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四大公司”老板的发展眼光

老上海“四大公司”的老板对上海的看法是英雄所见略同。

翻开“四大公司”的历史，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虽然“四大公司”各自为战，但单就发家史而言，彼此之间竟然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先施公司老板马应彪、永安公司创办者郭泉、郭乐兄弟、新新公司创始人之一李敏周及大新公司控股人蔡昌都来自地处珠江出海口的香山县（今广东中山）。他们早年远赴澳洲打拼，以经营果栏（即水果批发店）或杂货店起家，随后又都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回国二次创业。尽管先施、永安、大新公司均在香港和广州取得斐然业绩，但马应彪等人仍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瞄准“殷商巨贾咸集”的上海，选择在当时申城地价最高的南京路落地生根，这不能不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1914年盛夏的某日，马应彪带着几名助手来到南京路。从西藏路到黄浦滩，马应彪把整条南京路来回兜了个遍。其实，在此前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已经两度遣人来沪考察市场环境。但是，从商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确定店址还须眼见为实。一圈逛下来，他发现南京路靠近外滩一侧分布着外商开设的福利、惠罗等大型百货公司，而过了河南路再往西行，在南京路上一字排开的全部是华商店铺。虽在数量上占优，但中国商人大多墨守“独占一味”的陈规，商铺空间局促，货品种类单一，顾客少有挑选商品的自由，因而国人的商店根本不可与洋商的百货公司同日而语。“非急设立大公司，殊不足与之抗衡”，此情此景更加坚定了马应彪落户南京路的决心。

南京路自东向西长逾3里，是那时上海最重要的干道，本地人惯以“大马路”称之，那么在这一偌大的商业街区内，哪里是设店的最佳位置？马应彪边看边行，心里不住地盘算。

当行至南京路浙江路口，马应彪停下脚步。他左顾右盼，思索了片刻，然后抬手朝西面指去，自信地说道：“嗯，就是这儿吧”。助手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放眼望去，发现在那路口的一东一西分别设有两家茶楼。东面的那家名曰“日升楼”，因地处南京路、浙江路和湖北路的交叉口，地形颇似五龙相汇，故又名“五龙日升楼”。与日升楼隔路相对的是一家叫做“易安居”的茶馆。马看中的正是易安居所在的地皮。对于马应彪的这一决定，他的手下面面相觑，觉得有点不太靠谱。马应彪似乎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笑着解释，虽说此处的市面不及外滩那头繁盛，但根据先前的调查，地价却便宜不少；再者，从此地乘坐电车还可通达北火车站，今后足以保证华界的客流源源不断。

马应彪果然是颇具大将风范，行事雷厉风行，他很快从该地产所有人英商德雷士手中以每年白银3万两的价格租定那块地，并招股200万元，筹建上海先施公司。3年后，一幢7层高的古典式巴洛克风格大楼拔地而起，以“创始不二价，统办全球货”为经营方针的先施公司从此就在这里安营扎寨。所谓“不二价”即是指商品明码标价，谢绝顾客讨价还价。马应彪早在1900年于香港创设先施公司之际，就对当地市场上肆意开价、随意砍价的乱象深恶痛绝，遂立下了这条店规，以昭示诚信经商的决心。先施的英文名称“Sincere”，意即诚挚、不掺假。此后，“四大公司”中的其他三家亦严守“不二价”的经营原则。

上海先施公司的东亚旅社是华人开办的第一家豪华旅社，在这里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时任《广东群报》主编的陈公博，1921年7月到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因顺便偕新娘来上海旅行结婚，没有与代表们同住，而借宿于东亚旅社。7月23日，陈公博住房的隔壁发生枪杀事件，被他记入私人日记，后来人们就是根据陈公博日记和《申报》记录，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的准确日期为7月23日。（陈公博参加“一大”期间擅自离沪去杭州，次年脱党，后来投靠汪精卫成为汉奸）。

1937年先施公司遭到了一场空前浩劫。8月23日下午一时许，日军获得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等人在这天午饭后，将在东亚旅社召开军事会议的情报，悍然派出飞机在闹市区的先施公司上空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在大楼东南角的马路上爆炸。炸死路上行人250人，伤残570人，大楼二、三层楼面及东南角大门被炸毁，附近10余家商铺也遭到严重破坏。

先施公司

作为上海首家华人自建的综合性百货商店，先施公司可谓一炮走红，文章开篇所述就是先施开业当日的盛景。先施公司的出现如图一枚扔入湖中的石子，在死水微澜般的上海商界激起阵阵涟漪。

就在先施公司确定登陆南京路的第二年，即1915年，郭泉、郭乐兄弟也在“大马路”上铺开了自家的发展蓝图。与马应彪不谋而合，他们同样相中了南京路浙江路附近的地块。可究竟是开在南京路北侧、和先施比肩而立，还是设于南边，跟先施来个“门当户对”呢？据说，兄弟俩为此一直举棋不定，后来还是郭乐想出了取豆数人的点子。

一日，郭氏弟兄雇来两名伙计分别站在南京路接近浙江路的南北两端。此二人各背两只布袋，一只鼓鼓囊囊地装满豆子，另一个则是空瘪的。只要身边有一位路人经过，他们就往空口袋里掷入一颗豆子。白天的南京路熙来攘往，而这两个身背布袋、手里还一刻不停地摆弄着豆子的年轻人却总在原地转悠，不少行人向其投去异样的目光。旁人哪里知晓郭泉、郭乐此刻正坐在路边的日升楼茶馆里监督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呢。经过连续数天的反复测算，郭氏兄弟发现南京路南侧的人流多于北边。两人立刻拍板：永安公司就造在先施公司的马路对面。永安（Wing On）一词是沿用了郭家在澳洲经营的果栏之名，寓意“永保安宁”。敲定店址后，郭泉、郭乐悬着心终于放下，他们期冀永安能在纷乱的商战中安安稳稳地推进业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理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却残酷无情。永安公司意欲租用的恰好是犹太富商哈同的资产。哈同乃旧上海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大亨，几乎半条南京路都是他名下的产业。哈同在1916年将地皮租给了郭氏兄弟，其条件苛刻之极：年租5万两白银，30租期满后须将地皮连同永安大楼一并归还。为不至于失去永安，1930年郭家又在永安东侧修建19层高的永安新楼，预备作为未来的新永安使用，两楼之间还造起了别致的空中走廊，即今天的七重天宾馆和华侨商店。1945年，郭琳爽（郭氏家族第二代接班人）与哈同养子乔治·哈同谈判成功，以112.5万元购回了永安，而整整30年郭家也向哈同付出了高达150万两白银的租金！最后，郭琳爽说“我们永安跟哈同家族宾主30年，到今天算是功德圆满！”

虽然永安公司大楼的建设一度因资金问题出现延误，但事实证明，郭泉、郭乐的确是有远见的。1918年8月20日，距离永安公司开张尚余半月，郭氏兄弟便在《申报》上连续刊登广告，一时间“永安公司即将开幕”的消息成为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头号新闻。让永安方面始料未及的是，9月5日开业后，公司原本准备销售两个月的货品在20天内即告售罄，当时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永安公司

至于新新和大新公司，它们进驻南京路的时间稍迟一些，付出的租地成本自然更高。新新公司的“房东”依然是哈同，其租用的面积虽仅为永安公司的6成，哈同却开出年租金8万两的天价。尽管创业之路充满艰险，新新、大新公司仍然昂首阔步开进“大马路”。“沪滨乃中国口岸通商之中枢、环球货品转输之孔道……南北菁华荟萃于此，诚我中国一最盛繁华之商埠也。”或许郭乐的这番话能够诠释“四大公司”为何冲破重重阻力进军大上海的主要动因吧。

“康克令小姐”

提及美国产金笔，众人想到的无外乎是派克（Parker）、犀飞利（Sheaffer）之类的大品牌。但上世纪30年代申城最畅销的金笔却是由永安公司独家代理的康克令（Canklin）牌。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别瞧这康克令金笔名不见经传，但用“火爆”二字来形容当年永安公司底楼康克令专柜的销售场景则毫不为过。若问此中缘由，全赖“康克令小姐”的功劳。

时髦的烫发，合体的旗袍，外加一枚精致的胸针，当年的女营业员大都如此打扮

事实上，聘用女营业员并非永安公司首创，先施公司才是第一个“吃螃蟹者”。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数，女子理当在家相夫教子，不可在外抛头露面，待字闺中者更应深居简出。然而，马应彪对此不以为然，并提出招聘女营业员的想法。可是，招募启事贴出去一月有余，竟无人上门应聘。就在马应彪正想“打退堂鼓”之时，他的妻子霍庆棠主动请缨担任化妆品部的售货员。霍的两个小姑也挺身而出，跟嫂子一同立柜台。这下，先施公司“三个女人同台站”的新闻不啻为一个炸雷震动申城。好奇者接连前去围观，守旧者则斥之为伤风败俗，先施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谙熟经商之道的马应彪随之调整策略。起先，他让夫人等隔三差五地出现在柜面，慢慢再改为一两天上次班。通过循序渐进的办法，市民逐步适应了这一新潮的售货方式。加上，霍庆棠仪态端庄、口齿伶俐，深得顾客青睐。曾经横遭非议的女营业员竟成了先施公司的活广告。

当然，女店员吸引的主要还是男顾客，而逛百货公司的更多是女性消费者。所以，永安公司化妆品部的售货员多为英俊潇洒的小生，他们也与“康克令小姐”一样，有着大批拥趸。

如果要问“四大公司”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不断创新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条。在“四大公司”里，新新、大新进入上海市场的年份大大晚于先施和永安，但前两者努力求新求变，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有意思的是，新新（Sun Sun）与大新（The Sun）的名字里都包含“新”字。依照新新公司总经理李敏周之子李承基的说法，新新之命名，语出《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意谓日日都有新的进步，日日都有新的成就；而在蔡昌的眼中，大新蕴含“大展新猷”的深意。

新新公司于1926年1月23日开业当日就使出了全新的招数：免费赠送香烟。没想到，开门仅仅两个小时，闻讯而来的市民就把新新公司挤得满满当当，经理刘锡基不得不下令采取每隔10分钟放行一批顾客的限制措施。这还不过是新新公司小试牛刀，利用广播电台进行商业推广方是新新祭出的“杀手锏”。

新新公司

新新公司在开业之初也模仿先施、永安公司的套路，在屋顶花园开设新新游乐场，但刘锡基总认为此一做法缺乏新意。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他忽然眼前一亮，“用电台来做广告宣传不是蛮好嘛？”的确，无线广播对于192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还是一桩彻头彻尾的新鲜事。1923年1月，也就是新新公司开张前3年，中国境内第一家无线电台----《大陆报》暨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俗称“奥斯邦电台”）才在上海开播。更何况，此后上海虽接连出现的数家电台均为外资背景，华商在这一领域还完全是空白。

刘锡基曾经听过外商电台的广播，其内容除去新闻、音乐等节目外，商业广告占到相当比例。“既然洋人可以自办电台，为啥我们不行？”刘锡基马上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开办电台少不了广播发射机，他原计划从美国进口一台。恰巧，曾在旧金山学过无线电技术的新新公司技师邝赞在得知此事后，自告奋勇承担了设计和制造电台设备的任务。

1927年3月18日，从新新公司6楼传出了悦耳的乐声，上海的广播听众首次收听到呼号为XGX（后改为XLHA）的新新广播电台的节目。亦许连刘锡基自己也未曾料到，新新电台刚刚诞生就一举创造了两项第一：上海第一家由华人创办的广播电台、中国第一座民营电台。

新新电台每日广播6小时，大半节目用以推介本公司货品和商业促销活动。电台推销的首宗商品是新新公司自行装配的109式矿石收音机。考虑到听众的口味，新新电台还时常转播新新游乐场里的各种演出，包括京剧、申曲、苏滩、滑稽戏等。王晓籁、袁履登等政商界名流以及众多名演员、名票友也是电台的常客。新新公司的生意因此获益良多。但随着沪上同类电台越开越多，市民对新新电台的新鲜感亦逐渐消退。见此状况，聪明的刘锡基又计上心头。

众所周知，广播的特点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刘锡基则反其道而行之，把新新电台的播音室改建为全透明的，四周用玻璃隔断，播音设备也全部从美国引进。如此一来，原先看似神秘的播音过程便可一览无余，话筒边播音者的“庐山真面目”亦能看得清清楚楚。随即，去新新公司看“玻璃电台”成了风靡一时的时尚新宠，新新公司的营业额也藉此步步攀升。

大新公司是“四大公司”中创立时间最晚的一家，它又有何妙策招徕顾客呢？答案很简单：一部美国进口的奥的斯自动扶梯。那玩意在今人看来早已司空见惯，但搁在那个年月可是稀罕之物。曾于大新公司开张前夕前往试乘的《申报》记者就做出如下结论：“的确叫人感觉便利、新奇。预料开幕的一天，一定有很多的人好奇的去试乘。”果不其然，在1936年1月10日大新公司首度开门迎客的当天，广大市民扶老携幼兴冲冲地赶来，有的甚至是全家出动。大伙不为别的，就是冲着上海第一部自动扶梯而去，谁人不想尝尝鲜呢？由于人如潮涌，公司方面只得临时买起门票，4角钱可以上下乘坐一回，乘完电梯后，凭票在商场里购物还能现场抵扣。这部奥的斯扶梯每小时可供4000人上下，以一天营业12个小时计算，开幕那天估计有4.8万人来到大新公司。自动扶梯无形之中成了最好的广告，大新公司由此名声大振，生意兴隆。

 

大新公司

1936年，大新公司的上海第一台自动扶梯

在如今繁荣景象更盛当年的南京路上，“四大公司”的巍巍高楼依旧矗立，而这四家中国近代百货业先驱的辉煌已成往事，这不禁令人感慨“逝者如斯夫”。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