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1978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纪念邓小平

有人提出，中国人还要纪念邓小平吗。

看以下一些内容，是中国人都应该纪念邓小平吧。

1978年2月17日，一位不懂世事的数学家在人民日报占据了两块整版，这就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还配发了一张陈景润的木刻像。接着，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坐上了主席台。

邓小平在主席台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崭新观点，而且为陈景润这样的“书呆子”摘掉了“白专”的帽子：“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在“文革”末期，邓小平听取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汇报时，就给予陈景润高度评价：“像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起！”陈景润的住房长期未能解决，邓小平得知后非常生气，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就地解决。高登榜亲临数学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当天，科学院就分给陈景润一套四室一厅院士房。

体制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乃至敌意，一时难以消除。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致辞在高层传阅时，汪东兴副主席说：“我看这个稿子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话，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回答：“一个字也不要改！”

“文革”时期，报纸对领袖的话都要改排黑体字以示尊崇。就是从全国科学大会起，邓小平吩咐：他的讲话里引述毛主席的话不要排黑体字。人民日报就此废弃了这种“神化”的版面手法。

1978年6月，汪东兴副主席对胡耀邦大张旗鼓地平反冤案看不下去了，出面敲打耀邦说：“有一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有什么权力修改毛主席的决定？”胡耀邦不为所动，在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针锋相对地宣称“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耀邦的这句话在党内未能传达，但人民日报把“两个不管”的精神塞进这一年11月15日“本报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决不能划一条杠杠：下级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可以纠正；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纠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党规国法。”

胡耀邦能够在前边冲锋陷阵，靠的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在后边支持。1978年掀起高潮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不仅为刘少奇、彭德怀、“61人叛徒集团”等党政军领导人洗冤，更有大量普普通通的党员和老百姓重见了天日：

——“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此外，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军政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一遍，这样做需要何等的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

曾被打成“右派”的诗人邵燕祥回望这个年代，无限感慨地说：“当时20岁以下的青少年，还有后来成长起来的又一代人，不会像亲历者和目击者那样，能够在‘平反’这两个字后面读到那么多的沧桑，那么多的血泪，那么多正义与邪恶、人道精神维护者与极左路线辩护者之间的较量!”

“文革”后期邓小平治理整顿受“四人帮”迫害的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说：这次中央全会提出加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主和法制，生命就会窒息，就会亡党亡国。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这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12月26日《人民日报》）

这一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对东北地方负责人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邓小平强调，要“走出去”，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这就是没有1992年“南方谈话”有名的“北方谈话”，小平动情地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1978年，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年度世界风云人物，封面标题是《邓小平，一个新的中国的梦想家》。推荐语：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

正如1978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豪迈地宣称：“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这年岁末《人民日报》感慨：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入，人民敢提意见了，有话敢说了，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要十分珍惜这种局面。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国家遭难，人民受苦。这样的历史不能重演了。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心思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