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为什么能够搞出如此耸人听闻的‘一号专案’

1966年10月，上海文革抄家高潮已经过去，江青叫空四军的人对郑君里、赵丹、童芷芩、陈鲤庭、顾而已等，解放前搞电影的，与文艺界有关系的，还有搞文艺类报纸、杂志的人进行抄家。

对郑君里、赵丹、童芷芩、陈鲤庭、顾而已等这么多人进行抄家。目的就是要抄尽销毁还存在在社会上的所有有关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活动的照片和文字资料。

经过二个月的，采用恐怖手段的抄家，有关的人都是家里已经片纸不留。抄出的照片资料都送北京。江青亲自监督，烧毁这些东西。

江青应该放心和满足了吧。

事情却不是这样，到1967年1月，江青在上海掀起了更大的凤波。江青在上海搞起了‘一号专案’。

由于‘一号专案’的疯狂执行，几千人被迫害，近百人被关进上海的监牢，几十人是空军派专机将他们送进秦城监狱。

在‘一号专案’以前，‘专案’在上海还没有这会事。当时所谓斗争‘走资派’，成立的组织是‘批斗联络组’，并没有专门的可以任意关押人的组织。

由‘一号专案’开始，上海形成许多‘专案组’，市有‘专案组’，区有‘专案组’，企业、工厂有‘专案组’，群众组织起来造反也可以成立‘专案组’。

所有这些‘专案组’，只要向市里的‘专案办公室’登记，就是合法的‘专案组’了。‘专案组’对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行调查，可以对被调查的人进行‘隔离审查’，甚至送进监牢。

只要有人‘检举揭发’，不管事实或者证据，‘专案组’就会采取恐怖手段迫害被检举揭发的人。

 ‘专案组’能够最无法无天的对待被迫害的人，没有法律根据，没有事实证据就能够关人，押人进入监牢，理由就是‘防扩散’。

当年上海，在企业、工厂、学校的‘专案组’都行动起来，有人有江青的旧照片（过去上海马路上有买明星照片的摊头，有人买了留在家里了），有人议论过江青的（当年江青名叫兰平），这些人都是被批斗、隔离审查。被批被斗，被‘隔离审查’却不会公布理由，因为‘防扩散’。局外人都是看得莫名其妙。

江青搞‘一号专案’，就是不让老百姓知道她在上海的历史事实。

所谓‘有关知情’的人已经关起来，资料已经销毁，这些事已经都做了，那么‘一号专案’干什么呢。

原来江青想到经手办理这些案件的人了。

江青要‘一号专案’组主要针对二种人。

一是三十年代与江青有过接触，知道江青那时候所作所为的人，江青一定要让这些人在社会上消失，不是迫害至死，就是关进监牢。如赵丹、白杨等十八位文艺界人士，江青当年用过的保姆，还有在上海图书馆、藏书楼管理过资料的人都关进监牢。

二是上海公安系统曾经接触过江青的资料的领导和干部。

上海公安局，从局长、副局长、处长到一般干部，‘接触过的’几乎都被隔离审查。到1968年2月，江青更是变本加厉，将上海公安局的六个局级干部、九个处级干部、十个一般干部，还有二十个群众逮捕，由吴法宪派专机押到秦城监狱关押。

这些干部被逮捕的理由都是‘防扩散’。这‘防扩散’的真正内容是二方面。被逮捕的人也是二部分人。

一部分人是文革中，江青组织抄家，抄出江青的资料都集中到公安局，就是这些公安局的干部集中处理了江青的资料。这些人都接触了资料，江青认为，为了‘防扩散’就必须把这些人关起来。

搞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被江青专政了。

连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如‘上海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公安局造反派头头等人，都因为‘防扩散’被监督劳动。这些人卖力的为江青收集照片资料，照片资料他们都看过了，所以只有关起来监督劳动了。

另一部分人是江青算老账了。

这是1954年发生的‘匿名信把江青吓出一身冷汗’的事件，处理这案的上海有关公安干部。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从上海寄往杭州由浙江省委交际处转交给她的信，信封左下角印有“华东文委”的字样。她拆开信封，见信尾没有署名，显然这是一封匿名信。刚看了几行，江青就勃然大怒、坐立不安，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信中写道：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高岗、饶漱石等已被揭露出来。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经写了你的材料送中共中央组织部……信中还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种种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又知道她的行踪。江青据此推断，写信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他们的妻子。

公安部将这封匿名信列为“18号案件”。

中共中央华东局为此专门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市长陈毅出席。会议决定把这封匿名信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确定并征得中共中央同意：“18号案件”由公安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负责。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写的是“华东文委”，信又是从上海发出的，侦破会议决定把侦查重点放在30年代曾在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挂帅，负责案件的侦破工作，抓得很紧，专案组100多人每隔几天就开一次碰头会，柯庆施亲自听取汇报。

调查这案就牵连到许多过去与江青有关连的人，也搜到一些江青的照片资料。经办人当然看到了这些照片资料。

江青想到这些经办人了。‘一号专案’就要把这些人在社会上消失，因此这些公安局领导和干部就统统进了监牢。

这样荒唐的，震动中国，迫害这么多人的‘一号专案’，江青为什么能够无法无天，现在，原因是人尽皆知了。

 看看这些材料，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如何嚣张地迫害无辜的公安干警的；

（以下内容转载）

 “18号案件”的档案材料虽被全部销毁，但江青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参与办案人员还在，他们也了解内情，免不了被传播出去，必须把他们送进监狱才能解除后患。心地歹毒的江青遂向造反派组织造谣说：“上海市公安局整了我两大箱黑材料”，并将破案的过程，诬为“反革命黑调查”。张春桥随即配合，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声色俱厉地指责说：“上海市公安局为什么不追查这件事，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于是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头头马上行动起来，追查所谓“整江青黑材料事件”的“内幕”和幕后指使者。不久，造反派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报《关于查反党集团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颠倒黑白，将黄赤波和王鉴诬为“反党分子”，上挂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徐子荣在黑线上。经谢富治、张春桥等无限上纲——“他们把矛头指向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案件涉及面逐步扩大，上海市委副书记梁国斌也受到株连被关押。

1968年2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将所谓“反革命黑调查案”列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要案，由谢富治、吴法宪负责审查。2月22日，吴法宪到上海，将当年侦破“18号案件”的工作人员，包括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警卫处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用空军专机押解到北京，投入监狱；不久，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也受牵连入狱。这些人在狱中受尽凌辱与折磨，有的人在铁窗中度过了七八个年头，有的人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获释放。如不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恐怕有些人就要在监狱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18号案件”的档案材料虽被全部销毁，但江青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参与办案人员还在，他们也了解内情，免不了被传播出去，必须把他们送进监狱才能解除后患。心地歹毒的江青遂向造反派组织造谣说：“上海市公安局整了我两大箱黑材料”，并将破案的过程，诬为“反革命黑调查”。张春桥随即配合，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声色俱厉地指责说：“上海市公安局为什么不追查这件事，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于是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头头马上行动起来，追查所谓“整江青黑材料事件”的“内幕”和幕后指使者。不久，造反派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报《关于查反党集团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颠倒黑白，将黄赤波和王鉴诬为“反党分子”，上挂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徐子荣在黑线上。经谢富治、张春桥等无限上纲——“他们把矛头指向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案件涉及面逐步扩大，上海市委副书记梁国斌也受到株连被关押。

1968年2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将所谓“反革命黑调查案”列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要案，由谢富治、吴法宪负责审查。2月22日，吴法宪到上海，将当年侦破“18号案件”的工作人员，包括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警卫处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用空军专机押解到北京，投入监狱；不久，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也受牵连入狱。这些人在狱中受尽凌辱与折磨，有的人在铁窗中度过了七八个年头，有的人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获释放。如不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恐怕有些人就要在监狱中度过自己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