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国藩与刘少奇，在中国要有怎样的为人修养

从曾国藩与刘少奇，在中国要有怎样的为人修养

善始善终，免蹈大戾的曾国藩

    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获得的最大权力。

    对此，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审时韬晦。

    后来，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计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分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4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清廷是一个潜在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性命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私底下，曾国荃有过对话对曾国藩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哥岂有意乎，两江总督是你，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罗炳常，江苏总督李鸿章，还有三个现任总督，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之人。大哥手里握着二十万湘军精兵，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成为一代帝王。大哥，舍你其谁啊！”

    曾国藩怎么回答呢？他说，人共患难的时候大多是朋友，同富贵的时候往往成了敌人。左宗棠一代枭雄，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能俯首称臣？我敢肯定，如若起事，第一个起兵讨伐的人就是左宗棠；我若一帆风顺，李鸿章永远是我的学生，如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现今，湘军已呈老态，谈不上什么精锐！一番话，说得曾国荃哑口无言。

    其实，曾国藩是深知为官之道的。他早有“急流勇退”之心。曾国藩常怀“临深履薄之惧”，自削兵权、自去利权、斩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

专门写修养的刘少奇有修养吗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修改党章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跃而为中央第二号人物。

    全国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局面下，刘少奇却开始与毛泽东争权夺利。

    1959年4月27日，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

    自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在具体的工作中，在对待具体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两人的观点慢慢地不一致了。

    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70年访问中国，与毛泽东长谈之后，写了一本《漫长的革命》的书。书中说：“1962年以前，刘少奇个人没有公开反对过毛。但是……1962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受到刘的批评。”

    毛泽东动员各级领导干部下放指导“四清”运动，效果并不明显，而刘少奇一指示却有许多人“跟着动”，毛泽东对此是很有想法的。

    1964年11月底，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就曾气冲冲地指着刘少奇说：“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刘少奇回答说：“我搞不来。”

    毛泽东又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

    毛泽东的话说得很重，也很难听，既将了刘少奇，又敲了邓小平，可见毛泽东与刘、邓已有了较深的隔阂。

    正是毛泽东退居二线之时，发生了庐山会议、三年困难这一连串的事变，他自感威信受到了减损，而且越来越感到自己被冷落、被架空。尤其是当他认定1962年上半年的政策是“右倾”、“动摇”，“是压我的”以后，产生了对第一线尤其对刘少奇的不满。

    1964年12月，毛泽东来到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对话，使分歧公开了。这次公开冲突成了毛刘分歧的转折点。争论的焦点是社教运动的重点应当指向哪里。

    毛泽东主张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这一次没有附和毛的话。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他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

    196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乘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带有工作性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

    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泽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12月28日，毛泽东又来到会场。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系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毛泽东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毛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终于下决定，清除刘少奇，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接着说：“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刘少奇自己的悲惨下场，并且带累全国多多少少干部群众。

    对比曾国藩的善始善终，免蹈大戾，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实在是可悲。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