故所贵圣人之理者，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达见，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贵于人。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贱物，不污于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为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为国俗。故国治可与愚守，而军旅可与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并用之也。”)

故圣人任道，以通其险。(《淮南子》曰：“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离朱之明，察针于百步之外，而不能见泉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亩之宅；循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此任道以通其险也。)

立法以理其差。(《文子》曰：“农、士、工、商，乡别州异。农与农言藏，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工无苦事，农无废功，商无折货。各安其生。”此立法以理其差也。)

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此至理之术。

故叔孙通欲起礼，汉高帝曰：“得无难乎？”对曰：“夫礼者，因时世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

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时俗之务而贵奇异，是饿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说矣。

【译文】

《淮南子》上说：“救助溺水的人，给他金玉等珍宝，不如给他一根平常的绳子。”韩非子说：“很多天吃不上饭的人，让他等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之后再吃，饿着的人一定不同意。”［所以说治疗饥饿，不寄希望于宝鼎煮出的美味；拯救溺水的人等不到行步端正的慢性子。]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以浅近易行为贵，才能把事情办好。为什么这样说呢？韩非子说：“人们所说的智谋之人讲的微妙高深的道理，即使是智力较高的人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现在为普通人立法，却尽讲智力较高的人也难以明白的道理，那么普通人也就更无法弄明白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等待有了黄梁米饭和肉食后再去吃饭的；连粗麻织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须有了绣花的绸衣才喜欢穿的。由此说来，治理国家的事，急迫的事还解决不了，可以缓一步的事情就用不着去做。”

现在世上有些人，道德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高，办事要比所有的人强，能言善辩想要出群，勇力想要超众。但是，过高的道德标准却并不适合教化普通民众；超众的办事能力并不能合于急用；杰出的口才也不能挨门挨户地去游说；过人之勇，却不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去行军打仗。总之，这四种超众之处，不过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而已。

[所以说，道德高标的，使人无法竭力效仿；卖弄技巧的，使一般人不能插手。最终只能使平民百姓望而却步。这独善、独巧的人，其实也未穷尽巧和善的道理。所以圣人御世，不以一人独自治理为贵，以能和大家一起共同治理为贵。不以一人独巧为贵，而以将巧妙的技能普及大众为贵。《文子》说：“能够先知先觉，具有通达的见解，这是难得的才能，但太平盛世，不把这当作比别人珍贵的东西。广博的知识，超人的记忆力，能言善辩的口才，这是人聪明智慧的流露，但是英明的君主不把这当作要求臣下的标准。傲视一切，卓然不群，不受流俗的污染，这是士大夫的高尚的品行，但太平盛世不把它当做教化百姓的标准。所以，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现，不能做为衡量百姓的标准。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不能当做一国的风俗。所以那些被称为‘大治’的国家，可以让贤者和愚人一起守成；那些训练有素的军队，可以让勇敢和怯懦的人并肩作战。用不着等待古代英俊杰出的人物出现而国家可以自我充实的原因，就是按普通人所现有的品质、能力兼容并用他们而已。”］

所以古代圣明之君随顺大道来通过险阻。［《淮南子》说：“能够体悟大道的就会安逸而不会走入穷途未路；依仗自己巧妙的一定劳而无功。有离朱那样明亮的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的缝衣针，却看不到泉水中的游鱼。有师旷那样能分辨各种音调的耳朵，却听不到十里之外的声音。所以，任用一个能力强的人，不能把三亩大的宅院治理好；遵循大道的规律，依从大地之自然法则，宇宙六合也不难治理的均衡公正。这就是顺随大道来通过险阻的意思。］

树立法度来理顺各种差别。[《文子》说：“农民，士大夫，工匠，商人，无论在乡里、在州县，都是有差别的。农民和农民谈论收获；士大大和士大夫谈论品行；工匠与工匠谈论巧技；商人和商人谈论利润、价格。所以士大夫不会失去品行；工匠不会有做不了的活计；农民不会花费无用的气力，总有所收获；商人不会折损本钱。这就是用各安其位的方法来理顺各种差别。］使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不互相轻视，能巧的和粗俗的不互相抛弃，这是最好的治理国家的办法。

所以叔孙通要制定礼仪，汉高祖说：“不会很难吧！”叔孙通回答说：“礼这种东西，是随着时世人情而制定用来节制虚文的。”

张释之对文帝讲论治国的道理，文帝说：“讲得浅近些，不要有太高深的道理，只要现在可以施行的就好。”由此看来，如果治理国家不依从时俗急需的事去做，而以奇异为贵，那就是犯了让饿了多日的人等待黄梁米饭和肉食，借给别人金玉珍宝去拯救溺水者一样的错误。

【史海沉钩】

本章是《反经》中的第三十三章，阐明了机关干部制定政策与规划的基本要则：即竭力避免把“虞庆造屋”、“棘尖刻猴” 这类言论作为理论依据，而要多多关注基层，满足群众简单明了的利益诉求。在这方面，契丹族人耶律楚材值得一提。他位居帝佐十余年，所行所为不过吕蒙正、杜如晦等汉族贤相的翻版，丝毫没有“标新立异”，可以说是创见殆乏。然而，他却能收到“用夏变夷，底绥民生”的功效（孙承恩语）。由此可见，政令的颁布贵在“适时”与“实用”，而不是听起来多么感心动耳、荡气回肠。

耶律楚材的治国方略：平平无奇却收效甚大

耶律楚材在古代的贤相中究属末流，其位置如同皇榜上的“孙山”。但单就暴厉恣睢、残酷无情的元朝统治时期而论，他可称得上是事功卓越、操守严谨的杰出政治家。他的一生正处于蒙古贵族凭借武力向中原进逼，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却又不很适应之际，虽居虎狼之侧，但自始至终不忘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致主泽民”、“经国济世”。因此，后世的不少墨吏都夸赞他说“脸是异族脸，心是汉人心”。这样一位“辅仁胜杀”的历史人物，其治国思想值得概览。

一，阻暴用仁，安定民心。

蒙古军队生性好战，几乎没有汉族“协和万邦，不治而治”的思维模式，因而杀戮甚广，祸及番外。耶律楚材极力反对这种极其耗费统治成本的政策，早在成吉思汗西征乌兹别克南部时，他就有心规谏，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契机。恰有一天，成吉思汗路遇奇兽，其状如鹿而马尾，绿色而独角，他赶紧趁机兜售儒学观念：“此瑞兽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虽然其语乍观之下，不免阿谀，却拯救了数万人的性命。估计机智敏捷的铁木真还是觉得这个话有些意思，于是即日班师东归。

尽管眼下的生灵得以暂时解困，但耶律楚材还是心有不足，他提议用法令和制度约束这帮“杀人盈市”的蒙古铁骑。在求得太宗的同意后，其向各州郡颁发了一道明令：不经皇帝批准，不得擅自征发百姓，死刑须经上报批准方能执行；如有违反，则以死罪论之。

但还是有些人不管这一套，认为是摆出来故弄玄虚的，照旧“生杀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货财，兼土田”。耶律楚材再三苦劝无效，于是动了真格的，“戮十六人于市”，所杀都是蒙古帝国的高级将领，于是“贪暴之风稍戢”。

还有一次，蒙古“四獒”之一速不台与完颜家族力战不胜，向窝阔台撂下一句狠话说：“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耶律楚材闻之，从中斡旋道：“城中百姓如果了解必然会死的形势，恐怕会和完颜氏团结一致、竭力抵抗了！假若许诺赦而不杀，军民自相瓦解，不待血刃！”太宗犹疑不决。耶律楚材再次澄明道理：“咱们的将士攻城掠地，求的无非是土地和百姓。现在把百姓杀绝了，得到一块渺无人烟的荒地有什么用？”最终打动了太宗。

楚材之功还不止于此，当时蒙古统治者极端歧视汉族、契丹及女真人民，“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当”，对蒙古及西域诸部不征赋税。因此，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混乱。耶律楚材认为应以吸取汉族文化、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为首要任务。终于制定了“蒙古、回 鹘、河西等所在居民，一体应输赋役”，“种地不纳税者死”的法令。

松泉居士汪由敦对此大加赞扬：“楚材事太祖、太宗，历三十余年，时方草昧，一切定赋税，分郡县，籍户口，别军民，皆其所经理。尝谓治弓尚须用弓匠，治天下安可不用天下匠？遇所不便于民，必力争不少屈，至有厌其为百姓哭者。卒赖其规画，法制粗立，民得宁息。故论有元一代名相，必以楚材为称首。”

二，加强集权，反对分裂。

太宗窝阔台灭金后，1237年秋天，忽都虎将户口册带到了蒙古汗庭，按照成吉思汗以来的“裂土分民”制度，窝阔台打算分割中原的大部分州县民户赐给诸王功臣。

楚材深知唐末藩镇割据之弊，进行劝谏：“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我已经答应他们了，不让他们裂土封侯，面子上不好过！”楚材建议用金钱买回“治权”。窝阔台同意了他所提出的办法，制定了“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王功臣汤沐之资”的岁赐制度，从此成为定制推行。经过这番斗争，耶律楚材在捍卫国家统一上取得了胜利。如果没有这番斗争的胜利，刚成为国家编民的劳动者又将重新落到蒙古诸王功臣的奴役下，中原落后的生产关系刚有向前发展的转机，又要向后倒退。如果没有这番斗争的胜利，中原有可能成为蒙古诸王割据的四分五裂的领地。窝阔台去世后，窝阔台系、拖雷系、察合台系诸王的斗争很可能会以他们各自的中原领地作为基地开展，中原大地很可能重新陷入“熊据虎跱”、“硝烟弥漫”的境地。

三，劝谏止非，重用寒儒。

蒙古初占中原后，国家“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一些上层的纨绔子弟因为钱不够花，竟然这样提议：“汉人密密麻麻的占着土地，然而却没什么用！不如把他们杀绝，然后就可以腾出地方让我们来放牧！牛羊一旦能够繁衍不息，我们就能吃饱喝足了！”

如果这个设想真的“一语成谶”，恐怕无数个家庭将会流离失所。幸亏耶律楚材挺身争辩道：“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 用……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所资，诚均定中原地 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窝阔台一看，还能用这种方法收钱，十分高兴，遂命楚材设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所。

1236年，在实行括户的基础上，太宗根据楚材的奏请，制定了定额赋税制度，史称丙申税制。制定以后，蒙古及其他诸贵族一致认为剥削的太轻了。由此可见，楚材很厚道，他让百姓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此后，楚材更积极恢复文治，逐步实施“以儒治国”的方案。他为了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同时，大力保举汉儒为官，据《元史·百官志》记载，陈时可、赵肪、周立、王贞、刘子振、杨简、高廷英、李天翼等赫赫有名的学士皆受其擢用。

楚材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其深明一理：统治中原的异族想要长治久安，必须从两样事情上下功夫，一是倡导人伦教育，二是开辟政治事功。儒生不进则无以兴文化，平民不仕则无以劝四方。

可惜，楚材身处异域而欲为“天下匠”，终究是个“精于谋事，拙于保身”的坯子，很快便遭人谗害，抑郁而终。

楚材去世，蒙人、汉人“哭之如丧其亲戚”。有西域人谣言：“公为相二十年，天下贡奉，皆入私门。”摄政皇后使卫士搜查，唯名琴数张，金石遗文数百卷而已。被四川人口耳相传的“蜀国四贤”，也不过就是这种程度罢了。

小结：有人或许会说，耶律氏挽救汉人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其治国理政的方法一味因循旧人，不值得称道！

他在政治上所主张的，无非是“定制度 、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等陈俗之见，遍观典籍，跟这种建议相类的，何其之多？

他所能载入史册的《便宜一十八事》，其略言曰：“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细看起来，也多拾人牙慧。

所以不少以今非古的人贬抑他说：其欲匡君定国、通经明道而无管、张之才，非萧、曹、房、杜之流亚乎？

殊不知，这种讥刺太过求全责备了啊！韩非子有言：“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

类似管仲、张良之类的奇才，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人物，如果非要等到他们出现，才认为称心如意，何异于对一个很多天吃不上饭的穷人说：“你不要吃街边的粗茶淡饭，一定要等到珍馐玉馔、美味佳肴来了以后再开口，行吗？”恐怕正常人都会觉得愚蠢可笑。

蒙古铁骑自霸据中原以来，“恣其抟噬，用殄厥世”，百姓早已不堪其苦，便如“百日不食”之人！楚材虽非“粱肉”，但能重整纲纪、救人于难，其用胜于糟糠！

后世那些“务实”而又“勤勉”的为政者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成天大声叫喊“予人粱肉”，而是从小处做起，先看看百姓们有没有赖以为生的“粗粮”！

作者  赵丹阳  文史作家，时评人。微信公号：wuleihua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