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将军坐牢记

文章是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写的；

我曾千方百计寻找有关迫害我父亲的原始材料。查到的文件登记表明，早在1966年9月就在暗中布置收拾父亲的所谓反党言行了，打印了“关于张爱萍问题”的报告初稿。但奇怪的是在所有有关的档案卷宗中，都未找到该报告的正文。遗失了？或者销毁了？但报告的附件还在，罗织的罪名有：包庇罗瑞卿；同情刘少奇、邓小平；为彭罗陆杨喊冤叫屈；诬蔑“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杨代总长……共18项。这是谁策划谁布置的？作为还在正常工作的总参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的父亲，居然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1967年1月，总参测绘学院造反派组织抄了我们家，并将父亲扣押。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强令马上放人。这又是谁指使的？我查到1967年1月25日，“文革”办公室上面精神的电话记录稿：“把张爱萍问题写个报告，把他的错误讲一讲，他属于反D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我们本来要搞他，因为王（尚荣）雷（英夫）问题就搁下了。请某、某好好研究一下，可叫校、院去搞，先把他放回来。”这就是答案。

 1967年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签名（没说谁）。上面有林彪圈阅。父亲回忆说：“在会上不允许我申辩，我找军委和中央的领导同志。林彪办公室的秘书态度最坏，不仅不转，而且非常粗暴，说你不好好检查，打什么电话！总理那里态度要客气得多，表示会尽快转告。但这些电话没有能够帮助我，反而电话机马上被拆走了。”

 1967年3月8日，批揭反党分子张爱萍的大会正式拉开帷幕。领导者给这个大会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追斗会。这个会一直延续到28日，共追斗了20天。父亲回忆说：“你检讨吧，就喊口号打断你；不开口吧，又说你是顽抗。这哪里是党的会议？”

 父亲那天的检查稿至今仍留在家中，面对那发黄的稿纸，我唏吁中已。父亲首先对批判他表态：“我拥护总参党委把我作为批判的决定。同志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促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保持革命晚节。”然后是对彭罗陆杨问题表态，最后是对本单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表态。但这有用吗？

 就在父亲检讨这天，3月8日，叶群收到转林副主席的信：“现将张爱萍的反党言行、信件、在文件上的批语等反党材料选印一若干份呈上，请阅示。现送上两份，请林副主席批呈主席一份。此致敬礼！”材料列举的罪状共有10条，一反毛主席，二彭黄反党集团漏网分子，三反林副主席，不同意在核试验基地修建林副主席纪念亭，四对批判彭罗陆杨不积极，五主张部院合并，六主张撤销防空军和公安军……

 第二天，林办接到电话，问对送上的信有什么精神？再是请转告叶群同志，要求尽快解除张爱萍的职务，停职反省。又是他，迫不及待了。果然叶群马上批示：“尽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当天叶群把批示就传回来了。总参3月9日的电话记录：“传达首长指示，以党委名义写一个报告。根据张爱萍错误严重程度和态度恶劣的情况，会议一致要求，建议将张爱萍停职反省。这事，首长同叶群同志讲过。叶群同志说，很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

 3月10日总参上送《关于张爱萍反省的请示》：“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

 3月16日林彪批示：“呈主席阅。”

 两个半月后，毛泽东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5月30日。

 周恩来批：“周恩来已阅”（没有注明时间）。

 什么意思？他们同意了吗？不好说；那他们不同意？也不好说。父亲停职后，每日的“功课”就是被拉去批斗。总参、总政、空军、海军、国防科委以及下属的各科研院所；有斗他个人的，也有陪绑的，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彭真……有关的无关的。父亲说：“开始我还注意听听，都是些言之无物的东西，就由得他说吧。被斗的没有哪个服气的，我印象中，彭老总的头总是昂着，那些人整他就更凶。所谓搞你喷气式，就是把你的胳膊拧到背后向向上抬，逼迫你弯腰低头。”通常是一早被押走，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喷气式”和挂“黑牌子”无情地损伤他的身体。父亲左臂负过伤，每次批斗都被人强拧着。一次他终于大汗淋漓昏倒在地上了。空军的一个干部将他扶到后台，给他水喝。父亲说：“我没有能问他的逸闻，但我很感激他。”

 妈妈说：“成天提心吊胆的。只是，人的承爱能力往往连自己都会吃惊。后来摸出点规律。一般都是清晨4点，警笛的怪叫声一响，就知道来抓人了。赶紧弄些吃的，否则一天下来，人都虚脱了。只要人能回来，就是好的。”

 但有一天，父亲没有能够回来。

 1967年3月29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的报告上送。林彪批：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两人都没有注明时间）

 1967年12月14日。在伪苏州反省院档案中，查到一个叫张瑞的人写过自首书。又是这位领导人批示：“这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应立即派得力的同志去追查清楚。并将此件送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12月18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他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还有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

 1967年12月26日，父亲被宣布正式逮捕。12月28日，林彪指示：呈主席批示。毛泽东圈阅。两个月后，苏州传来消息，张瑞不是张爱萍。好在此时已经把张爱萍关押入狱了，接着长达五年的铁窗。

父亲回忆：“借口支走你妈妈，专案组就来了，蒙上我的眼睛。车子绕了很久，解下蒙布，是一间潮湿的小黑屋。我不知道是在哪里。有一块床板，一张小凳，窗户都糊上了，灯老是亮着，皮带、鞋带都没收了，走路要提着裤子，睡觉脸要朝外，坐着要双手抱膝。门上有个小洞，外面蒙块黑布，便于向里观察。一人两个碗，开饭时从门底的洞递出去。上厕所要提前报告，有时来不及了，屎尿就拉到裤子里。除了提审就是写交代材料。”

父亲说：“这一夜，我眼泪一直在流。天亮了，枕头全打湿了。斗罗瑞卿，是用箩筐抬上来的，一个人上去就打他耳光，把他打趴在地上，绷带撒了一地。他拖着一条断腿在地上爬。我当时就把拳头攥起来，你敢上来，老子就要打你！但现在我很绝望。我想不通，究竟做了什么坏事，会落到这步田地。”“我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坐过租界里的英国巡捕房，流血负伤不下十几次，不论怎样困难，我从未流过泪。参加革命以来，从来都是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在我的戎马生涯中只打过一次败仗，中了敌人的埋伏。毛泽东知道了，还鼓励我说，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你们都知道的有一首歌，唱的是我把党来比母亲。我实在是想不通，在战争年代，打了败仗，尚可原谅，而今天，为什么就非置我于死地呢？”

 转瞬间，1970年的春节要到了。父亲被关押已经整整三个年头了。这一天来了一群着国防绿的军人，他们交过来一包衣服，是父亲的！他在哪儿？为什么带回这些？来的一大群人都像泥塑似的沉默，只有一个说了一句话：“签字！”他们拿了收据转身齐刷刷地走了。

 这是一包发霉腐烂的脏衣服，汗衫已经变黑，千疮百孔。在一件大衣袖口的破缝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纸卷，是爸爸带出来的，再找，又翻出一些，总共有20来卷吧，都是写在报纸的白边上的，大小不一，我们一幅幅地拼起来，慢慢看懂了里面的意思，这是一篇《绝命书》，全文如下：我现在被关在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一间黑屋子里。看管得很严。现在是冒着危险给你们写信，还不知能不能送到你们手里。不管能不能我都要写。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入党问题和特务问题。他们说达县党是1930年建立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张、戴也是1930年入党的。因此我1928年由张、戴介绍入党是假的。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不是党员（这就怪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退D的），他们都不承认和我发生过党的关系，也没有介绍我参加红14军和到中央苏区去。其他的证人找不到。究竟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们怀疑我是国民党或特务组织高潮让我混入党内、军内的。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真叫人哭笑不得。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愿接受任何处分。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或其他反革命组织。也不是怀有破坏党和革命的反革命目的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

 他们说，我受伤住进上海医院后，院长（日本特务）把我拉入了特务组织，或者让我承担了特务交给的任务，然后才送我到中央苏区的。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同日本人交谈过，更未参加什么组织，接受什么任务。我无法承认。我说他们的说法是推论，没有事实，没有证据。他们说我不老实，不坦白交代，抗拒到底。

 父亲20天爬在床上写了25000多字的申诉（交代）。错的承认，罪责承担，不对的正面说清情况及道理。不知能不能起到点作用？也许还要拉出去斗争，还不知是怎样个结局？！要实事求是，我是不应该被监禁的。我不是特务，没有反党、反革命的思想议论和行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工作中的错误是有的，并且有的很严重。但总不应该关起来哟。我几次要求上级来人给我谈话，就是没有人来。只有专案组的以群众名义来审、来定，态度恶劣、蛮横。如不承认（我又无法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抗拒到底死不悔改。很可能要判无期或死刑。如能经陈（毅）总转告总理，在做决定之前，中央派人还听我的申诉，或许还有效，或许还有救。我知道这很难，也不知道陈（毅）总、总理现在怎么样了！

 冤情难诉，证人不予证明，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了！看来问题得不到解决了。悲惨的命运，只好背到无期或死刑去了。我也不怨。只是女儿的那句话“爸爸，我们还有出头的日子吗？”常在耳边回响。泪水不禁滚滚百出。苦了累了你们一生！

 你们应该在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奋发向上，挣个出头的日子。不要管我的死活。孩子们要把妈妈照顾好。我对她愧痛最深！你们大的要关心小的，帮助小的成长。我未能把你们培育成人，反辱你们终生，愧痛万分，死不瞑目。要把身体搞好，经受磨炼。

 还有一些零星的纸条，上面写着：“日夜唯一痛苦的是累了你们，日夜怀念你们的下落和健康。要是有法知道你们真是都很安健，可减轻我的一些痛苦。”“衔冤情，无处张。受凌辱，身名戕。殃及妻儿女，愧痛难当！”“如果家人宣布脱离关系，可能会有好的前途。”

 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从内容和留在报纸边角上的日期判断，可能是在1968年1月至4月。啊，已经整整过去两年了。

 父亲回忆“文革”：“不管是追斗会还是批判会，光凭喊喊叫叫是不行的，要置一个人于死地，要他永世不得翻身，只有把他和境外的敌人联系在一起。因此专门制造罪状的机构就产生了，这就是专案组。”父亲专案组组长由总部一级领导人担任，后由军委办事组成员兼任。下设专案办公室，负责具体审问、调查工作。

 1968年1月6日，专案组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总部领导人和吴法宪将这份报告批呈上送，他亲笔写道：“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1926年入团和1928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1930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他和吴的签名），1月7日”

 罪行之二是日本特务。父亲在关押期间藏在衣袖里夹带回的条子中，有一张就写道：“他们非要我承认是王连举。王连举是谁？莫名其妙！”（王连举是《红灯记》中的叛徒）

 1968年1月8日至22日，连续进行了15次突击审讯。专案组采取拖长审讯时间、罚站、连续突审等办法。但审讯无果。1968年2月，他们决定从彭丰根突破，只要彭丰根写就放他回家。彭丰根就写了把张爱萍介绍进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但是张爱萍是1930年入院的，而福民医院是特务机关是1933年至1937年的事。而且彭丰根供词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只承认张爱萍被拉入特务组织。这就奇怪了，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将彭丰根1933年出卖情报提前到1930年。而上海市公安局拖下来了。命不该绝，19天后，总部那个负责人突然被逮捕。据说去现场逮捕他的就是和他一起签名上报对我父亲关押审查的吴法宪，真是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

 罪行之三通敌。1968年3月11日、12日，6月27日开始第26、27、28次审讯。3月11日那次审讯，从下午2点一直审到次日凌晨4点，长达14个小时。

 我相信，父亲所受的苦难，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肯定有人比父亲遭受的折磨更加残酷，肯定有比审讯父亲的这个专案组更加罪恶的审案组织。这种做法，在党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据，但它确实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

 父亲回忆：“在那间小屋里，顶上窗子糊的纸的破了，一线阳光透进来。每天，我就随着这缕光线移动，直到它消失掉。”在与世隔绝的五年中，这是他每天的功课。“一天，我突然听到喇叭里高喊打倒什么人，听不太清，好像是我很熟悉的什么人，谁又倒台了？我又能发现看守的小战士在屋外写大批判稿，一边嘴里叨叨咕咕念着。送饭时，我问他，你在批判谁？小战士说：你不认识？这个人，你应该很熟悉嘛！我记住了这个日子，1968年3月24日。我可能有希望了。”“我已经死了的心，又燃起来了，毛主席还是不允许这些人胡作非为的，党中央还是能看见发生的一切的。”

 父亲写道：“在软禁我将近一年后，又将我监禁起来快8个月了！革命40多年，竟背个反革命罪名下场！精神上真是痛苦极了！在监禁中受尽了折磨！恐怕许多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也没有遭到这样虐待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林副主席啊！周总理啊！党中央啊！我向您们保证：我的确不是特务反革命分子！我既未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特务活动，也从未接受过任何特务的授意和参加任何特务组织。我跟随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几十年的实际斗争中，我未做过一件破坏党，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勾当。如果查出我是特务或做过任何反革命勾当，我甘愿接受任何严厉的制裁！可是总参已把我监禁7个月了！真是苦恼极了！我请求释放出狱，到任何艰苦危险的实际中去长期考察和改造，以期赎我所犯的罪过。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待罪人张爱萍1968年7月13日狱中”

 专案组批示：张爱萍主动写了一个企图翻案的材料。我不知道这些信最后会送到哪里，但我相信，无论送到哪里都改变不了父亲的命运。林彪在3月24日大会上讲话：“……比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账，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这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

 林彪终于把事情的缘由说清楚了。没有更高层的默许，仅凭着同级党委的能量，是没有可能扳倒像我父亲这样数量级人物的。父亲回忆：“近一年来再没有审问过，要改变是很难了，这是天命！”“时代坎坷，生明济灭，悔没有早死。”：“早知今日，何不当年战死沙场！”“今古奇称绝，强加之罪，坐任鬓如雪。”父亲不断写下这些让人肚肠撕裂的诗句。他，万念俱灰。一个声音救了他。“一天夜里，突然听到牢房外传来哭喊的声音，声嘶力竭，毛主席啊，你饶了我吧，我没有反你啊，我给您老人家下跪了……”父亲说，“我听得出来，是陈外欧（1929年参加革命，国家测绘总局首任局长，中央军委测绘局局长兼测绘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的声音，他怎么了？难道他疯了？我一下清醒了！我不能这样下去，无论如何不能！我不能疯，我必须活下去！像正常的人那样活下去。自己现在这种状态是危险的。精神被整垮了，疯了，人就彻底完了，与死无异，而且更加屈辱。我必须从痛苦中走出来，为了自己，也为了你们。”在他夹带的纸条上写：“咬紧牙关，战胜屈辱，自力更生，顽强磨炼，奋发图强，方成好汉。”“站着死不跪着生！”下笔的用力，把纸片上戳得满是窟窿。

 父亲说：“我要求自己再也不去想什么假党员、特务一类的东西。那是你们的事，你们有本事就替我去搞清楚吧！”“面壁这个笼子，我能做什么呢？我想，我该去背诗。”“你们可以囚禁我的身体，但我的思想，我的意志，你们囚禁不了！”文革结束后，妈妈把父亲在狱中背下的诗一一记录下来，汇成一本诗集出版，题名《纪事篇》。

 1971年转眼到了秋天，父亲突然收到家中带来的包裹。他老泪纵横。伙食也改善了，给他碗里放了三个包子。父亲说：“我太久没有吃饱过了，狼吞虎咽的一下子就全吃完了。我问能不能再给一个吃？那个战士斜眼看了一下说，你就不怕撑死啊！又给了我一个。我吃了一半就再也吃不下去了，看来他说得对，是会撑死的。”联系到报纸版面的变化，父亲看出来了，林彪的名字不见了，而且他的那个班底也都不见了，一天，两天……好久都不出来了。父亲说：“他们完蛋了，但我想不到他居然会这样的死掉。”

 我们决定给总理写申诉信。又怎么才能与以高层沟通呢？叶帅主持军委工作，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见到他，弟弟说有个王震，帮助过不少老干部疏通斡旋，政治上根子很深。弟弟不知从什么地方剪了张王震的照片，还打听到他住在小西天对在的一个胡同里。一大早，弟弟就到他家附近蹲坑。果然一辆上海牌轿车开进来，钻进一扇大铁门。约摸7点多钟，大门又打开了，车出来，按照片一对，没错，就是王震！第二天一早上班前，我们陪妈妈敲开了王震家的大门，他的秘书伍绍祖正在水池子边刷牙，一听我们的身份，立马通报。王震在吃早饭，一见，就握住我们的手说道：“张爱萍同志啊！我认识的，他是个好同志。”“这样吧，你们写个信，做个检讨，总得给老人家一个台阶下嘛。选宁（叶帅之子）常来我这里，先递给叶帅，于由叶帅递给总理。你们看，这样行吗？”

 1972年3月31日，周总理在我们的申诉信上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如需治疗可送阜外医院。”

 1972年4月7日，在卫戍区北新桥小院，我们见到了满头稀疏白发的父亲。父亲忘记了说话，忘记了笑。

 1972年11月22日，周恩来批准父亲解除监护。

 1975年10月7日，中央专案组第三办公室做出关于张爱萍同志的审查结论：“根据中央军委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于1967年12月25日（本来抓进去是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他们一定要写25日，随他们便吧）监护审查，1972年11月解除监护。经调查核实，张爱萍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周恩来批准了这个结论。

 宣读了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父亲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父亲说：“强盗把你抓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