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香港独立不是梦

独裁暴政从来不认同谈判和妥协，只相信枪桿子里出政权。以香港之小和中国之大的对照，香港不可能承担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任务。不若独善其身才是自保之道。

佔领中环，四处开花，公民抗命，奋不顾身。在催泪弹之下越战越勇的香港市民，展现了捍卫香港的自由和法治价值的巨大勇气。许多草根市民积极参与其中，甚至一家老小倾巢出动，成为反对北京极权主义统治的主力。传统的泛民政治家包括具有精英气质的「佔中三子」，这一次反倒落在民意后面，他们不再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而是被民众推着往前走。

此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佔领中环运动，不在乎一时的成败，以及具体的诉求能否达成，更为关键的是，在佔中运动中孕育和发酵的本土意识，乃至香港独立的远景，必然会把香港带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纪元。香港独立是香港民主派和大部分民众必须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迈出了这一步则海阔天空、鸟飞鱼跃；而不迈出这一步，香港永远会被共产党牵着鼻子走，普选永远是海市蜃楼。

其实，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正在迅速转变之中，其转变速度比解严后的台湾还要快。二○一四年一月初，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画发佈了电话抽样访问1016名市民的调查结果，受访者三成八自称「香港人」，一成七自称「中国人」，自认「中国人」的比率创歷年新低。

习近平自以为「大国崛起」且大权在握，对内残酷镇压，对外疯狂扩张。在香港政策上，强硬地拒绝港人的普选诉求，命令全国人大这个伪议会通过假普选的方案，宣称「爱国必须爱党」，关闭对话大门，连邓小平时代的那一点遮羞布都不要了。

邓小平发明的「一国两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那时，中国的国力尚不足以抗衡整个西方世界，香港作为亚洲金融和贸易中心，是一只中共看重的「金母鸡」，所以邓小平挤出笑脸来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判，承诺香港回归后仍保有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有的生活方式。成功地诱骗英方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遂落入中共的掌控之中。

邓小平是一个「坏事做绝、谎话说尽」的狠角色：他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的急先锋，致使数百万右派家破人亡，却从不认错道歉；在文革中落马后，他曾写信给毛泽东和华国锋，卑躬屈膝、三跪九叩，保证永不翻案，一旦掌握实权，立即翻云覆雨；胡耀邦和赵紫阳真心诚意地推动改革开放，希望将中国带向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却遭到邓小平这位自我加冕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非法罢黜。所以，邓小平的话从来当不得真，「一国两制」也是如此。

从世界歷史更可清晰地看出，从来没有成功实施的「一国两制」，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专制与民主、独裁与自由、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好像火与冰一样不可相容，绝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之内。二战之后，苏联一开始承诺说，东欧各国可保持原有的民主体制，各国的共产党只是作为多党之中的一党参与竞选。然而，话音刚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迅速在苏联军队的支持下夺取政权，修改宪法，查禁其他政党，消灭异己力量。短短数年间，这些国家相继转型为斯大林模式——共产党一党垄断权力、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苏联甚至直接出兵，血腥镇压了捷克人民追求自由的「布拉格之春」运动。

被直接併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命运则更为悲惨。苏联用暴力铲除了三国原有的民主机制，强力推行共产体制，大肆逮捕三国精英阶层并将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八成客死异乡。以立陶宛为例，从1941-1953有四十四万人逃亡到西方，有十三万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数万人被杀害，总计流失人口七十八万，佔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百年来，英国当局井井有条的殖民统治，为香港缔造了相对自由与富足的局面，故而香港人对中国和亚洲的苦难、动盪和屠杀，多为旁观者心态。中国的大飢荒和文革，香港人感同身受的，是沿江漂流而下的伤痕累累的死尸，以及蜂拥而至的难民潮。而对香港人刺激最大的则是「六四」屠杀，这场屠杀带给香港人的震撼性体验，催生了延续四分之一个世纪至今的维园烛光晚会的悲情。

不过，香港学者叶荫聪指出，仅有这种「借来的悲情」，尚不足以构成香港民主化的基石。相对世界不少曾经经歷过反革命—革命，或殖民—反殖民斗争的地方，香港缺少了一点现代革命的悲剧意识。香港在中国共和革命或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之中，往往是支援基地，或流亡之地。即便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新一波世界民主化潮流中，香港也没有台湾、韩国般的威权统治、白色恐怖乃至民间反抗的歷史。

自我身份认同的模煳，再加上对共产党的歷史及邪恶本质缺乏深刻认识，九七之前，「民主回归」成为港人普遍的幻想。少部分清醒者则移居海外，对共产党「惹不起躲得起」，真正有挺身与之抗衡决心的人，寥寥可数。而「民主回归」这个幻想，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的最终破灭延宕到佔中运动兴起。在如此漫长的时间段内，香港人睡狮不醒，中共却从容佈局，在香港社会的各个要津安插满了一群亲共的「港奸」，完成了对香港的「五花大绑」。在此情形之下，香港人下一步要争取自由和民主，必将付出更为艰鉅的努力和代价。

一般的港人所认识的中港矛盾，只是一些浅层的表象：中国当局放任内地孕妇蜂拥赴港，至少内地孕妇的十七万新生儿耗费了香港在地的医疗资源；自由行每年涌入近两千万人次，香港被漠视文明规则的内地游客佔据，港人的生活质量急遽下降。加上越来越多对于经济事务的干预，威胁香港在商业上的成功。其实，更可怕的是香港的「内地化」、香港原有的自由与法治遗产被侵蚀得残存无几。国民教育的洗脑、二十三条盖世太保法律的紧箍咒以及地下党特首对北京的亦步亦趋，香港就这样从「东方之珠」沦为跟随在北京、上海之后的无足轻重的「小弟弟」。

二○一四年十月一日，中共当局只字不提香港的佔中运动，照样在北京打造太平盛世、万国来朝之假象。而香港特区政府举行的庆典，草木皆兵、草草收场。背对五星红旗以示抗议的学生和市民，远远多于喜形于色的欢庆者。

在双方的紧张对峙中，出现了一群举起「香港独立」标语的港独人士。然而，有若干学生和市民前去遮挡港独标语，声称不能让佔中诉求「失焦」。这种做法宛如当年天安门学运中，学生将用油漆泼洒毛泽东像的湖南三勇士扭送公安机关一样，让亲者痛、仇者快。

独立是香港亟待普及的观念。独立当然需要付出代价，但独立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诉诸人类歷史，有诸多先例可供香港参考。

两百多年前，美洲十三个殖民地，地广人稀，人口不足三百万，却因坚持「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挺身反抗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当时，英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和最富有的政府，而美洲殖民地人民既没有统一的政府、也没有正规的军队。一般的观察家都认为，美洲殖民地对抗英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然而，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战争，美洲殖民地打败了英国，堂堂正正地赢得了独立。

新加坡于一九五九年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一九六五年又被动地脱离马来西亚联邦。那时的新加坡，无论在人口基数还是经济规模上，都无法与香港相比。作为一个蕞尔小国，世界对于新加坡能否存在表示疑问。除了主权纠纷，其他重要的问题包括住宅短缺，缺乏土地与天然资源短缺，失业率当时高达百分之十二。社会主义阵线宣佈进行民主抗争，抵制议会，动乱随时会发生。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如履薄冰，生怕遭到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大强邻的攻击。然而，独立带来的「红利」远远超过政治人物的想像，半个世纪之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水准让马来西亚和印尼望尘莫及，尽管政治民主停滞不前，但新加坡已成为「小而富」的亚洲先进国家。

而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更是一场蝼蚁撼大象的斗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加起来总人口近四百万，远远少于香港的七百万。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三国共同发起「波罗的海之路」人链活动，有五分之一的居民参与，纪念三国同在二战中被苏联非法佔领，追求恢復独立。（后来，台湾本土力量也仿效该活动，发起数百万人参与的「牵手护台湾」）戈尔巴乔夫一度尝试使用武力压制，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二日，苏军开进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克格勃特种部队强行佔领立陶宛电视臺大楼，杀害了十四名立陶宛平民。然而，由于立陶宛群众捨生忘死的抵抗，苏军未能如期佔领议会大楼。紧接着，是国际社会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对武力镇压的齐声谴责，莫斯科被迫将军队撤入兵营。一九九一年年八月十九日，苏联发生「八一九」政变，爱沙尼亚于次日宣佈独立，其他两国紧紧跟上。随后，苏联这个不可一世的巨人轰然倒下，三国以及其他更多被苏联吞併的国家获得了真正的独立。

无论是美洲殖民地，还是新加坡，以及波罗的海三国，这些国家的独立之路都是香港的前车之鑑。独立是香港唯一的出路。共产党万变不离其宗，独裁暴政是其本质，它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谈判、对话和妥协，它只相信「枪桿子里出政权」。而以「香港之小」和「中国之大」的不成比例的对照，香港不可能独自承担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任务。若是当年英国割佔了十个香港，如今十个香港一起点燃烽火，倒有可能让中共顾此失彼、穷于应付。但是，在只有一个小小的香港的情势之下，香港不妨走向独立、独善其身，下一步才有可能对中国的民主化提供帮助。否则，香港必将自身难保、堕入酱缸、万劫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