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官运亨通的都是瞎忙乎没有好下场

林彪最典型，没有文革，就不会空前绝后地将他这位接班人写进党章，可他却因此成为文革后期大批判的主要靶子，可见，如果没有林彪这位因文革而成为第二号的人物，文革的后一半内容就是空白，起码应该完全改写。换句话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林彪的地位，没有林彪的地位，就没有批林，没有席卷全国的批林，文革的后半部分又从何谈起?林彪事件，彻底颠覆了文革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为文革敲响了丧钟。如此这般，文革岂不是自己折腾自己、自己给自己制造事端、自己给自己添堵么?

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因文革而成为政治明星。1966年，在文革的进军大会—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在文革的庆功大会—中共九大上，他更位列第四，显赫一时。但好景不长，1970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顷刻间成为反面人物，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审查陈伯达。随后，批陈整风在全国如火如荼，他竟成了“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文革明明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因此还永远开除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党籍，可却把另一个更老牌的“反共分子”“叛徒”“特务”捧上了天，还当上领导文革的小组组长，你说文革是不是瞎忙乎?有人会说，正是因为文革，才让这样的人暴露出来。可没有文革，他哪来的那么大的本事?既当不上常委，也不会任什么组长，批陈整风这一文革的重要内容也就不存在了。批判一个部长、笔杆子、政治秘书，何需动用那么大规模的力量?

王力、关锋、戚本禹，所谓王关戚反党集团，都是中央文革的要员，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文革前，王力只是个副部长、关锋只在那里舞文弄墨、戚本禹只是个小干部，最多也就因当了笔杆子而受到青睐而已。戚本禹正是因文革而高升的，比王力、关锋的风头还劲还足。他们为文革摇旗呐喊，为文革不惜鞍前马后，但正因为文革才被投入大牢，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已落马，成为文革最初的一拨替罪羊。没有文革，王关戚从何而来?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文革初期号称“五大学生领袖”，叱咤风云，为文革的星火燎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完全是文革造就的一拨人马。尤其聂元梓，根本不是什么学生，而是从延安一路走过来的老革命，她写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吹响了文革的进军号角，是文革的大功臣。既然如此，文革本该厚待他们，但早在林彪事件之前，他们就相继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随后便销声匿迹了。他们因文革而起，但在文革风头正健时却被文革的巨浪所无情吞没。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出文革为哪般?为了造反?他们带头造了，却因此倒了大霉!为了培养接班人?他们红得发紫，紧跟时代潮流，领袖挥手他们前进，却因而成为阶下囚!为了教育革命?他们还没轮上，就被彻底抛弃了!为了夺走资派的权?他们夺了，可刚掌了几天权，就连普通人都做不成了。只能说，他们是一群文革瞎折腾的最好证明。

1967年9月8日毛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名作《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从此，一个波及全国各地各单位的“五一六”分子的分子的罪名出台，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全国大规模地深入清查“五一六”运动。在这场文革运动中的运动里，大量的人被揪出、大量的人被关押、大量的人被批判，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受了又一次痛苦和灾难，而这些人大多是文革初期的运动积极分子。最吊诡的是，最早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组长是陈伯达，九届二中全会后，他却被指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后台，孰真孰假?

从王、关、戚到“五大学生领袖”一直到“五一六”分子，这些积极投身文革的红色闯将们，是身体力行的文革理念的实践者、诠释者，却一一遭到文革的清洗，远不如那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所谓走资派在林彪事件后相继复出，不是官复原职，就是更升一级，邓最典型，连罗瑞卿都被解放，连贺龙都被平反，但文革的马前卒们在文革期间却一直被关押、被劳改、被审查，始终无翻身之日。可见，文革在造就培育红色人才方面也是一笔糊涂账，一无所获。而四人帮、迟群、谢静宜、王秀珍等等，在华国锋当政后也以文革胜利的标志将他们一并拿获，最终做了文革的殉葬品。记住，华国锋可不是邓小平，他也是因文革而发达的，以他出面粉碎这些人，只能证明这并非文革前政治势力的反扑，而是文革的自我否定，白白闹腾了一场。（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