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毛公请客的厉害，所以‘蒋公请客’有了观众

因为毛公请客的厉害，所以‘蒋公请客’有了观众

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系统的代表，经过文革可以说是彻底崩溃。1949年以后，特别是经历了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随后不久到来的“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系统已经开始崩溃。作为知识分子没有了传统的精神价值追求，他们只能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了。

但是，众多的知识分子还是良心未泯，于心不甘，只要有机会就会喧嚣一番。

最近又有人翻出几年前一个‘蒋公请客’话剧在国内引发的争论。这个争论在网上又引起大家的关注。

争论的内容是，为什么这话剧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

好像有几个争论的焦点；戏中的知识分子反对蒋介石是真的吗。这话剧是讽刺现在的知识分子的唯唯诺诺吗。这话剧的潜台词是不是就是让人认识蒋介石的人品。

我们认为，这话剧有了观众，尤其是作为观众的知识分子对话剧的兴趣，是因为毛公对知识分子请客的厉害，所以‘蒋公请客’有了观众。

看看毛公对知识分子请客的厉害，比比蒋公的请客，时至今日，有些人是后悔莫及了。

看看真正的‘蒋公请客’。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 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 令离开大陆高级知识份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 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

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份机舱座位都被空闲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 “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 表示惋惜。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12位远走他国，而有近60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份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

据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蒋公请客’最有代表性的是蒋公在最危急时没有忘记一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1949年4月底，上海市区已经进入混乱，国民党在南京路公开枪毙在军队中策反的共产党人。这时的蒋介石隐居在黄浦江边的复兴岛上。

在这情况下，蒋介石亲自驱车20多公里，差不多是穿过整个上海到西区的武康路40弄4号，专门拜访一位医学院的校长，希望他能够离开上海，去台，去香港由他选择。

这位校长就是颜福庆。

在这关键时刻，颜福庆选择留下来，拒绝蒋介石的诚意，等待共产党的到来。

应该要说‘毛公请客’了。

在文革浩劫来临后，颜福庆却被扣上“卖国贼”“洋武训”的帽子，在耗尽半生心血、由他一手创建的校园里，84岁高龄的老人被拉去游斗，时不时受到唾沫侮辱和拳脚相加。

颜福庆多次遭受批斗，他头上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祖师爷”的超高纸帽，胸前挂上“我是混蛋”纸牌；颜福庆被迫左手拿一只破铁皮畚箕，右手执一短棒，在他创立起来的校园里边走边敲，口里还不断地喊叫：“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是医务界反动权威的祖师爷”、“我是牛鬼蛇神”等口号，紧跟在他后面的有七、八个教授，同样也是戴高帽、敲畚箕、喊骂着自己。颜福庆在批斗会上和游斗途中，不时受到拳打脚踢；有一次，有人把写大字报用的墨汁浇在他头上，顿时墨汁流淌淋到他身上，连鞋袜都是墨迹斑斑……

批斗结束，回到家中，儿孙们想找些话安慰他，他却摆摆手道：“不必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1968年后，颜福庆身体每况愈下，一天肺气肿复发，家人用藤椅将其抬到中山医院急诊室。

然而令人无比寒心的是，工宣队拒绝为颜福庆治疗，最后只开了药打发他离开。

家属要求给呼吸困难的老人吸点氧，遭到了院方的冰冷拒绝。

这时颜福庆叹了口气，对儿孙说：“我们回家吧…”话音未落，紧闭的双眼流下眼泪。

不久，他被赶出自己的住所，住进与上海医学院一墙之隔的小楼。

1970年11月29日上午，坐在家中的颜福庆也倒了下去。家里人问他说：“不舒服吗？”老人摇了摇头。“要不要去医院？”还是摇头。谁能想到，这个一生为中国医疗事业奔走的老人，在这个问题面前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再问，老人没有了反应，一代医界巨星，就此陨落…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宴请全国知识界知名人士，颜福庆坐在毛泽东左边。毛泽东进入宴会厅，刚落座就对颜福庆说，“30年前，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我就认识你了。”

“当时你是一个知名大学校长，我是一个无名小卒。”毛泽东笑道。

原来，那天是下着瓢泼大雨，颜福庆正在办公室，助手进来说：“有一位青年求见，他的妻子刚生下孩子就得了妇科病，希望能免费住院，他穷，没有钱。”

时任湘雅医学院院长、湘雅医院副院长的颜福庆说，“让他进来吧。”

一个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年轻男性走进来，诉说了事情经过，恳求医院能够免费让他妻子入住看病。

颜福庆当场同意免费住院。就这样，这个青年人的妻子马上住进了医院，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这个年青人就是毛泽东，他的妻子就是杨开慧。

中国人说‘知恩必报’。颜福庆的最后的结局，应该就是‘毛公请客’的结果了。

再看一些不接受‘蒋公请客’，而赴毛公宴会的知识分子的下场。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 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 已先他而去。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王荣璸，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蒐 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 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 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 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 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