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九大风云人物陈伯达

陈伯达等所谓革命，其实就是抢劫。

当年，红卫兵抄家抄来的贵重物品都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据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披露：有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后，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康生等人在挑东西。仅林彪、叶群就拿走文物字画1858幅，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唱片1083张。

陈伯达堪称是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钱杏村）藏书甚丰，50年代曾捐了80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阿英的书房，陈毅、郭沫若去看过，陈伯达、康生也去看过、借过书。文革抄家风起，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就宣布陈、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阿英的藏书因此未被毁掉。但到了1968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

康生更是抄家物资的蒐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红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龙云、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康生将一心腹召去，指示他带人先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后来象征性地付点钱，比如汉朝蔡邕书写的石经的宋代拓本，他付10元，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付5元。另一幅宋画，他看了爱不释手，于是掏出一毛钱，说“这幅画我买了”，就拿走了。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11件）、林彪（11件）、康生夫妇（8件）、江青（3件）等等。

一面在台上摆出一副十足的革命架势，拚命煽动“横扫四旧”，一面却在台下中饱私囊，大肆侵吞攫取文物字画，这就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嘴脸。可见，他们信誓旦旦鼓噪的所谓革命，不过是忽悠民众的政治把戏。

1970年，陈伯达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

叛徒罪名后面紧跟着“特务”帽子，由于是“御赐”，直到文革后仍难以取消，却找不着上下级组织，成为一个“特务单干户”，类似于饶漱石的“单干反党分子”。

另外一顶帽子“托派”，则是源于陈伯达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中山大学大批同学曾由于反王明、米夫被打成托派，陈因此扯上托派嫌疑。此外，解放初陈伯达陪同毛泽东访苏后回国，途径东北曾短暂停留，帮高岗修改文章。陈伯达倒台后，“高饶反党集团分子”这顶帽子也就顺便落在了头上。

晚年陈伯达在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曾不胜感慨地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

陈伯达素以“小小老百姓”自谦，然而他在掌握生杀予夺大权之时，干下了不少坏事。仅是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整理发动文革的“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文化革命”名称的提出，就足以让他难以脱卸对文革的责任。何况他还与导致近3000人死亡的“冀东党”冤案难脱干系。陈伯达在晚年回忆中认为，自己最大的问题是提出所谓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即“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斗刘少奇、陆定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手制造出“冀东冤案”……

陈伯达没下庐山就被监控起来。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闭幕，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1970年10月18日，陈伯达被正式拘押。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批判正等待着他。陈伯达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是戴着“反党分子”、“托派”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帽子。

毛泽东本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位跟随自己31年的“笔杆子”呢? 1971年3月，毛泽东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转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