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点历史资料了解什么是右派

看一点历史资料了解什么是右派

中共明确反右是扩大化了。

中国现在肯定有五个右派，反右斗争是扩大到五十多万。

五十多万人统统遭殃。

最后人是平反了，但是有些人是尸骨无归了。

有些老年知识分子说到反右斗争还是毛骨悚然，反右斗争过去六十多年，当年的惊心动魄的心态可以说是保持到现在。

可是，中国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是知之甚少。

五个右派中的第一号人物是章伯钧。让我们看看这个第一号大右派的一些资料，可以对反右斗争增加点认识。年轻人可以知道什么是右派。

章伯钧的第二个女儿章诒和说：

1957年毛泽东既然确立了反右，也就同时确立了反右目标。于是中央统战部出面召开座谈会，让目标“入围”。于是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电话催促章伯钧，一定要出席座谈会，给中共提批评意见。章伯钧再三推托，声明自己的观点意见平时都讲过了。“平时讲的不算数， 一定要在会上讲。”——看来，非去不可了。1957年5月21日下午，腹泻不止的章伯钧坐在“吉姆”车内，心里还不知一会儿该说些啥？想来想去，想出个“设计院”，还有些即兴内容：

●今天，我谈个人意见。近20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待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以上这篇刊于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的发言，最终成了章伯钧划右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罪状的第一条是主张政治设计院；罪状的最后一条是反对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条是主张“轮流坐庄”。

章伯钧早年就读于柏林大学哲学系，对于德文版的《资本论》颇有心得。1923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国后参与北伐、南昌起义，1927年底，脱离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章伯钧同沈钧儒等人转移至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和与中共的合作，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主席。1957年反右之时，他被划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至今尚未平反。

章伯钧交游甚广，往来皆是名望之士。章诒和自小便得耳濡目染，虽不明就里，但也印象深刻。

 “1948年在香港，马来的燕窝大王曾送给父亲两大口袋燕窝。回国后我爸忙，我妈也忙，谁都顾不上吃，一直搁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几十年后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里如是写道。

1948年，国民党渐落下风。章伯钧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章伯钧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举家迁至北京，住在东吉祥胡同10号–在这里，章诒和从少不经事，直至卷入大时代洪流，见证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沉浮。

章伯钧算是建国功臣，回国后受到重任，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

一家人住在大四合院中，中央配给别克小汽车、警卫、保姆、厨师。进门是阔大的庭院，迎面是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八盆腊梅在正房前廊一字排开，枝干遒桀、纵横有致，足以入画–送花者是梅兰芳。

由于章伯钧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得以保留：早餐必定是牛奶面包黄油，西餐亦是家常便饭，下午一道西式红茶配甜点。

章伯钧夫妇为人慷慨大度，酷爱文雅之事。章伯钧生平大量收集字画古玩，闲时或翻阅古籍，或看原版黑格尔。到1966年，他所藏字画达七千件，古籍20万卷，另有非常丰富的近代史资料和外文书。足够开个陈列馆了。

除了诗书文墨，章伯钧还爱花。几十年后，章诒和在文章里写：“父亲喜花草树木，庭院里养的花木数也数不清，说四季有花香，是一点不为过的。在北方，植物的越冬是个大问题。为此，父亲在西跨院修了个花房，把娇嫩的花木集中到这里。”

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写得一手漂亮书法，周恩来有所耳闻，曾点名她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字设计。章伯钧时常在家开会待客，史良、沈钧儒、储安平、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以及柳亚子、齐白石、梅兰芳、马连良等人均是座上客。

章伯钧夫妇并非奢侈之人，但注重待客之道。每次招待贵客，用餐配以清代官窑瓷器，茶点精细，而章诒和照例是不能上席的。她只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在这个屏障背后，她看到了史良的风情之美，储安平俊秀的侧面，罗隆基的风度翩翩，这些知识分子或优雅高贵，或狷介风流，穿透玻璃隔扇的缝隙，投射在她的心墙之上。

当时章伯钧夫妇的收入不低，但为人大方，时常接济朋友亲戚，而自身所用节俭，生平最大花销，无非两样：收藏字画古玩，以及招待朋友同僚。

章诒和述说了1957年反右开始后的章伯钧：

这一年章诒和15岁，在北师大附属女中念初三。读过不少诗书，见过不少名士，对于人情冷暖、时局善恶也开始略有感触。

章伯钧自建国后一直担任《光明日报》社社长。起初满胸抱负，冀望将《光明日报》办成民主党派监督性质的报纸，后因政局所致，无法大施拳脚，日渐疏懒下来。

整风运动和“鸣放”开始后，章伯钧一潭死水又被吹起，拉来九三学社的储安平，齐力对《光明日报》进行整版改革，发表了一系列轰动效应的社论，甚至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此时时局已悄然转变，由整风变为反右，储安平迎面撞枪，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此文一出，举国哗然。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应声落马，成为当时的头号大右派。

章伯钧夫妇被撤职，行政降级，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一家人生活尚无忧虑。

但人情冷暖已尽然显现。树倒猢狲散，昔日高朋满座，此时早已避而不见。

章伯钧无事可做，内心苦闷，终于一天突发奇想，立意要章诒和学习文墨书画。正是这一决定，使得章诒和结识了真正的前朝遗贵，张伯驹夫妇。章诒和师从张伯驹夫人潘素，学习国画。章家与张家至此结为淡如水而又浓于血的君子之交。

张伯驹闲云野鹤式的名士做派，潘素面慈心善的待人接物，成为章诒和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而不久之后，康有为之女康同璧，不避时局，主动结识章伯钧，也使得康章两家结成长达数十年的善缘。

章诒和原本立志于考入北大历史系，由于出身问题，只能考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文学系，因为在日记中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遭人发现，得罪了江青，1963年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艺术室工作。

文革开始后，昔日的右派遭到批斗、抄家。章伯钧一家被抄得只剩下脚底的地板和头顶上的天花板。之后，红卫兵仍频繁上门。

 “……我家经过无数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类……看见我们的手腕上还有表。于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亲送给母亲的’摩凡陀’、送给姐姐的’劳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欧米茄’。他们走后，母亲发现晚饭后放在桌上的一块冰糖，也被红卫兵’洗’了……”

为了保护女儿，章伯钧夫妇决定委托康同璧收留章诒和。康同璧及女儿罗仪凤欣然应允。

在康家，章诒和见识到真正的贵族生活和贵族品格，以及在大时代之下，这一群人的抵抗、坚守和挣扎。

这些记忆在章诒和的心中一生不灭。

被批斗的知识分子惨死屡见不鲜，自杀也已经司空见惯。张伯驹夫妇也遭到批斗，储安平留下遗书，下落不明。而在康同璧的坚持和安排之下，章伯钧在康家与被批斗至重伤的挚友章乃器见了人生中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