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平在纽约摆地摊卖“古董”及他的后事

讲起上海的工人造反队，都会提到潘国平。

当年造反队的总司令潘国平后来在纽约摆地摊，卖“古董”.

转载一篇老文章，看看潘国平在纽约做点什么生意：

說起潘國平，他在紐約我和他有过一段比較密切的交往。他為人熱情，能说会道，交遊廣闊，最主要的是我們有共同的愛好—收藏古董。

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紐約法拉盛東溢豐酒樓一個記者會上，我作為記者前往採訪。會議結束後，潘国平主動趨前和我握手致意，說：「哈！原来妳就是曾慧燕，我差點把妳當成來捐款的『愛國華僑』了，妳的外形和穿着打扮都很像『富婆』嘛。」真是“美丽的误会”！

1998年，孔祥熙与宋霭玲长女孔令儀在长岛蝗虫谷的豪宅转售给纽约一家地产商，内有一些据称是宋美龄、蒋介石用过的文物用品和家具。该地产商委托康州颇具规模的拍卖行Braswell Galleries, 于1999年1月30日举行一场专拍，以宋美龄为卖点。

我驾车前往採访，同行的有名报人陆鏗和崔蓉芝，陸铿的目标是競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画像，在那裡碰到了潘国平，我才知他也喜欢古董收藏。

那次大家都各有斩获，陆鏗如願拍得林森画像，潘国平买了一张桌子，我也凑热闹投得一张法国路易十六式风格的茶几和几样小物件，其中包括宋美龄用过的首饰盒。

潘国平移居纽约那几年，朋友关照他在自己开的一家公司工作，地点就在曼哈顿六大道夾26街的古董跳蚤市場附近，近水樓台先得月。他每個周末都提前出門，直奔古董跳蚤市場淘寶，然後轉手賣給别人獲利。他知我喜歡收藏，也賣过一些東西給我。後來有次我陪香港來的朋友去逛古董市場，無意中碰到他，才發現他的「秘密」，但我看破沒有說破。

潘国平有段时间搬去华盛顿附近的巴尔的摩，他说住家附近有一个非常大的跳蚤市场，他每次去逛都有斩获，积攒了不少“宝贝”。

大约2003年初，他喜孜孜告訴我，已经在25街的古董大楼租了一個店面，叫我有空去看看。有天我去了，店名是他請王己千先生題字（忘了叫什麼軒了），他並指著那張在康州拍賣得来的桌子，很得意說這是宋美齡用過的桌子，有「名人效應」，最好賣給大陸土豪，作為炫耀資本。

我曾問過他什麼時候開始對古董感興趣的？他說由來已久，早在文革「破四舊、立四新」期間，看到那些「國寶」遭到紅卫兵大肆破壞，覺得十分可惜。

他說，當時，他利用上海市文革委員會副主任的職權，保護過一批被打為「牛鬼蛇神」的藝文界人士，包括名画家劉海粟等，他們非常感激他，其中一位喜歡收藏的「反動學術權威」，送了八個珍藏多年的大清乾隆年款官窯粉彩瓷碗给他。

嘩！收藏至今可值錢了！

他顿足搥胸地說，文革結束后，他因在上海人民广场以大会执行主席身份，參加1967年1月6日夺权大会，被判刑八年，进了提篮桥监狱。出狱后，才发现他的妻子譚元元（後离异。芭蕾舞演员，曾在京剧《白毛女》中饰演主角）不识宝，把官窑瓷器当寻常饭碗，已经打破了六个，余下两个也磕磕碰碰的冲口了。

他说他的第一桶金，来自他第一次刑满释放后，在城隍庙地摊逛旧货市场淘宝，以80元人民幣買了價值數萬元的日本錢幣，但不久又被以投机倒把名義第二次判刑六年，直至1992年出狱。

1996年潘國平來美不久，突然心肌梗塞，險些送命，幸搶救及時，做了心臟支架。他大贊美國人道主義，自己沒有医療保險，這麼大的一筆手術費（好像说15萬美元），居然分文不收。

潘國平告說，他在詩人白夢帮助下，曾捡过一次大漏。

白夢有段时间居住华府，认识一位教会牧师，牧师过世后，其太太对白梦说，牧师曾在中国传道，购藏了一批中国名家書畫，约60幅左右，現在牧師過世，她又不懂欣賞，托白夢帮忙物色買家。

白夢認識的朋友中，只有潘国平是做古董生意，潘國平見獵心喜，迫不及待當天即冒雪開車，帶上白夢趕去牧師娘家。一看老太太展示的畫作，眼睛都亮了，全是大名家，包括徐悲鴻、張大千、齊白石、黄宾虹及程十髪等，雙方討價還價，談成一幅五百元至一千元不等，但當時潘國平手上一下子湊不到這麼多錢，只好買了30幅；还剩一半，他叫老太太保存好，回头再来买。

潘国平打的如意算盘是：他先售出手上的30幅画，然后用这笔钱再去买另外那30幅畫。

他說，那次他和白夢是冒著風雪去的，再漏夜趕回紐約，因雪越下越大，他们不小心連人帶車沖到高速公路邊一個雪坑裡，幸虧人沒受傷。

人算不如天算。待潘國平數月后重返華府找牧師娘買另外那批畫時，已人去樓空，有人說老太太把房子賣掉入住養老院了，但無人知道具體去向，他們連她的名字都弄不清楚，無從打聽。

潘國平悔不當初，他說早知道就設法籌足夠款項，把這批畫全部買下來，如今過了這個村沒這個店，痛失「發財」機會。

后來世界日報一位來自台灣的編輯，托我介紹他的台灣商人朋友購藏名家書畫，我便想到潘國平手上那批畫，居中牽線，潘國平以1万5000美元，賣了一幅齊白石的畫給台灣藏家，按行規中介可拿百分之十佣金，亦即1500元，但我說从不賺朋友的錢，因为我是新闻记者，有自己的正职。潘國平很高興，說要送我一把顧景舟的紫砂茶壺补偿，后來还多次提起，最终沒了下文（我倒不是在乎他的紫砂壺，而是重視朋友之間的言出必行，我對人處事均是一諾千金）。

順便提個插曲。大约2001年，我带我的妯娌金涛去长岛大颈豪宅看Tag Sale（搬家拍卖），看到最后一家快到下午4点（一般都是4点结束）关门时间了，东西已卖得七七八八。我一眼瞥见角落还有个大清乾隆年制的景泰蓝掐丝珐琅多穆壶，标价150元，居然没人要，Tag sale 公司的女老板问我要不要？主动减至35元，我想屋主知道要心疼死了，但一般这种Sale都是屋主不在现场，Tag sale公司为了赚佣金，有时往往不管东西的实际价值就“贱卖”。

我叫金涛买下来，她嫌没用，叫我也不要买，我觉得不买实在太可惜了，就掏钱买了。

沒想到我家老爷从北京回来后，看这多穆壶不顺眼，嫌它“占空间”，每次回来看到都“骂骂咧咧”的，有次甚至扬言“把它扔到垃圾桶”。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潘国平开店後，希望我提供一些收藏品给他充实货源，我收藏只是爱好，从来没想到“做生意”，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便叫他来家里挑。

他看到这个多穆壶，我老老实实告诉他是35元买的，他叫我135元让他，我当然知道其价值不止于此，但当时觉得既然老爷不喜欢，就不必留在家中令他看不顺眼，也无所谓赚不赚钱，反正彼此是朋友，“肥水不流外人田”，就让他拿走了，之后我也忘记了这件事。

2004年3月下旬，纽约亚洲艺术周开锣，我去纽约军械库采访古董展，当我逛到丘安妮（Annie Yau Gallery）的古董展摊位时，发现我的旧藏多穆壶竟然在她的摊位上出现（因那条繫在壶身上的铁链特别，我一眼就认出是我的舊藏），标价18000美元，当时真是“眼都大了”！其父丘小君老师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工工整整写了一大段此物出自宫廷的考证。

我当时和丘氏父女还不大熟悉，行规一般不能随便打探货物来源，但我实在太纳闷和好奇了，便问他们是否从潘国平手中收来的？他们说不是，我不好再追问。

事後我和潘国平提及，他一听丘氏父女买1万8000美元，並考证的确出自乾隆年间，且是宫廷之物，一副後悔莫及的模样。原來，他以为是民国仿乾隆，只赚了几百元，卖给麻州一个老美古董商了。

潘國平在紐約法拉盛居住時，有一位同居女友，待人接物和外型都不错，其子大約10岁，活脫脫長得像一個小潘國平，並且叫他“爸爸”，最初我以为他们是亲生父子，但潘国平否认，说他们有缘，並提及此子顽皮淘气，经常令其母头疼，只有他才能“治他”。.....

他曾跟我說過他的退休計劃，他說泰國的房產非常便宜，他有九兄弟姊妹，手足情深，打算買一所大房子，屆时让全家人都到泰国抱团养老。

後来他离开纽约到泰国後，那时还沒有微信，我们便没有再联系。

这是上海“工总司”的人物之一的丁德法寫的一篇詳述潘國平生命最後時刻的悲慘情況；

       我与潘国平是在上世纪1965年相识的，那时我与他都是“上海沪东工人文化宫”艺术团成员。我们都好学上进，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在东宫相聚一起。那时的潘国平很活跃，兴趣爱好广泛，欢喜摄影拍照，擅长曲艺与声乐，对唱歌、说唱、评弹组、沪剧越剧都感兴趣。潘国平善于与人交往，对人热情朋友很多。

1966年8月份四清运动刚刚结束，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沪东工人文化宫也投入到“文革”中去，艺术团领导号召我们投入运动，我们便响应号召，目标对准艺术团的领导。现在回想，我们当时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宁左勿右”，无限上纲，革命的调门越高越好，实际并无实质性的问题。我们以大字报相互声援，我写了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潘国平用美术笔写了一张支持我的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字体当时很引人注目。

后来我与潘国平“杀向社会”，认识了北京红卫兵，与他们串联，批判本单位四清运动中的遗留问题。1966年11月6日下午，我与潘国平等17个单位的工人造反派，发起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被选为“工总司”筹备组负责人，潘国平被选为成立大会的执行主席。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再以后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安亭事件”。

在“安亭事件”中，工人们与张春桥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迫使张春桥签订了“五条决议”，以后又作为上海市委文件下发到基层工厂。潘国平在整个谈判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确保了参加“安亭事件”的广大工人群众安全回厂，免受打击迫害。

在“工总司”的早期建设发展中，潘国平和王洪文都是主要负责人。潘国平表达能力强，对外联络也多，成功处理过许多事情。

    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凭着他在保卫科的一套手段，在静安区工人文化宫(乌鲁木齐北路445号)，搞了场“宫廷政变”，抓了“工总司”的常委范佐栋，调了卢湾区几百人包围了会场。潘国平事先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他想去上厕所，也被拦住。他在会上提出这是谁调的人？连我潘国平也不能随意走动，有人跟踪我，这是怎么回事？这时王洪文才说出是他调动的人马。范佐栋就这样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来潘国平也受到排挤。王洪文当过兵，当过工人，所以被看中。其实潘国平也同样当过兵、做过工人。但潘国平缺乏共产党员身份；而且那时潘国平太年轻，仅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所以不被看中。加上潘国平自身也有不注意的地方，自然是被王洪文排挤掉。为此，潘国平曾一度被离开工总司，回厂参加劳动。

 1974年为贺龙养子贺兴桐部长，护送甘肃省人大副主任陈振国红六军团的老红军回江西永新，路经上海，潘国平为他们安排车辆住宿，跑前跑后，很是尽心。

文革结束后，潘国平被判刑。对他的判决书是这样说的：潘国平“因参加1967年的一月六日夺权大会，在人民广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被判8年徒刑。此后，我曾拿着潘国平家的户口本，顶着他的兄弟名义，去提篮桥监狱探望潘国平。潘国平进监狱后，我曾为他代为保管他的一套家具15年。后来潘国平刑满释放，但不久又以“投机倒把”罪名被判六年徒刑，1992年获释。在获他释前有关方面曾发函寻找我，因我在广东的居住不定，所以没有见到他们，他们就把我的老师谢景安教授请去建国西路谈话。我估计是要我专门“联系”潘国平。

   1996年上海人都知道潘国平去了美国，大家说他不会回来了。

潘国平去美国后，这样那样的消息传来，我也不知真假。近几年间，我曾听几次听说潘国平回来了，但始终只是听说，没见到他人面。我心里是希望潘国平能真的回来，毕竟美国只是他乡，他年纪也渐渐大了，还是叶落归根回来为好。

     直到这次2013年春节，我突然接到远在美国的潘国平前妻、原芭蕾舞演员谭元元来电，告诉我潘国平在上海，身体很不好，要我想方设法找到潘国平，我这才知道潘国平已回国。我通过已退休的上海芭蕾舞团团长朱国良，终于找到了潘国平。屈指算来，我们已经17年没见面了。那天我走进潘国平的家里，只见他面色蜡黄，瘦得形消骨立，头发胡子很长，全都白了，凭我的直觉，潘国平的病得不轻。他只能坐着，不能站立，我估计是心脑系统梗阻，幸好有钟点工为他打扫做饭。平时，他多是吃粥，就点肉松当菜。有时钟点工不在，无人搀扶，大小便就拉在地上；或者将用过的纸尿布就扔在地上，没人收拾。他整天躺着，表情沮丧。

       我将为他买的三盒盒饭，放在他冰箱里。看他病得这样，我倍感凄凉，心里很难受，临走时，我留了500元在他枕边，叫他收下，他苦笑着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看见人民币了。

      在我和潘国平见面之前，是朱国良经常去照顾潘国平的。后来我才知道，去年朱国良为潘国平垫付医药费一万二千元，钟点工的费用也是朱国良给的。但朱国良还要上班，正好我母亲家离潘国平家很近，走走只有五分钟，我经常去母亲家，所以朱国良很希望我来帮忙。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经常去看潘国平。我为他针灸推拿，帮助他练习走路，还请了一位抗美援越的老战士李炳华为潘国平理发修面。朱国良给了我一把房门钥匙，随时可以去潘国平那里帮忙，有时潘国平一个紧急电话，我就立即赶过去。他身体很不好，非常虚弱，我们也无法多谈。我原想叫一些老朋友去看他，但他不愿见人，所以，原来“工总司”的人，只有我去过他家。一次潘国平对我说：“现在政策好了，所以我回来了”。他还告诉我：他回国已三年半，两次中风。还有一次，我给他带去一本叶昌明1967年的工作笔记（复旦大学整理出版）；还带去一份《世纪》杂志，上面有一篇红鸥回忆“安亭事件”的文章，里面提到潘国平。我拿给潘国平看，但他不要看，说自己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让我统统拿回去。他的精神已经很虚弱了。

       我感到他的病需要请有经验的西医，我请来原市卫生局的主要负责人、二医大陈金祥教授为他看病，陈金祥教授与潘国平也是有47年交情的老朋友，是潘国平要我请的专家。潘国平15年前在美国做过心脏搭过桥手术，14万美金医疗费是美国的福利，自己不需出钱。搭桥保险期是10年，15年已经过了期限。所以陈金祥教授建议，马上到瑞金医院或者中山医院做心脏血管造型术检查，以决定是否要重新搭桥或者装支架。他说：现在我还可以帮你住进医院，他要潘国平立即决定。但潘国平似有难言之隐，究竟是什么，他没有对我们具体说。过了两个星期，陈金祥教授又赶来看潘国平，这时潘国平的脸色泛黄了，陈金祥教授立即判断：肝复水！他感叹：晚了，肝复水是不能做造型的.

      我每星期去探望潘国平两次，有次我看到潘国平的心情还可以，就告诉他，他女儿玮玮从美国来电话，关心父亲的病情。我还告诉他玮玮来电时说的话：“我就一个爸爸，这么优秀，如果不行了，我怎么办? ”潘国平听到此话，马上兴奋地“喔”了一声说：“她现在想到我了！”我说，你就一个女儿，怎么不叫人惦念？我于是赶快发邮件给在美国的玮玮，要她直接打电话给潘国平。女儿电话打来问候，谭元元也在电话中鼓励潘国平：“要有信心战胜疾病”，潘国平听了非常高兴，情绪好多了。谭元元还再来电话给我，要我到超市买好的食品给潘国平送去。

      4月1日下午朱国良来电话，说潘国平昏迷了。我立即赶到潘国平住处。这是潘国平第三次中风，躺在床上，看到我来了，想讲话讲不出。枕边放着近万元钱。朱国良有事没在，他第二天赶来新华医院。我马上打电话找潘国平的妹妹，却怎么也没有人接。潘国平兄妹九个，我只有他最小的妹妹潘满珍的电话，而且还是座机。找不到家属，我只好打电话给谢鹏飞、原外交部一秘彭克和李逊。他们立即赶来。他们马上叫来120救护车，将潘国平直送附近的新华医院。正巧，此时黄金海家属出车祸，也送新华医院急诊。听到潘国平的消息，他也赶过来了。几瓶药水输液下去，潘国平神智清似乎有点清醒，他对着身边的彭克，嘴唇动了一下，冲出一句话“彭克！”顿时让我们感到潘国平有好转了。医生站在急诊室门口大声呼唤：“潘国平的家属在哪里？”急诊室周围的人听见，就有好几个人过来问：潘国平？是不是“工总司”的潘国平？上海滩60岁的人一般都知道潘国平。

        找不到潘国平的妹妹，就没有家属签字，没有家属签字，医生就不能抢救。潘国平前妻的妹妹和妹夫赶来，代签了字，但他们仍不能算是家属。医生建议，可以打电话报110，这样医院就可以作为无主的昏迷病人抢救。谢鹏飞打了110，不一会，管这事的人来了。他一听说是潘国平，也立即就问，是不是文革中的那个潘国平。

第二天，我们找到了潘国平的妹妹，原来昨天她赴苏州扫墓去了。有了家属签字担保，潘国平被由急诊室转到重症监察室，继续抢救。

在以后十多天的日日夜夜里，许多老朋友都在为他祈祷，祈盼潘国平能再一次挺过来。为潘国平治疗抢救的大夫是吴医生，去年潘国平第二次中风，担负45天抢救的正是他，我们感到一些欣慰，因为他了解潘国平的病史，更因为他那时将潘国平抢救了回来，这次也会抢救回来的。潘国平的老朋友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王腓利、张宝林、杨宝才，朱国良等，听说潘国平病危，都赶来医院探望，他们都40多年没见小潘了，如今总算都在医院见上小潘最后一面。但潘国平好像总是昏迷不醒，已经不能回答他们了。不过当戴立清在他耳边叫着他的名字时，他眼里淌出了眼泪。潘国平的家属，包括大哥潘铁铮也都赶赴上海。

潘国平的病情日趋加重。4月18日潘国平在新华医院去世。

潘国平先后两次陷入囹圄达14年。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