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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哭时代
清中叶以降，天地玄黄，沧海横流，敏感的知识分子对国势之江河日下无不心痛如刀绞，而外在的表现则是时不时地大哭一场。易宗夔之《新世说》记录了不少晚清名士的大哭，比之《世说新语》更加深沉哀婉，难言之痛，尽在悲声与泪水之中。
武亿，字虚谷，乾隆时代曾经任山东博山知县。当时和坤当道，搜捕王伦，密派差役进入博山境内，武知道之后将差役捕而杖之，民皆为快。和遂以其任性夺其官。武客居京师，遇洪稚存、黄仲则于天桥酒楼，酒半酣，遂忽左右顾，哭声大作，楼中客骇散去。乾隆末年，正是国力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大多数人陶醉于盛世的欢乐里，而具有诗性的先知则从盛世里看到了“江山惨淡”的内核，故而发出盛世之悲音。洪、黄两个诗人是如此，武氏也是如此。天桥酒楼是一个繁华之极的地方，武氏却于芸芸众生之中放声大哭，眼里哪里有他人所在？面对这种奇怪的哭声，俗人当然就惊讶地逃走了。武亿之哭，乃是自然而然的，他在一个看似和谐的世界上发现了不和谐，所以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他的哭没有丝毫的做作。他在朱学士家里当家庭教师，到了除夕，朱曰：“客中度岁，何以破岑寂？”武曰：“但求醉饱而已。”学士乃馈猪肩二、鸡一、鹜一、蒙古酒一斗，他物称是，皆尽之。问复何求？对曰：“哭。”乃失声大哭。比邻惊问，学士则大笑。武氏是伤心人独有怀抱，他感受到了别人感受不到的苦痛，这种极为个人化的感受无法与他人交流，最后只剩下大哭一场了。在外人看来，他是疯子，因为他在天上看见了深渊。我在为武亿的伤痛而伤痛的同时，也欣赏朱学士对武亿的宽容。学士一笑置之，显然与武亿有会心之处。处于他的身份和地位，他不可能与武亿一样大哭一场，但他见怪而不怪，就显示出极高的修为。如果见怪而怪，那么下一步就是对“怪”的排斥甚至消灭了。从这点来看，朱学士也非等闲之辈。武亿是幸运的，这毕竟是一个拥有痛哭的自由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愤怒，至少可以通过痛哭来表达。
中国人对江山有特殊的观照姿态，从阮藉之穷途末路、大哭而返，一直到晚清人物的悲情忧思，每个时代皆有每个时代人物的伤心之处。清代中后期，国势日下，而最让士人感到恐惧的是文化的衰微，文化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出现了问题，他们的生存也就遇到了危机。这时的文人面对山水的时候，已经不是面对前人所面对的山水，而是面对“这一时代”的山水、隐含了这一时代风云变幻的山水。有“穷孟尝”之称的谢昼，千金缘手尽，还借钱救济他人。他尝登大观台观钱塘江潮，忽思年五十无成，大恸，见者皆笑怪之。我想，谢氏的痛苦不仅仅是事业无成的痛苦，还有他的生活方式被压抑的痛苦。他有与苏东坡一样的“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无奈，更有特定时代无边的绝望：原有的文明正在变得一文不值，不仅不能成为生命的动力，而且成为创造新生活的负担，这真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痛。难怪曹雪芹说：“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比江山之痛更深沉的是人之痛，在扼杀天才的时代里，目睹天才的死亡，是天才最大的痛苦，流下的眼泪是带血的。“陈阮痛哭谭嗣同”一则，字字皆血泪。陈阮与谭嗣同一样，也是湖南湘潭人，他怀才不遇，落拓京华。为诗多幽渺哀怨之音，咏秋海棠，至数十律。然极企羡谭嗣同之为人，尝独立谭公就义之菜市，欷虚凭吊，甚至痛哭不已。我能想象陈阮独立菜市口时的心情，我也想跟他一起痛哭。谭嗣同就义以后，不断有人从功利的角度说谭嗣同不该白白地送死，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们哪里懂得谭嗣同英雄的胸襟。有的事情必须用另一种价值去衡量，“有用”与“无用”在这里显得苍白无力。这个功利的民族，把超功利的死看得轻如鸿毛。这种轻视是这个民族的一大耻辱。究竟什么是死得其所？谭嗣同不是为了谁而死，以他的佛学修为，他早看透了身后的一切，无数的华老栓和华小栓们将津津有味地吃他的人血馒头，对此他知道得清清楚楚。活着或者死去，对他来说不成其为一个问题。“我自横刀向天笑”，除了谭嗣同之外，谁能哭、谁能笑？有陈阮一个知音，谭嗣同死而无撼，何必在意那些苍蝇蚊子的声音呢？陈阮在民国元年有《燕台杂诗》二十首，中有一首云：“弯弯黄月透藜床，辽海悲风万里长。莫叹焦桐音响绝，朝衣谁哭蔡中郎。”自注云：“余少有高世之志，自比管幼安。是时浏阳谭壮飞才学闳肆，心仪其人，戊戌政变死菜市。”寥寥数语，沉郁顿挫，平淡如水，心心相印。谭嗣同与陈阮的心灵沟通，已然超越了俞伯牙与钟子期，他们共同的不仅是“音”，而且是崇高的灵魂；谭嗣同的血与陈阮的泪，同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值得珍惜的瑰宝。
能够大哭，从另一个意义上来看，不也是一种幸福么？假如你生活的时代连值得让你哭的东西都没有，那才是最大的悲哀。回首“大哭时代”，寻觅的不仅仅所一种感觉，而是在不自由的社会中捍卫自由的精神向度。有了这种精神向度，炎黄文明的薪火才得以代代相传，绵绵不绝。
清中叶以降，天地玄黄，沧海横流，敏感的知识分子对国势之江河日下无不心痛如刀绞，而外在的表现则是时不时地大哭一场。易宗夔之《新世说》记录了不少晚清名士的大哭，比之《世说新语》更加深沉哀婉，难言之痛，尽在悲声与泪水之中。
武亿，字虚谷，乾隆时代曾经任山东博山知县。当时和坤当道，搜捕王伦，密派差役进入博山境内，武知道之后将差役捕而杖之，民皆为快。和遂以其任性夺其官。武客居京师，遇洪稚存、黄仲则于天桥酒楼，酒半酣，遂忽左右顾，哭声大作，楼中客骇散去。乾隆末年，正是国力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大多数人陶醉于盛世的欢乐里，而具有诗性的先知则从盛世里看到了“江山惨淡”的内核，故而发出盛世之悲音。洪、黄两个诗人是如此，武氏也是如此。天桥酒楼是一个繁华之极的地方，武氏却于芸芸众生之中放声大哭，眼里哪里有他人所在？面对这种奇怪的哭声，俗人当然就惊讶地逃走了。武亿之哭，乃是自然而然的，他在一个看似和谐的世界上发现了不和谐，所以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他的哭没有丝毫的做作。他在朱学士家里当家庭教师，到了除夕，朱曰：“客中度岁，何以破岑寂？”武曰：“但求醉饱而已。”学士乃馈猪肩二、鸡一、鹜一、蒙古酒一斗，他物称是，皆尽之。问复何求？对曰：“哭。”乃失声大哭。比邻惊问，学士则大笑。武氏是伤心人独有怀抱，他感受到了别人感受不到的苦痛，这种极为个人化的感受无法与他人交流，最后只剩下大哭一场了。在外人看来，他是疯子，因为他在天上看见了深渊。我在为武亿的伤痛而伤痛的同时，也欣赏朱学士对武亿的宽容。学士一笑置之，显然与武亿有会心之处。处于他的身份和地位，他不可能与武亿一样大哭一场，但他见怪而不怪，就显示出极高的修为。如果见怪而怪，那么下一步就是对“怪”的排斥甚至消灭了。从这点来看，朱学士也非等闲之辈。武亿是幸运的，这毕竟是一个拥有痛哭的自由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愤怒，至少可以通过痛哭来表达。
中国人对江山有特殊的观照姿态，从阮藉之穷途末路、大哭而返，一直到晚清人物的悲情忧思，每个时代皆有每个时代人物的伤心之处。清代中后期，国势日下，而最让士人感到恐惧的是文化的衰微，文化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出现了问题，他们的生存也就遇到了危机。这时的文人面对山水的时候，已经不是面对前人所面对的山水，而是面对“这一时代”的山水、隐含了这一时代风云变幻的山水。有“穷孟尝”之称的谢昼，千金缘手尽，还借钱救济他人。他尝登大观台观钱塘江潮，忽思年五十无成，大恸，见者皆笑怪之。我想，谢氏的痛苦不仅仅是事业无成的痛苦，还有他的生活方式被压抑的痛苦。他有与苏东坡一样的“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无奈，更有特定时代无边的绝望：原有的文明正在变得一文不值，不仅不能成为生命的动力，而且成为创造新生活的负担，这真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痛。难怪曹雪芹说：“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比江山之痛更深沉的是人之痛，在扼杀天才的时代里，目睹天才的死亡，是天才最大的痛苦，流下的眼泪是带血的。“陈阮痛哭谭嗣同”一则，字字皆血泪。陈阮与谭嗣同一样，也是湖南湘潭人，他怀才不遇，落拓京华。为诗多幽渺哀怨之音，咏秋海棠，至数十律。然极企羡谭嗣同之为人，尝独立谭公就义之菜市，欷虚凭吊，甚至痛哭不已。我能想象陈阮独立菜市口时的心情，我也想跟他一起痛哭。谭嗣同就义以后，不断有人从功利的角度说谭嗣同不该白白地送死，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们哪里懂得谭嗣同英雄的胸襟。有的事情必须用另一种价值去衡量，“有用”与“无用”在这里显得苍白无力。这个功利的民族，把超功利的死看得轻如鸿毛。这种轻视是这个民族的一大耻辱。究竟什么是死得其所？谭嗣同不是为了谁而死，以他的佛学修为，他早看透了身后的一切，无数的华老栓和华小栓们将津津有味地吃他的人血馒头，对此他知道得清清楚楚。活着或者死去，对他来说不成其为一个问题。“我自横刀向天笑”，除了谭嗣同之外，谁能哭、谁能笑？有陈阮一个知音，谭嗣同死而无撼，何必在意那些苍蝇蚊子的声音呢？陈阮在民国元年有《燕台杂诗》二十首，中有一首云：“弯弯黄月透藜床，辽海悲风万里长。莫叹焦桐音响绝，朝衣谁哭蔡中郎。”自注云：“余少有高世之志，自比管幼安。是时浏阳谭壮飞才学闳肆，心仪其人，戊戌政变死菜市。”寥寥数语，沉郁顿挫，平淡如水，心心相印。谭嗣同与陈阮的心灵沟通，已然超越了俞伯牙与钟子期，他们共同的不仅是“音”，而且是崇高的灵魂；谭嗣同的血与陈阮的泪，同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值得珍惜的瑰宝。
能够大哭，从另一个意义上来看，不也是一种幸福么？假如你生活的时代连值得让你哭的东西都没有，那才是最大的悲哀。回首“大哭时代”，寻觅的不仅仅所一种感觉，而是在不自由的社会中捍卫自由的精神向度。有了这种精神向度，炎黄文明的薪火才得以代代相传，绵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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