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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
毛泽东:阶级斗争要持续一百年
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内容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
右派集团22071个;
右倾集团17433个;
反党集团4127个;
定为右派分子3178473人;
列为中右1437562人;
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以上是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内容。
现在的许多中国人对“右派分子”以及他们受到的迫害很少有了解了。
在此转载一篇文章;
甘肃夹边沟:“右派分子”的死亡集中营
1946年出生的杨显惠以他的年龄幸好赶不上反右的年代。他只能当个上山下乡的知青。1965年,只有十九岁的他,刚刚高中毕业,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到一个小宛农场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在这里,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第一次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此后多少年来,夹边沟对于杨显惠,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四十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向他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开始,系列在《上海文学》和《小说界》上连载,引起全国轰动,《上海女人》和《逃亡》获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首届学会奖短篇小说奖(全国读者投票评选)。系列结集时,全国多家出版社竞相争夺出版。后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名为《夹边沟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名为《告别夹边沟》(两者稍为有些不同)。
结果成就一部空前震撼的作品!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有一位八十二岁的夹边沟幸存者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上海学者朱学勤把《夹边沟纪事》看为他“精神年轮”里的三本书中的一本。他说,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他以为还不够。《古拉格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却还没有触及饥荒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那是真正的吃人!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
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文学批评家雷达为《告别夹边沟》作序,标题是〈阴霾里的一道闪电〉。他高度赞扬杨显惠的贡献,认为书中表现的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发人深省。
二
夹边沟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三十里外,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1957年4月,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开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大鸣大放期间因右派言论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
夹边沟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几乎无降水”,这些长年的生态记录一目了然。事实上,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但1957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没有人想及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二千五百人成了饿殍!
根据幸存右派的回忆和杨显惠的调查,1960年春播的时候,有一半的人已经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他是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后来被借调到甘肃进行规划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在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硬栽到他头上。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
就在这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场景:“……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这些“钻沙包”的死者都有亲人啊。古时唐诗有此凄美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其悲情非常动人,但现在这些死去的右派甚至不敢企望得此“享受”!首先,“无定河边骨”生前不管怎样说也是为国捐躯的战士;而自己却已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还有,自己会是千里之外的“深闺梦里人”吗?真不敢有太多的想象。君不闻,“一张大被不可能盖上两个阶级”,许多亲人在高压之下大义灭亲划清界限还唯恐来之不及。不过也有例外。杨显惠书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会政治的上海女人,从遥远的上海赶到夹边沟时,活着的丈夫已经消失了。泪水已干的这位女人非常坚强,抱着对丈夫的一腔忠贞,终于找到连屁股上一点点肉都已不知被谁吃去、干巴得如同剥去了树皮的树干似的丈夫的躯体。这位女人还是“幸运”的,她毕竟将她丈夫的遗骨带回了上海;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
三
自从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问世以来,人们对那个几被历史风尘淹没的惨剧投入了莫大的关注。近年来,有关“夹边沟事件”又撰写了或出版了几部书。如赵旭的《风雪夹边沟》(作家出版社,2002年12月)、钟政的《血泪惊魂夹边沟》(待出版)、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白天(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等等。这些作品,有些更紧贴史实,更具史料价值。如《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是作者历时数载走访了当时夹边沟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档案,掌握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又用了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有些就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如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作者及其丈夫王景超在1957年反右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年大饥荒中,作者总算死里逃生,但她的丈夫却活活饿死在夹边沟劳教农场里。又如写《血泪惊魂夹边沟》的钟政,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他原名提中正,因为和蒋中正重名犯忌而改,打成右派前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记者,今年年近八十了,但血泪惊魂,尚历历在目。
去年6月28日,上海作协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开了一个研讨会,由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主持。赵丽宏指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勇气。《上海文学》之所以从当年发表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到现在为远在甘肃的作家开这次研讨会,一直关注夹边沟那段惨痛历史,目的也在于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不要忽略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那段伤痛。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夹边沟是怎样的呢?
不久前到过的人说,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子,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拆得七七八八。一面将要倾倒的泥砖墙土腥弥漫,向东开的门框犹存,不知何人何年涂在上面的蓝色油漆颜色依旧鲜艳。这就是死在这里的右派后代们所说的“哭墙”。“哭墙”后面,是一些杨树、沙枣树和榆树,这是当年右派们的“劳动成果”,半个世纪过去了,树木已长大成林,一派生机,而种植者的身影已经消失,虽然他们大都没有离开。
翻过土丘,面前是一面斜斜的戈壁,铁青色的黑色沙子静默着,几百年不移动一寸。那面微微突起的沙丘就是“万人坑”,里面“扔”了好多人的尸体。土岭前,一绺一绺的坟墓格外清晰,像是人侧睡的模样,一个挨着一个……
还有必要记住这些吗?
一个强大的声音说:不必了吧!
不远处,一岔路口,就有一面牌子,上面大书“夹边沟渡假村”。真是让人仰天长吁,无话可说。一边是饥饿和死亡,一边是酒足饭饱,歌舞升平。历史和人,反复得耐人寻味。目睹的人说,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舍现在不可以再拆了,连废墟都没有勇气面对和保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不在这里建一座纪念馆,以警示后来者呢?竟然把夹边沟开发建成了一个度假村,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惊讶,并且感到无比的荒谬和耻辱!
我知道,夹边沟这些惨烈的故事,与当下的时尚大相径庭。这是某种人不愿提起,也听不进去的故事。然而,它们与今天的生活难道真的没有一点精神联系了吗?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都不能忘记昨天,因为,关注昨天就是关注今天,关注历史就是关注自己。
夹边沟事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在死亡边缘的右派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明天该轮着谁了,张说轮着我了,李说轮着他了,王说一定是我。当死亡成为唯一的话题,当“脊梁”似的精英一一折断,这个民族还能期望什么?!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吗?
还有这么一个令人无限悲愤的“细节”。由于死亡人数实在太大了,1961年元旦开始,幸存者分期分批给予遣返。但是,农场有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在夹边沟继续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二千多名右派虽然事实上几乎全是饿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就全国来说,夹边沟不过是一个小小点。三年大饥荒或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以现在比较公认的数字计,甘肃饿死了一百万人,安徽是四百万,全国饿死的人口大约是三千万。这不是一堆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啊,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人命!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控诉!不管其原因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还是退一万步来说“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1962年7月,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发生了那个著名的争论。一向对毛非常恭顺的副主席,这次居然“有些动感情”地顶撞了,愤然作色回应:“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中国人敬畏历史。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会无动于衷。夹边沟事件,以及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类似的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段切肤之痛。不单是个人之痛,家族之痛,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当代》刊登杨显惠〈告别夹边沟〉的〈编后〉,2004年1月)
当地传说,现在的高台县明水农场,就在埋葬夹边沟右派的地方,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总会有鬼魂说话的声音。聚集在一起的鬼魂们嘈嘈杂杂说个不停。他们无法在人世间说的话,在另一个世界里可以自由地随便地交谈。躲在黑暗处偷听的人听不真切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一旦有人咳嗽或说话发出了声音,倏忽间,聚谈的鬼魂们便立即转移了,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低低的嘈杂声又重新响起。人们言之确凿。明水农场一位叫宗华的人就说,他自己就曾偷听过鬼魂们的谈话,虽听得不真切,但确实听到了。原来,他们只要躲开活着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言论完全自由,他们谈得兴起,无止无休……
往事无法埋葬。往事不会灰飞烟灭。或迟或早,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