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以高明的手段脱胎换骨进入金融界

杜月笙以高明的手段脱胎换骨进入金融界

到现在，中国的金融界往往还是与地方各种各样的势力结合在一起。

 进入金融界的各种各样地方势力的人物都是以黑恶势力进入金融界的吗。

 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一些事实说明，地方黑势力到一定的时候，为了要改变自己的面貌，往往要进入金融界，但是并不是靠黑恶势力进入金融界。

因为，中国金融界都是有强硬的背景，这些地方黑势力人物绝不会傻到用黑恶势力对付有背景的金融界。

从杜月笙在上海进入金融界的过程，可以看到杜月笙是怎样‘脱胎换骨’成为金融界头面人物。

1920年代起，上海帮会开始向合法行业发展。这是帮会应对外部生存环境和时势变化的“识时务者”的举动。由于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从事烟赌娼等行业，他们力图通过经营、投资正当行业谋取经济利益、拓展势力空间，尽管有时不免存在“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在其他人涉足酒楼、浴室等传统行业的时候，杜月笙首先选择了银行业并闯出了一番天地。这既是时势的逼迫，也反映了杜月笙的机智与敏锐。1920年代末期，杜月笙在法租界已拥有强大势力，但1931年法国撤换了驻沪总领事和警务处总监，并开始整顿租界烟赌糜烂现象。杜月笙被免去华董一职，并被要求撤走法租界的赌场与鸦片馆。此事给杜月笙较大打击，尽管他以后仍然有能耐在华界获取烟赌的暴利，但他强烈认识到“旧行业”的不稳，租界当局的纵容和庇护并不是“保险箱”，“转行”的意愿更加坚定。1931至1932年国民党出现统治危机。蒋介石在内外交迫中被迫宣布下野，随后的孙科政府也仅维持了一个月即倒台，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使杜月笙感到有必要加强同相对稳固的地方政治势力的联络。此时，上海银行业处于迅速发展阶段，银行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因此，跻身银行界，与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银行家建立密切联系尤显重要。

杜月笙比其他帮会头面人物站得高、看得远，正如有学者说“帮会成员进入合法行业，不自杜月笙始，但在杜月笙手中逐渐发达起来，并走向顶峰期。”涉足银行业、与银行家建立密切联系是杜月笙走向顶峰的极为关键的一步。从杜月笙个人角度来看，他与上海银行家之间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变化：

1.互不干涉

早年的杜月笙，从十六铺的小混混努力向上爬，走的是黑道路线。银行家几乎个个吸了洋墨水回国，以发展国内银行为己任，走的是正当的商业路线。两者泾渭分明。

身份、地位的不同使银行家一方面对杜月笙等帮会人物多敬鬼神而远之，另一方面在骨子里还鄙视他们。银行界巨头钱新之早年对“大亨”不屑一顾，曾说“我们做银行业务的人，跟外间的接触甚多，但是对于这些势力圈中的人，老实说，既不能臭味相投，也不愿引以为友，更何况折节下交！”银行界另一巨头陈光甫对帮会势力，原来也是抱适当敷衍的态度。因此，除了通过帮会势力与个别银行家有少数接触外，在杜月笙涉足银行界之前，他与银行家之间处于互不干涉的状态。

2.主动结交

1929年，杜月笙创办了中汇银行，这是杜月笙“生平第一次规规矩矩办的事业”，是他迈向银行界的起点。此时的杜月笙已经是堂而皇之的中汇银行董事长，为他深入银行家阵营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平台。为了经营事业和人际关系，杜月笙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作息习惯，当时给杜装烟的郁咏馥回忆说：“杜在开中汇银行以前，每天起身很迟，烟瘾也很大。中汇银行开设后，他在社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每天总在上午九时前起身，鸦片也不多抽了。”在杜月笙的主动结交下，他与银行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934年中汇大厦落成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将50万两白银存入中汇银行，让杜月笙白用一年，利息分文不取。1936年与江浙银行合并是中汇银行发展中的大事，银行内部承认“本行自合并后实力较厚，规模粗具，又得各大银行之联络，彼此声气相通互有存款往来，信誉既上，发展可期”。当时银行界的知名人物如钱新之、唐寿民、陈光甫、吴启鼎、周文瑞、吴蕴斋等都成为中汇的董事，经理之职由徐懋堂担任。由此可见杜月笙已与一批银行家打得火热。在此过程中，中汇银行的桥梁作用不可小看，杜月笙高明的交际手段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杜月笙扮演了为金融界免除黑恶势力麻烦的人物

尽管银行家不愿意与帮会扯上关系，但残酷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他们。随着声誉日隆和钱袋鼓起，银行家成为上海滩绑架勒索的重要对象。1928年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突遭绑架，后由亲友集资赎回。1929年，上海的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同张啸林因租用静安寺土地发生矛盾，张啸林派人持枪绑架朱成章，开枪将朱击成重伤，并勒索了巨额赎金，朱被放回后终因伤重不治身死。陈光甫对帮会势力原来抱适当敷衍的态度。但有一次，有个帮会集团从济南上海银行仓库里偷了2000余担棉花运沪，集团的头子向他的帮会师父张仁奎报告。由于张的协助，上海银行收回了这批被窃的棉花。因为这件事，陈光甫和张仁奎换了帖子，成为异姓兄弟。出于生命财产安全及自身利益的考虑，银行家纷纷投拜帮会头目。如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上海银行分行经理徐尔康，投入张仁奎门下。中南银行的胡笔江、金城银行吴蕴斋、大陆银行张慰如等一干人，投拜樊宝瑜。杜月笙的辈分虽不及张仁奎、樊宝瑜，但至1930年代杜月笙的实力已相当强大，所以论实力以他为首，银行家更乐意与他“称兄道弟”。

3.成为领袖

1930年代中期是杜月笙生涯中的辉煌时期，这时他俨然成为“金融家”，侧身于资产阶级行列，并成为其中的“领袖”人物。当时有五大团体作为上海资产阶级对政府建议或对外陈说的代表机构，重要性、权威性以市商会为首，地方协会次之，银行工会、钱业公会、航业公会次之。试看杜月笙在这五大团体中的职衔：1934年荣任地方协会会长，1935年成为上海银行公会理事，1936年由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升至常务理事。尽管在商会中任常务监察或常务理事，但其权势显然超过了他的职位。因为市商会的领导成员中，许多人是唯杜马首是瞻的，会长王晓籁拿杜的“津贴”，总干事、执行委员、商务主任骆清华及王先青等人更是杜月笙的弟子。

上海银行公会在银行界的地位不言而喻，1935年10月杜月笙担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标志着杜月笙成为与陈光甫、钱新之、胡梅庵等一样举足轻重的银行界领袖。至三十年代末，杜月笙担任了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汇银行董事长、浦东银行董事长、国信银行董事长、亚东银行董事长。杜月笙在银行界已牢牢扎根，再凭借他当时的权势背景，可以说在银行界他比其他的领袖更有话语权。

杜月笙从最初与上海银行家互不干涉到后来成功跻身银行界，这也是上海银行家对杜月笙从不愿结交到最终承认并接纳的过程。双方关系的变化反映了他们在面对上海滩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所作出的姿态，但不能否认互惠互利是双方关系发生转变的本质。杜月笙的举动使帮会在上海的活动公开化、合法化甚至绅士化，而杜月笙在其中也获利颇丰，“后来进入工商企业，并做商会会董、工业总会理事长，平步青云，都由交纳这辈自命为金融领袖所致”，杜月笙在谋取利益、扩张势力的同时获得了自己一直想改变的身份、地位。他在1936年曾说：“我原来是强盗扮的书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现在是曲蟮修成了龙，在社会上有些地位了。”银行家结交了杜月笙这个海上“霸主”，就等于有了一顶保护伞，有了一座靠山。抗战前夕，徐寄庼因为通易公司投机失败而倒闭遭到存户们的追债。徐积蓄不多，无法偿还债务，因而十分窘困。后来经杜月笙调解才得到解决。周作民在抗战胜利后曾遭戴笠手下关押，亲友、行员即电告张群和杜月笙，两人随即给戴笠打电话，戴说不知此事，令手下释放了周。银行家生命财产安全和利益的追逐，都离不开杜月笙的保护和支持。

杜月笙结交银行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曲线迂回

大约在1930年，杜月笙交给他的两位智囊人物——杨志雄、杨管北一个任务：每天中午时到上海银行公会附设餐厅。为什么要到银行公会附设餐厅呢？原来这里是银行巨子、金融业者碰头联络、商量事情、交换情报和结交朋友的场所。了解银行界信息尤其是结交银行家成为两杨的核心任务。这样连续两年多，二杨几乎和所有的银行巨子、金融领袖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2.一箭双雕

绰号“多子王”的王晓籁与杜月笙有老交情，但真正共事是从开发鱼市场起。1933年，政府筹办鱼市场，王晓籁任筹办主任后为总经理。但麻烦、纠纷增多，渔民不肯合作，王无可奈何，请杜出马。其实杜月笙对鱼市场觊觎已久。杜投资入股，任董事长，仍请王任总经理。后来经杜大力支持，王登上市商会会长的宝座，对杜感激涕零。杜王二亨从此成了搭档。别人问为什么鼎立帮助王晓籁，杜月笙说：“他做，等于我做。”杜对王的帮助使王对杜言听计从。另外，杜还有另一层心思。商界闻人王晓籁交游范围都是资本家、银行家、工商界高阶层人士，杜月笙深知自己先天的缺憾，便利用王晓籁，作为获登彼岸的桥梁。

3.投桃报李

1930年，杜月笙心腹苏嘉善临死前托杜把他的儿子送到上海银行去工作，杜听罢，当时就感到为难，若是其他银行，立即就能拍胸脯打包票。上海银行任用人员，一律招考，从不卖面子、讲交情，这在上海滩是出了名的。这时的杜月笙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素无联系。面对将死的老友，杜踌躇半响方才勉强答应。杜托人找陈，谁知陈光甫爽快答应。对于陈光甫的爽快，杜月笙心里有数。1931年9月上海银行发生挤兑风潮中，杜月笙施展自己的能量，给予陈光甫一定帮助。一次生，两次熟，杜月笙与陈光甫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4.顺水推舟

1934年底，胡笔江任董事长的中南银行因民生纱厂欠两百万元债务不还准备接收该纱厂。杜月笙、张啸林在民生纱厂各有股本五万元，纱厂创办人徐采丞在这上面动脑筋，噱动张啸林找人投资从而达到让民生纱厂继续维持下去的目的。后来杜月笙从中稍做“活动”，中南银行退还杜、张两人的股本外顺利接收民生纱厂。自然，胡笔江与杜月笙之间有了一笔交情。

5.化解纠纷

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私人斥资所开的国华银行存有1932年十九路军“一·二八”抗战期间收到的各界巨额捐款。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参加了反蒋“福建事变”，国华因此遭到上海银行界一些人的攻击。为此甚至专门在某次“群众集会”上，通过了没收国华资本，勒令停业整顿的所谓“民众决议”。唐寿民慌了手脚，急挽钱新之向杜月笙通融。经过杜月笙的疏通，将对国华不利的“民众决议”中的关键条款在见报前的最后一刻从版面上抽掉，围绕国华银行的风波很快平息了下来。

凭借雄厚实力、利用各种手段，杜月笙成功结交了一批银行家。杜月笙高超的交际和处事手段也显露无疑。曾是杜月笙合作伙伴、后来留在大陆的范绍增回忆道：“别人有事要找他帮忙，只要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他总是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常常向我谈什么要从远处着眼，不要只看眼前，所以等到他要去利用别人时，也往往能够顺手。他善于揣摩别人心意，能根据不同类型性格的人，运用不同的手法去对待，使一些人和他见面后，总爱与他交往。”应该说高超的交际手段是杜月笙“朋友遍天下”的重要原因。另外，从下面这个例子中还可以发现杜月笙为人所不知的交友方式：川盐银行上海分行开张，杜月笙、顾嘉棠等人一同去道贺，在汽车上杜月笙喘病大发，几乎连气都回不过来，他稍许好转一点后，仍坚持前往。到达目的地，川盐银行董事长刘航琛知道后没有让他下车便请他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