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金:怀念在中大USC的美好日子

作者:2744367848  于 2014-12-4 09:03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

怀念在中大USC的美好日子
厦门大学 张小金
2006-07-13

对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大学服务中心,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以下简称USC),我是久闻其名,心向往之。去年冬天,我有幸得到利希慎基金会的资助,到USC访问工作一个月,梦想终于成真。

中心位于风景绝佳的中文大学田家炳楼的8-9层。1963年,一些具有远见卓识而又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的美国学者,冲破种种困难,经过多方努力,在私人基金会的赞助下,在香港建立了这个资料收集和研究中心。到1991年,中心正式移交给中文大学管理。如今,它已经走过40多年历程。

半年过去了,我一直怀念在USC的那些美好日子。

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绝佳的研究环境和独具特色的学术交流活动。

绝佳的研究环境

90年代,我曾经在北大和人大访问过一年半。从我的感觉来说,无论硬件还是软件,USC所提供的研究条件,都是内地不能比的。

我刚到中心,工作人员就发给我位于8层阅览厅南面1号房间的钥匙。打开门,一个小巧精致的工作间立即呈现在眼前。办公桌,电脑,网线,各种研究写作条件齐备。窗外是绿树青山和蓝色海湾,门外就是一排排资料丰富的书架。清静、舒适而方便。这是怎样理想的研究空间啊!这样的小工作间有很多个,中心为居留较长的来访者都配备这样的专用工作间,而临时来访的学者,也都有一个配有网线的开放的小工作台。我回到厦大之后,特别向有关人士推荐这种图书馆模式。

与一般图书馆不同,中心的重点与特色是对于中国的实证研究。这方面它的资料齐全,编排放置科学合理。海内外中国研究的中英文期刊,现代中国研究的中英文书籍,几乎是应有尽有。据说,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当代中国研究文献数据库。其中有许多内地不易见到的海外刊物和书籍。

中心收藏着门类齐全的各种统计年鉴、地方报刊和地方志。其丰富程度,令人惊讶和感叹。比如,在那儿,我见到了来自我的家乡的《吉安市志》,我还发现了吉安县的《富田乡志》和《东固镇志》,那是我少年时代走过和待过的偏远地方,一般人都不知道的。我还发现了福建的一个村的村志——《东岐村志》。甚至我还看到云南一个林场的场志。

由于我去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海外文革研究资料,因此着重注意了中心收藏的文革资料。这方面,中心的收藏那是首屈一指。其中,最宝贵的有当年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报原件和一些复印装订本,美国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和《红卫兵资料续编》几十卷,以及宋永毅先生主编的《文化大革命资料光盘》。我还看到一些文革亲历者在海外出版的回忆录,和一些尚未出版的打印回忆录。我还看到一些地方的文革资料,比如武汉的,云南的,只可惜没有看到江西的。至于大陆和海外出版的文革书籍,无论是中文版的,还是英文和日文版的,这里也是应有尽有。对于文革研究者,那真是一座宝库!
也许值得一说的还有中心为来访学者提供的生活条件。其实,这也是研究环境的一部分。我曾经对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的“小引”中所写的他在中文大学临海的山居的诗意生活羡慕不已,当我在中心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入我住的雅礼宾馆1007房间,推开窗户,看到青山绿树和近在咫尺的大海,才欣喜地发现我们也享受这种海湾山居的待遇。

中心还提供足够的生活费用,使我们能够在物价高昂的香港,过着衣食住行无忧的生活。

不仅这些硬件方面,从软件方面说,USC提供的良好服务和它所营造的浓厚的学术氛围,更是令我难以忘怀。

到中心来查阅资料,不必办什么手续,使用资料和电脑复印机等设备也不需要交费。这里的书籍、报刊全部开架,分类目录标志得清清楚楚,取用自便。为了节省空间,大型书架都是可以轮轨推动的。资料用后可以自己放回原处,也可以放在书桌上,中心工作人员会随时重新整理好。两层阅览厅的边上放置着复印机,每天一上班就开着,随时可以使用。在中心阅览室的一角,还有一小圈沙发,旁边摆着一些新报纸杂志和饮水。每天我们看到中心的工作人员,准时上班,工作井然有序,效率极高。他们对来访学者可以说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你会感觉他们就是自己的左右手。
如果需要使用影像资料和录音资料,只要和工作人员一打招呼,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就会满足你的要求。例如,我在那看了《8,9点钟的太阳》,以及一些民间人士拍摄的关于历史和现实的珍贵的纪录片。之所以不出借光盘,我猜可能是为了防止复制。又例如,我想复制我在中心讲演的录音文件,工作人员也立即为我免费复制了。

中心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和大陆内地的学者来访问。著名学者张鸣就对我说,在这儿他比在北京能见到的人还多。我记得刚到中心不久的一天,人大纪宝成校长率团来中心参观。我告诉他我曾经在人大访问过一年,师从副校长郑杭生教授,算是半个人大校友了。几天后,又有一个北大代表团来访,碰巧我也在北大呆过半年,就和他们进行了交流。

有时候,临时有学者来访,熊主任也会邀集我们一起午餐顺便交流。比如有一次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来中文大学讲学几天,大家就一起进行午餐交流。我记得那天来的还有美国来的著名学者牛犇东。席间,中心的ZH女士谈了刚去台湾观摩大选的见闻,很有收获。

有一天,熊景明介绍我认识斯坦福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沃尔德(Andrew Walder)教授,她告诉我他是研究文革的,泰斗级人物。我与Andrew Walder交流后知道,他是将中心地方志上的有关数据资料输入电脑,建立数据库,然后加以分析。比如,他根据中国上千个县的人口统计资料,经过统计分析发现,文革中死人多的时期并不是造反和动乱的时期,而是“清队”和“一打三反”等时期。我告诉他,对于我们亲历而又独立思考的人来说,这个结论早就是一个“科学假说”。类似的出乎意料的假说我还有不少。对于假说的验证(证明和否定),也许比无假说的一般统计分析,要更加经济一些吧?他还告诉我,这里收集资料比北京更方便。

我们还可以参与中文大学的其他学术活动。比如,我就在邵逸夫堂听了连战的一次讲演,题目是两岸三地新天地——中华民族的新愿景。他提出不要陷在历史悲情中,并且引用金耀基先生的话,要尊重历史,告别历史。我认为有道理。那一次是中文大学授予连战先生荣誉博士学位。有意思的是,4个月之后,厦门大学也授予连战先生荣誉法学博士,连先生在厦大也发表演讲,我觉得在厦大这次现场气氛比在中大那次更加热烈。

中心不仅以良好的硬件设施和良好的服务给来访学者提供了收集和加工学术信息的绝佳条件,而且为来访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创造了良好的平台。

这就是USC令我难以忘怀的两项独具特色的学术交流活动:

午间讲演会和行山

USC每周有1-2次午间讲演会。就是利用午餐午休时间,在中心的小会议室里,由来访学者就自己研究的专题作一小时讲演,然后与听众交流一小时。事前中心会张贴广告并在网上发布通知。到时候,中文大学师生或其他单位有兴趣的人士就会前来。这种研讨会使我想起上世纪哈佛大学著名的午餐研讨会,不知道创始此事的人是否也是受到启发。

我在那一个月期间,当然每次都不放弃这一思想的盛宴。

到中心的第二天我就第一次参加了午间讲演会。那次是李昌平的讲演。上午,中心的郭女士一个个工作间轻轻敲门,询问是否参加讲演会,要否代订午餐。12点我们到场时,在每个座位上已经放好了一个托盘,里面摆着快餐盒饭,外加茶和多维奶饮料。李已经提前到场吃完了饭。开讲前,来者逐个自我介绍,以利于了解和交流。在他讲演时,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听讲。他讲演结束时,我们早已经吃完。于是,听众开始就他的讲演发问,质疑,他一一答疑,然后是一系列的交流和互动。这个模式,以后的讲演会大体一样。

也许是李昌平因为给朱熔基总理写信而成了名人,中心主任关信基先生这天亲自主持讲演会。李可以算得上是个“三农”专家吧,他讲演的内容是解读胡、温新政下的三农政策。讲演中对免除农业税的政策提出批评。讲演后发言热烈,其中反驳的人也不少。有人说,我要是家宝,也不喜欢你。我听说李现在在为香港慈善事业做事,但对于中国的三农问题,他一定还是耿耿于怀的。

与李的讲题相关的,是后几天讲演的来自兰州社科院的张先生。他讲的内容是对1949年后中国农村制度变化进行历史反思,主要是土地制度。他既在政府部门又在科研机构工作过,正派而又深思,对58年大跃进的后果犹有独到的调研。ZH说失望,LI则反对。他认为集体所有也是一种私有,产权清楚,边界清楚,具有排他性。李认为私有化已经被证明行不通,我认为并没有证明。李赞成华西村等做法,集体所有,农民自愿,代理人谈判。ZH认为这种情况前提是有强人。我不以为然,觉得这种做法目前可行,但不是长远目标。讨论、反驳之热烈,现在内地已经罕见。后来X说我们几个人垄断发言不行,要让更多人发言。

劳工问题也是今天中国的热门问题。有天,人民大学的常教授讲中国当前劳工集体行动的动态及对于政府劳工政策的启示。他视野广阔,情况熟悉,讲演联系实际,切中要害。他分析大连某日资企业工人罢工的有理有节和成功。常凯说他马克思主义背景多,还说他在日本遇到不少同样立场的教授。这点我有相同经历和感受。

我向他提的两个问题是:1“文革”后从宪法中取消罢工权,从他的研究立场说,这是进步还是退步。2在国家体制没大动的情况下,他所说的劳工组织力量有否空间。

还有一次是华东政法学院王教授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他的讲演内容丰富而清晰,但观点好像中规中矩。我针对他讲的“我们20年走了人家几百年的路”,问:是否可以一笔抹掉49年前民国的法制建设?针对他提出以推进法制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也问到:推进法治,可以完全独立,不受政治影响吗?司法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是对的好的,但能否全部代替政改?推进宪政法治是不是仅仅是个简单司法改革问题?X问他有关公安的某些腐败,与黑社会合流等问题,他答是为了破案。我不敢苟同。以性产业为例,不得到区域警察的保护,是不可能经营的,不是为破案,是分享利益。他说公布官员嫖倡,没法律根据,为什么普通人不公布。这点我也不尽同意。
曾经留学日本的周女士依据对于基层民众对浙江省政府政策满意度调查研究,作了2005年浙江省政策调研分析。她有大量实证资料,情况熟悉。那天,大名鼎鼎的王绍光也来听。后来他谈到浙江某官员关于税制的想法和做法,称其很有思想。

我自己做了一个关于文革的讲演。去之前,我思考良久,讲什么题目。既要有新意,又不能太过线。一到中心,我就报了题目:从1967年3月我的北京亲历看主流文革叙事的缺失。熊主任不同意,她认为不存在主流叙事,也不主张评论别人的叙事。我意识到自己有个时空错位的问题。海外没有主流叙事,但大陆是有的。于是改为,一个外省红卫兵的北京见闻。

我开始讲了我在北京一周见了三个人的场景。一个是叶剑英的“准女婿”朱成昭;第二个是纪登奎的儿子;第三个是曾庆红的父亲-—曾山。交流时,反驳意见倒不多。不过,在答问时,我还是涉及到对文革的一些颠覆性看法。

中心还有一项有意思的活动是行山,就是周六下午,中心安排我们这些来访学者一起去郊外远足,一般是爬山,香港话叫“行山”。忙碌一周后,到大自然中去放松身心,同时来自不同国度和地区的学者之间也借此交流思想,真是一种极高的享受。

我记得那次参加中心的行山活动,先坐车到大埔窖自然护理区,然后我们沿“蓝路”(中程线路)走了一圈。风景确实不错。路上听熊景明说,在香港只要10分钟就可以到达自然。这真不简单。这次行山也完全改变了我对香港的刻板印象。我以前以为香港全部是高楼大厦水泥森林,看到那么多的山野绿树,知道自己全错了。

那次行山还偶然遇到原来体改所的W。我问,你就是80年代那个著名的W吗?他笑笑说,不是。但从他走路和谈吐,我确信他就是。从他那儿,我听到一些新信息和新观点。他们办了个《香港传真》。他说,转型要付代价,甚至包括动乱,熊立即说不要动乱。W还认为如果搞党内民主,像GMD那样直选也是个办法。同行的还有来中心访问的老外,可惜我的外语太差,不能和她们交流。

还有一次是熊和中大的萧带我们游中大校园。完全依山而建层级而上的中大,特别美。我本来生活在有山有海风景秀美的厦大校园,但还是被中大的美景所迷恋。特别是从我们住处再上几层山阶靠海处的一景,被命名为“天人合一”,真是人间仙境。

还有一些活动,虽然不是学术性的,但我觉得很有收益,使得我对中心有一种家的感觉。

一次是圣诞前夕,中午中心举行圣诞party,关信基先生请客,他太太也来了。熊景明匠心独具地改抽奖为发奖,她针对每个人具体情况分配合适的礼物。她给我的是绿茶和染巾。过后,她还专门找到我,说有一本她朋友写的书也是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接过来一看,是林达所著的《带一本书去巴黎》。熊大姐说,这本书不是专门说文革的,但可以说通篇都在谈文革。我很为她的热心和细心所感动,也非常赞同她的这一观点。

趁关太太教中心姑娘们跳舞的间隙,我单独询问关先生有关政改方案的问题。他当场给我写了一个地址,回去后他又专门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并且打电话给中心的工作人员转告我,让我去中文大学链接的新闻网站上查有关信息和新闻。因为全是英文,我上去后还是没有看好,于是上普通中文网站查看了一下,还是对民主派的观点理解得不甚了了。但我对于关先生的热心和细致还是非常感动。

还有一次,是中心的工作人员张女士邀请我们访问学者和中心同仁一起访问她的新家。那天,我和来自韩国的学者K等人,跟着熊主任、萧今和她们的女儿坐车到将军澳的“蔚蓝湾畔”,一直上到主人的新家57楼。景的确不错,但不大的居室和天文数字的房价也使来自大陆的我感叹。男主人Y在香港做律师,30来岁。夫妻都是大陆人,留学美国回来的。中午的宴会,是在小区租用了一个大宴会厅,自己带去准备好的许多中西餐食品。这让我们能够亲身看到和体会香港人的家居生活,也感受到中心工作人员亲如一家的气氛。这是一般的旅游者和访问学者不可能经历的。回来的路上我们谈到近日大出风头的韩国农民在香港的反世贸游行。X对K说,你为什么不去帮你的农民,他们很可爱啊。K说,韩国政府对农民的补贴已经达到全国教育经费的一半,而韩国教育经费在世界上也在前列。韩国只有7%的农民,如果算劳动力,只有3%,这么高的补贴,韩国农民还不满意。对比中国农民的情况,我只有感慨。我觉得这两天韩国农民的游行示威简直就像是演出。那天的示威出现暴力场面,我看了电视,对香港的警察真是特别地满意。但回来后看到中文大学学生刊物大骂警察,才想到,自己在这儿可能属于右翼观点呢。

由于种种原因,“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海外”的情况,一时还难以改变。我想,未来10年,20年,这种情况一定会改变。我也常常想,世界上那些愿意资助科学事业的人中,有没有人理解到这个研究的意义呢。那些经历文革后来发达起来的国人尤其是企业家中,有没有人愿意建立文革研究的基金呢。如果有这样的人,USC就是他们最好的资助对象。

每个人对于未来都有一些梦。对于我来说,能够再去中心,坐在那些小小的精致的办公室里,阅读别处难以找到的宝贵资料,思考文革和改革,思考中国与世界,思考社会与人生,疲劳时抬头欣赏窗外的大海和青山。那是怎样惬意的生活!那就是我的未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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