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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宣统皇帝的皇妃最后成为清洁工的老婆
44岁妇女傅玉芳，临死对清洁工丈夫说：我叫文绣，曾是大清的皇妃。
1953年9月，北京西城辟才胡同口一间破旧狭小的房屋中，人们正在操持着一场白事，故去的是这家年仅44岁的一个清洁工的老婆。名字叫傅玉芳。
这是一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葬礼，因夫妻俩平日里为人和善，这一天，街坊四邻都主动来帮忙。
除了惋惜傅玉芳年纪轻轻就因病早逝外，更是可惜她没能留下一儿半女，然而没有人想到，他们熟知的这位中年女子却有着惊人的身世。
想起妻子弥留之际对自己透露的秘密，丈夫刘振东显然还有些恍惚，那一句“我曾是大清的皇妃”，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也许很多人会问，1953年怎么还有大清的皇妃？其实傅玉芳说得没错，她的确是一位正儿八经的末代皇妃，她的本名叫额尔德特·文绣。
网络照片：文绣
1909年，文绣出生于北京一户满洲家庭，与人们想象中的贵族出身不同，文绣在一出生时，家中便已是穷困潦倒。
虽然她的祖父曾经官拜尚书，家有良田万顷，却经不住两代人的挥霍，在文绣出生时，除了一个名门望族的虚名外，家产已所剩无几。
在那个清廷没落的年代，虽是满清贵族，文绣一家完全得不到朝廷的救济，在父亲去世后，母亲只得为人做工，带着三个女儿艰难度日。
如果要说过去的贵族生活对这个家庭有什么帮助的话，只能说文绣的母亲还是很有见识的，尽管囊中羞涩，却依旧给了女儿们良好的教育。
文绣是一个非常争气的孩子，不仅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对时事的见解也常常语出惊人。
1921年，12岁的文绣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转折，因出身名门望族，她被前清廷醇亲王载沣选中，成为“大清国皇后”的候选人之一。
众所周知，清朝早在1912年就灭亡了。
然而由于民国政府与清廷签署了《清室优待条件》，作为“大清国皇帝”的溥仪依然可以在紫禁城中享受皇帝的生活。
这一年，溥仪已经15岁，按照皇室传统，转一年他就要与自己的皇后举行大婚，于是满清的遗老遗少开始着手为皇帝物色皇后的人选。
按照清廷“选秀女”的标准，主要是出于对德行和礼仪的考察，其次才是容貌，这也是今人普遍觉得晚清宫廷照片中的嫔妃不美的原因。
文绣虽然相貌不出众，但是品行和才学却是候选人中最好的，高挑的身材更加显得健康结实，因此她成了皇后的热门人选。
不仅如此，在新文化之风已在中华大地盛行之时，性格上保守沉稳的文绣，却更得溥仪的中意，尽管两人从未谋面。
本就对选后一事不太上心的溥仪，就此选定了文绣，然而，溥仪的决定却遭到了一众“皇太妃”的反对。
作为紫禁城中的“皇帝”，却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不能做主，可想而知，溥仪这个皇帝有多么憋屈。
“皇太妃们”之所以反对文绣，是因为她的家境实在太穷了，做为未来母仪天下的皇后，绝不能有这种穷酸气。
相较于文绣的穷苦出身，内务府大臣荣源之女郭布罗·婉容的家境却殷实富有，并且容貌上也比文绣更加清秀。
后经多次讨论，溥仪最终放弃了自己最初的决定，转而立婉容为“皇后”，而文绣则被封为“淑妃”。
1922年11月，文绣以“淑妃”的身份正式入宫，这一年，她还不满14岁，对于自己素未谋面的丈夫，文绣充满了期待。
也许会有很多声音说，嫁到一个被废黜的皇家有什么值得期待呢？其实对于文绣来说，做“皇后”还是“淑妃”并不重要。
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她关心的不是政治与身份，有的仅仅是对婚姻和丈夫的憧憬与幻想。
而文绣与丈夫的第一次见面，却并未如她想象般美好，按照皇家传统，溥仪先与“淑妃”成婚，转天再与“皇后”行大礼。
在与溥仪行礼过程中，文绣惊讶地发现，溥仪全程都板着个脸，似乎对自己并不满意。
礼成后，溥仪并未与自己同房，仅对她说了一句“早点歇息吧”，便自行回到了养心殿。
溥仪的态度令文绣备受打击，默默地伤心了一夜，其实溥仪对文绣的冷淡并非出于不称心意，在转天与婉容的大礼上，溥仪亦是如出一辙。
溥仪之所以对自己的两个妻子如此冷淡，也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他没有能力与妻子行“周公之礼”。
少年时的溥仪为人还是比较谦和，许是出于对两个妻子的愧疚，溥仪总是闲来便到文绣和婉容的寝宫坐一坐。
虽同为溥仪的妻子，但文绣和婉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文绣是典型的传统女子，贤良淑德，举止端庄，礼制上不矜不盈，讲究分寸。
而婉容因家境优越，自小就接受西式教育，开朗飒爽，活泼好动，沉迷于各种“洋玩意儿”，甚至将自己的寝宫改造成了西式风格。
对于溥仪来说，两个妻子大相径庭的性格恰恰满足了自己对伴侣的两种渴望，文绣在诗词歌赋上的造诣对年轻的溥仪很有吸引力。
二人经常在长春宫吟诗作对，听说文绣喜欢听戏，溥仪便花大价钱为她买来留声机；听说文绣喜欢刺绣，溥仪又买来最好的丝绸针线给她。
夫妻间的恩爱一度令人钦羡，溥仪甚至亲笔写下李白的《白头吟》送与文绣：“宁同万死碎绮翼，不忍云间两分张”，夫妻感情可见一斑。
相较于温婉贤淑的文绣，婉容则是溥仪生活中一味新奇的“药丸”，每当溥仪心情烦闷时，婉容总是能找到一个“新鲜玩意儿”逗他开心。
同自己的这位西式皇后一样，溥仪也对西洋生活充满了兴致，每每有人拿来“洋玩意儿”，溥仪总是第一时间拿到婉容的住处一起把玩。
自从婉容入主储秀宫后，这里就变成了紫禁城中的一处奇葩景致，各种西式的物件琳琅满目，俨然是这皇城中的“另外一个世界”。
婉容喜欢打网球，溥仪便专门在皇宫里改造了一个网球场，又花高价买来自行车与婉容一起骑行在偌大的紫禁城。
甚至在婉容的提议下，溥仪还在养心殿安装了一部电话，对于雕栏玉砌的紫禁城来说，这些不可谓不是奇技淫巧之物。
自古后宫多争斗，哪怕只有两个女子，也不得消停，毕竟爱情是自私的，尤其在思想开放的民国，两女共侍一夫，定会产生诸多矛盾。
自小崇尚西方文化的婉容，随着对丈夫感情的逐渐加深，也对溥仪与文绣的恩爱感到不满，每次见到文绣，总免不了冷嘲热讽一番。
在婉容看来，论家境、容貌、眼界，文绣显然都不及自己，况且论地位，自己是“皇后”，怎甘心与一个“妃子”平分秋色。
都说会撒娇的女人有人宠，婉容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在这场“实力”的较量中，婉容渐渐占据了上风。
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溥仪对于西式文化和生活的追求也渐渐代替了旧时的诗词歌赋，后宫的天平逐渐倒向了婉容一边。
后来，溥仪便很少再去长春宫，独守空房的文绣只得以读书、刺绣打发时间，好在长春宫藏书颇多，倒也乐得自在。
不得不说，文绣是一个聪慧的女人，面对前途未卜的宫廷生活，和无休无止的后宫争斗，能够独善其身也莫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看着紫禁城中的皇帝还在，清廷的遗老遗少又蠢蠢欲动起来，他们不甘心就这样失去往日的荣光和地位。
在一众封建余孽的怂恿下，溥仪也渐渐有了“复辟”的想法，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溥仪的复辟计划传到了西北军阀冯玉祥的耳中。
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逼迫内阁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将溥仪等满清遗众赶出了紫禁城。
在遣散了多余的下人后，溥仪的“小朝廷”被幽禁在其生父醇亲王府内，从“大清国皇帝”一夜之间变成了“庶民”，溥仪倍感失落。
虽然冯玉祥同意溥仪带走了紫禁城中的大量金银珠宝，一众人等的生活水平并未下降，但溥仪对于“平民”的身份始终耿耿于怀。
诚然，一个人从低处走向高处可以很快被接受，但反之却并非易事，作为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帝，溥仪的“复辟”之心始终不死。
然而，被溥仪唾弃的“平民”身份，却令文绣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平民”意味着不再有皇帝、皇后、皇妃的等级身份，现在他们是平等的。
正当文绣准备为丈夫规划未来的生活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回京赶走了冯玉祥，在被幽禁了20天后，溥仪又恢复了自由。
虽然溥仪仍不能回到紫禁城中，但少了这个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人，他的“复辟阴谋”又燃起了希望。
人生就是这样无常，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乱世中安分守己不失为一个明哲保身的计策，但无休止的欲望却总是将人们带入深渊。
在满清遗老郑孝胥的蛊惑下，溥仪找到了可以帮助他复辟帝业的“靠山”，那就是日本人。
其实，溥仪并非对日本人有多少好感，但彼时愿意“帮助”他的，只有日本人这一股势力，溥仪更是将其看做救命稻草一般。
与只管安然享乐的婉容不同，文绣听闻后，坚决地劝阻溥仪接触日本人，在文绣看来，溥仪的做法是引狼入室，此后必将成为日本的傀儡。
文绣的一番劝诫再次证明了她的聪慧，作为曾经深居宫廷之中的皇妃，能有如此见地，着实令人佩服。
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文绣的先见之明而改变方向，彼时溥仪“复辟”的欲望如走火入魔般强烈。
在多次劝谏未果后，恼羞成怒的溥仪竟将文绣狠狠地打了一顿，从此将她打入“冷宫”。
1925年，溥仪与日本人达成协议，全家老小悄悄离开北京，迁居到天津的日本租界内，筹谋复辟的良机。
作为彼时国内最为“洋化”的城市，天津给了婉容乐不思蜀的环境。
来到天津后，婉容一改旧时女子的装束，换上了时尚的旗袍，高跟鞋，甚至还烫了头发，过着纸醉金迷的摩登生活。
她每天和溥仪出双入对，一起吃西餐、一起跳舞、一起打网球、一起到戏院看梅兰芳的演出，好不快活。
相较于风光无限的婉容，文绣在这个家庭中则像是一个遭人冷落的陌生人，尽管如此，她还是不停地劝说丈夫放弃“称帝”的妄想。
而每每换来的，不是一场辱骂就是一顿毒打，婉容更是伺机给溥仪吹枕边风，一再诋毁文绣，令本就没有家庭地位的她更加不受待见。
正所谓上行下效，满清的遗老遗少最擅长的就是见风使舵，家中的“宫女太监”见到“淑妃”这般受人冷落，对她的态度也越来越差。
在一次“皇帝”的朝拜仪式上，文绣愤然跑到一众满清遗老的面前，大声斥责：
“宣统帝早已退位，现在是中华民国，你们如此怂恿他卖国求荣，是想害死他不成！”
可以想象，文绣换来的又是一顿毒打，溥仪令人将这个“疯女人”关在房间里，此时文绣的生活用“暗无天日”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冷静下来的文绣渐渐明白，溥仪成为日本人的傀儡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依靠自己的能力，改变不了这场卖国求荣的闹剧。
与其被扣上汉奸的骂名，不如远离这是非之地，然而与“皇帝”脱离关系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于是，一场“淑妃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1931年，文绣的妹妹文珊来到静园陪伴姐姐，在溥仪看来，文珊的到来是个好事，并特意把文珊叫到身边说：
“多劝劝你姐姐，不要再让她做出有损皇家颜面之事，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
在“劝说”了姐姐许久后，文珊找到溥仪，希望他可以同意自己带着姐姐出去逛街散心，也许会令姐姐的心情好一些。
溥仪未做多想，便同意了文珊的请求，更是派了太监随行伺候，谁知，姐妹俩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汽车一路开到国民饭店，下车后，文绣将两个信封交给随行的太监，并对他说：“回去告诉你的皇上，我不会再回去了，我要和他离婚。”
原来，文珊早已安排好三位有名的律师在国民饭店等候，在与律师签署了一系列委托文件后，文绣姐妹便转移到文珊一个朋友的家中。
作为曾经的皇妃，愿意放弃荣华富贵，选择洁身自好，莫不是一个难得的决定，古往今来，这般出逃皇家的女子，文绣可以说是第一人。
当随行太监将事情的经过讲给溥仪时，溥仪气得脸色发青，撕开两个信封，是一封律师函，和一封文绣的亲笔信。
律师函中明确说明，律师已经受理了这桩离婚案，而文绣的信中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道：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离婚，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
溥仪在读过信后，气得直发抖，毕竟文绣的话，戳中了他的痛点，“事帝九年，未蒙一幸”，若传出去岂不令皇室颜面扫地。
平静下来的溥仪，立刻安排随从去国民饭店追人，但只见到了三位留守的律师，他们郑重其事地说：
“文绣女士让我们告诉诸位，这个婚她离定了，若不同意，咱们法庭上见。”
无奈之下，溥仪只得找人与律师谈判，只要她肯回来，不起诉，不离婚，一切都好说。
然而，文绣是一个何等聪明的女子，该坚持的事情她绝对不会犹豫。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怕什么就越是来什么。
转天，文绣离家出走的消息就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条，彼时正值女权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文绣的遭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
尤其是“事帝九年，未蒙一幸”，也令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末代皇帝不堪的秘密。
双方几经周旋，未达成协议，只得对簿公堂，最终法庭判定离婚生效，溥仪支付五万元作为文绣的生活补助，即日起二人脱离一切关系。
第二天，溥仪以皇帝的名义在各大报刊发表声明：“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训，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
直到此时此刻，溥仪还在做着皇帝的千秋大梦，不禁令人感到悲哀，然而这一切与文绣都不再有任何关系，夫妻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两周后，溥仪与婉容北上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文绣则回到北平，以“傅玉芳”之名，在一所小学任教，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来到东北后的婉容才理解了文绣所说的“傀儡”的含义，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溥仪与婉容二人毫无尊严可言。
后来婉容每日以吸食大烟麻痹度日，最终精神错乱，患病而死。
1947年，文绣经同事介绍，认识了国军军官刘振东，在经过半年的接触后，文绣与刘振东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转年，刘振东退伍经商，在北平开了一间货运车行，相较于帝王之家的万人瞩目，与刘振东平凡的婚姻，虽然清贫，但让文绣觉得踏实。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刘振东因曾经的国军身份遭到审查，但很快就被解除了管制，政府还为刘振东安排了一个清洁工的职务。
自此，文绣才算过上了真正脚踏实地的生活，可惜好景不长。
1953年，文绣突发重病，在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后，才将自己身世的秘密告诉丈夫：
“振东，对不起，我骗了你，其实，我不叫傅玉芳，我的真名叫额尔德特·文绣，曾是大清宣统皇帝的皇妃。”
丈夫听闻后，默默流下了眼泪，抱着文绣孱弱的身体说道：“不管你曾经是谁，现在你是我的爱人，永远都是。”
然而，他的爱人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终于将心中隐藏多年的秘密说了出来，从此了无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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