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30年学苏联，后20年学美国，现在政治上要学东欧吗

新中国成立的60年是前30年学苏联，后20年学美国的各种流派，现在在政治上是不是要进入学东欧阶段。

现在东欧国家主流价值基本上有两个纬度：一个是和1945年以前的传统对接，一个是与母体的欧洲文化对接。

 比苏联剧变早两年的东欧，虽然目前与中国的国家关系还算正常，但是却显得比较隔膜。对于他们的经济转轨过程，中国人一向偏重于负面报道，说东欧受西方“和平演变”的“忽悠”吃了大亏。

 剧变后的东欧，被中国形容为：“糟政府、烂社会、议会就像马戏团；分企业、卖银行、民族国家全卖光，到处是一派乱糟糟的无序民主”。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的报刊使用了“东欧陷落”、“东欧贫血症”、“东欧遭遇滑铁卢”等耸人听闻的字眼，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的心态，似乎是为了证明中国先经济改革而后政治体制改革的英明。

 对于“乱糟糟的民主”，东欧诸国的国民看法与我们很不同，他们承认议会政治有毛病，但一切矛盾可以公开，这本身就是一种“常规化”的表现。比起旧体制 “高度一致”、报喜不报忧的传统，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无疑是一种进步。而且他们认为，民主从来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民主最大的贡献就是让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群体在议会这个公共平台上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博弈，大家都使明的不使暗的。

在这些国家的议会里，常常可以看见议员们在打架，有人就说民主太乱了，其实这只不过是转型国家政治发展的必经的过程。更何况公开的博弈形式哪怕再不雅观，也比任何秘密政治要好，因为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没有阳光的角落不知道会滋长出什么东西。朝鲜倒是挺一致的，但是没有一个东欧人愿意选择这样无选择的“一致”，否则极左派早已成为第一大党了。

 至于分企业、卖银行，只要分得公平、卖得透明，那就是工会和民众的自我选择，比过去苏式计划经济的强制性合作要强得多，也比该国共产党的黑箱操作、权钱交易强得多。卖掉，也许不一定是最佳方案，而且批评声音一直不断，但这是全民参与的博弈过程，配合气氛始终占主导，没有出现过倒退与动荡。

 东欧的民众说：“过去那种‘领袖们’向‘普通老百姓’指导应当如何生活的时代结束了，在20世纪，那些人打着‘帮助普通老百姓’的旗号，施行了最恶劣的专政。”这种家长式的管制方式，也许的确带来过“需要叩谢皇恩”的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并没有阻挡人们对自由的渴望。谁都知道东欧的“天鹅绒革命”是千百万民众自发参与的结果，尽管他们对经济转轨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尽管“剧变后没有实现他们的所有梦想”，他们有抱怨，有怀旧，但是鲜有要倒退回去的意愿。

 总体来讲，1989年东欧民众反体制的四大基石：非苏化、私有化、非军事化、亲西方化，是有社会共识的，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20年的转轨，左右轮流坐庄，各轮了两三次，在这一点上没有动摇。也就是说，东欧人不喜欢被“代表”，他们的选举文化证明了自己对模式的偏好，这恐怕才是最真实的感受。

如果谈到经验，要说有什么共性的话，那就是除了经济转轨适应具体环境要具体考虑外，东欧各国认为有几点很重要：社会共识，社会建构，人文精神。

 具有社会共识非常重要，而且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共识的重要性怎么估量都不过分。有一个全民族认可的主流价值，直接影响着转型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和社会稳定。它是需要大智慧、大平台的，有共识国家就不会乱，有共识社会就不会散，有共识就有希望，而没有了这一点就容易形成社会动荡和黑社会的“丛林化”局面。

 东欧国家主流价值基本上有两个纬度：一个是和1945年以前的传统对接，一个是与母体的欧洲文化对接。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建立 “共同的欧洲家园”，重返我们的“欧洲的价值”，他们不承认1945年是真正的解放，认为那仅仅是更换了占领者，而1989年才是二战真正的结束。

 第二条经验就是把“社会建构”放在重要的位置。有人说，新中国成立的60年是“前30年学苏联，后20年学美国的各种流派，现在正进入第三个阶段，学欧洲。学习欧洲的多层治理，学习欧洲的社会保障，学习欧洲的和谐与道义，学习欧洲的社会现代化”。不管这个说法准确与否，但转轨国家积累的社会转型经验值得借鉴。人们往往注意到政治制度和经济转轨这些显性的因素，而忽略社会建构，其实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前者。

 东欧已经从“社会-国家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下脱离出来，从转轨初期的工会不像工会、政党不像政党、公益组织不像公益组织发展到现在明确的“三分天下”。它改变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变“政治化的国家”为“社会化的国家”，使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变为相互依存的平衡关系，形成一种内在性的社会建构。在当今的社会，“国家无所不能”的时代结束，“强政府”时代结束，政府的频繁更换，使它从原来与国家重合的身份中剥离出来，入盟后更带来了“国家虚拟化”、“国家弱化”和“去权威化”的思潮，国家的控制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都大大减弱。要想不出现“丛林化”和“无序化”的局面，让各类自治类型组织填补政府所承担的功能非常重要。

 公民参与介入各种社会组织，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解决社会保障和各类问题，最典型的是工会在转轨后得到重生。工会经历组织碎片化过程后目前彻底转变，出现了工会多元主义。欧洲工会联合会要求，雇员少于50人的，没有工会代表的单位必须成立工人工作委员会。社会契约和三方机制协议在控制工作条件方面是有效的，值得我们借鉴。社会机制与社会组织发育相对良好，成为国家与民间之间的桥梁，能够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维体制中承担相当的责任。教会、NGO、行业协会、利益成员组织各司其责，即监督政府又制衡市场，各种利益可以在社会的平台上沟通，使政府养成在议论纷纷中执政的心态。

 剧变以后东欧国家的NGO都在呈几何数般地增长，且资金来源复杂化和价值取向个性化。国家政治之外的力量强大，社会团体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它的自我建构、自我修复能力增强。别看今天游行示威，明天政府危机，社会的弹性机制良好，决不是我们想象的天下大乱局面，形成了社会的有机性和天然层级结构。东欧的社会是一种复合性主体，每一个社会结构都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由于自治社会存在，政治民主化的难度和风险要小得多。

 与国家层面的政治冷漠相反，社会层面的直接民主大行其道是目前的一个特点，即政党衰落，社会组织兴起。主要特点有：政党大多数党员对党内政治和决策的影响力十分有限，政党的代表性不足；党派制度的狭隘性和意识形态说教性过时；政党与政党的差异在逐步缩小，有趋同的倾向；政党改革的原始动力不足，党内的领导怕政党改革动摇自己的领导地位，政党内部交流很少，在政治活动中忽视了党员的利益，开始走下坡路。而社区中依靠民间自身的力量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成为一种新气象。人们不再像过去一样靠参加某一个政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单一的核心价值已丧失魅力。

剧变后的东欧总体来说并不太富裕，民众满意度也不尽相同，但是却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比如在物质达到一定水平以后，鼓励人们多花点时间思考：什么是“较高的生活质量”？对人类而言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人类具有一些共同的原始点，在权力与市场的夹击下如何做到增进团结、消除矛盾、协调社会？怎样提升公共道德？

东欧经济发展速度虽快于老欧洲，慢于中国，但是比较悠闲和均衡。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过去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国家强力，从人民剥夺财富、资源和自由来获取满足国家行为的现代化是错误的。而现在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将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它们的提法是，不拜倒在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旗下，坚持超越的信念，保留人类的精神家园。

（转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