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蒋介石身边的共谍的巨大能量，全是扯淡

自30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有关刘斐与中共建立有秘密关系的情况，近年所传甚广，但根据并不充分。

　　依所见文献档案资料，尚未发现刘在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故笔者倾向于相信刘斐自己的回忆。刘自认为1949年在香港参加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宣告脱离国民党之后，被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使“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包括曾经有意加入共产党，1948年受命执掌东北军事大权的卫立煌和身为共产党员的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汪德昭，辽沈战役期间也都没有资料能够证实他们曾经与中共暗通款曲。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员多为单线联系，或为长期潜伏的目的相当时间内不发生联系，这都造成一些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并未直接在1948～1949年的两党战略决战中发挥作用。当然，这时在国民党内向中共传送情报者为数不少，但他们大多都是由中共各地组织策动或牵线，如汪维恒、张权、史永等等，所在部门和职务不特别重要，故其情报的价值也较为有限。

　　关于中共情报工作之神奇，明显地被一些纪实文学之类的读物和海外的国民党人所夸大了。如黄仁柯在《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一书中称汪维恒是潜伏在军政部部长陈诚身边的军需署长，1948年5～6月到河北、东北视察后即将河北、东北独立团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兵员实力、驻地部署等绝密情报交给了共产党，使共产党预先了解到东北国民党军的情况一说，就有所不实。实际上汪早在1924年就加入中共，后虽担任过西北五省军需局少将局长，但在辽沈战役前就离开军界，就任上海财政局长等职。且即使汪有所谓向共产党提供河北、东北团以上部队番号等情报之事，在当时也丝毫不是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因为长春、沈阳被围后国民党守军的情况中共方面早就一清二楚。至于书中所说张权传送情报一事同样有传奇色彩。迄今为止，就连张权此时的身份为何亦是众说纷纭。有说他是联勤总部视察员，有说他是太湖警备区警备司令和总后勤部中将视察员，有说他是国防部中将部员闲职，也有说他是黄河以西警备副司令的。至于张窃取情报一事，有说他在淮海战役进行中窃取了参谋本部作战地图，有说他是在解放军渡江前调查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江防情况绘制成图交给中共地下党，有说他两者都做了。而实际上，国民政府这时既没有参谋本部，也没有总后勤部。究竟事实如何，尚须研究。

　　说内战爆发后在情报方面对中共军事上帮助最大的，理当是郭汝瑰。郭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以代旅长的身份参加过淞沪抗战，以暂五师师长身份参加过第三次长沙会战，并因有勇有谋而被陈诚看中，先后升任第五十四军参谋长、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乃至于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第三厅厅长。但是，郭并非中共有意安排潜伏的情报人员。郭和后来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将领一样，是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脱党的。郭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前，眼见国民党太腐败，相信共产党政治清明，才又萌生“归队”思想，并很快与中共取得联系，进而被安排为中共提供情报。只是，战后初期郭还在军务署任职，1946年9月才进入国防部，任负责编制和训练的第五厅任副厅长，11月26日升任厅长。1947年3月免第五厅厅长职，接任负责作战的第三厅厅长职。但不及两个月即被调任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在此前后差不多一年多与中共失掉联络。因此，除了1947年3~5月间有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直接接触到作战计划以外，直到1948年7月7日，郭重新被任命为作战厅厅长一职之前，他并没有能够提供给中共多少特别有战场价值的情报。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战厅厅长之后，其情报的战场价值也仍旧有限。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一向重叠交叉，比较混乱。用杜聿明的说法就是，这时的整个战争都是由“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所谓‘官邸汇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因此，除了部队整体部署的大原则之外，国防部作战厅获批的计划与部署，往往并不会严格地落实到战场上去。何况，郭就任作战厅长后4个月，淮海战役，即徐蚌会战很快即告展开，杜聿明等已经开始对郭有所怀疑，不让郭知道自己的作战方案了。12月间，蒋亦不要郭再提供作战意见。如果照郭自己的感觉，实际上从这一年10月以后，他就已经开始受到监视，不得不小心翼翼，注意保护自己。淮海战役刚一结束，他就不得不辞掉作战厅长一职，于2月4日飞赴重庆，去担任七十二军军长了。从上述情况来看，郭在情报上如果起过一些作用的话，也不过是在淮海战役之前的三四个月里，主要是传递出来一些有关辽沈战役的情报。对于淮海战役，无论是从已知中共所得谍报情况，还是从郭当年日记的内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报价值不大。甚至，郭本人这时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很少真会站在中共的角度去设想一切。但即使是辽沈战役期间，由于卫立煌和郑洞国等屡屡抗命不遵，故国防部作战厅的计划亦形同具文，没有多大实际价值。而读郭在淮海战役期间的日记，可以看出郭仍在积极策划有效的进攻和解围计划。其多数难以实现，并非由于郭之计划对国民党不利，多是因为前线指挥官抗不遵行，郭对此亦十分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